宋代行政法中的“例”、“法”关系——以封赠制度为例

封赠制度是中国古代官僚制度的一项重要内容,在两宋时期日趋完备.在制度发展的过程中,法规条文被应用于政治实践,随之衍生的“例”与“法”之间的关系就显得尤为突出.某些时候,二者呈现出互补的态势,形成良性互动,对更多问题提供更完备的解决方案;另一些时候,二者又会爆发冲突,“例”的过度使用会危及“法”的效力,“法”也会产生相应的拒斥反应.通过考察宋代封赠制度中“法”与“例”的冲突与互补,可以进而透视宋代行政法领域中的“法”、“例”关系,以往基于二元对立观点对“例”的单方面批评,忽视了“例”对于“法”的补充、辅助作用,有失客观.     

“依法治官” 的困境与对策研究——以治理“小官巨腐”现象为例

“小官巨腐”是百姓身边的腐败,主要集中在工程建设与拆迁领域,以山头主义与集体腐败方式居多,“能人腐败”是其突出问题.治理“小官巨腐”现象关键在于依法治官.依法治官存在的困境主要有选官管官的法律法规及政策体系不健全、“好官”的考核评价标准操作性不强、基层官员权力的约束机制欠缺、基层官员的监督不力、基层官员腐败成本过低等.走出依法治官困境主要靠法律与制度.要将“选官用官”权力关进法律和党规的笼子,必须完善“小官”选拔与晋升、基层群众参与“选官”等相关法律法规,要用民主监督制度、问责制度、预防腐败制度的笼子,从严管住管好“小官”手中的公权力,从源头和根本上预防、杜绝“小官巨腐”现象.     

“地方精英”视域下的宋代民间办学——以江右为例

宋代地方社会中的精英阶层,承袭了先秦以降之乡三老制,却在国家政权与普通民众之间发挥了更为重要的主导作用。宋代江右发达的经济、浓厚的文风以及勃兴的人才,给地方精英参与民间办学提供了良好的基础。虽然他们参与办学动机各异,但在借此实现自身价值及推动地域文化发展的同时,与地方社会产生了良好互动。     

“以诗为词”与“以词为诗”——论宋代田园诗词的破体现象

宋代田园诗词的创作都存在破体现象。北宋时期主要是词的破体,即把田园这一传统的诗歌题材引入词的创作领域,或化用诗歌的字句,或融其诗意,体式上也接近于齐言。苏轼完成了飞跃性的转变,其田园词在破体的基础上自有新创,语汇、句法和主题都对南宋田园诗产生重大影响。南宋时期,田园诗词的创作进入"以诗为词"和"以词为诗"的双向互动阶段,田园词诗化和田园诗词化的现象同时并存。辛弃疾的田园词继承了汉代以来诗歌的优良传统,博采众家之长;诗词兼善者的田园词往往不可避免地接近其诗的面目腔调。而南宋劝农类的田园诗则全盘接受苏轼词的影响,更为普泛的现象是田园诗沾染上了些许词的格调韵味。宋代田园诗词的破体是良性的。经过破体,诗词互相借镜,相资为用,都取得了不俗成就,共同推动了田园题材在宋代的新的繁兴。     

“德国人”怎样撰写“法国”思想史——以马克思、恩格斯对格律恩的批判为例

作为一个德国人,格律恩撰写了一部法国18世纪专题思想史。而当时,不仅他书中所涉及的人物、流派的著述俱在,而且用法语写作、梳理这段历史的书也已经出版。在这种情况下,他是从哪里选择、甄别和引用权威史料的?他又如何叙述和分析这些思想呢?他的书能超越法国学者的史识和见解吗?《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的第2卷详尽地对比了格律恩的《法兰西和比利时的社会运动》与卡贝的《伊加利亚旅行记》之间的关联与差异,说明格律恩式的写作是一个失败的案例。马克思、恩格斯的揭露和分析涉及历史解释学中一系列关键性问题,在跨时空、跨文化间的精神交流和思想史写作更为普遍和深入的当代,其价值愈益凸显,值得我们重视。     

略论宋代社会经济观念的变化在家训中的反映——以家训中的“俭”为例

宋代家训中的“俭”,在保留了以往家训中有关修身养性的道德说教同时,更增加了一些与日常经济生活密切相关的新内容。这是宋代社会商品经济发展之下人们价值观所做出的相应调整。     

“量出制入”与宋代地方财政困境——以宋代内藏财政为线索

宋代内藏财政的私财性质,使其在国家财政分配上突显出强储备的特征。宋代内藏财政收入的定额化模式,尽管并不直接造成地方财政压力,但其对计司财权的侵吞却间接地将财政压力转嫁给了地方;宋代内藏库显而易见的支借偿还模式,却透露出其潜在的收入理路,借此可以勾勒出内藏财政在国家财政分配上的某种优越性;宋代上供与封桩两种财赋收入途径,看似分税制下中央与地方两种财政的分级管理,实则透露出内藏财权被间接或直接地指向了地方财政。宋儒所虑的"量出制入"思想,发端于宋廷弥补内藏库亏空的表向,却折射出国家计司转嫁内藏财政压力给地方财政的口实。宋代内藏财政的强储备,一方面在应对国家财政急需时表现出显著的积极作用,另一方面却侵夺了地方财权,造成地方财政困境。     

差序格局社会中的法治困境——以国民政府监察院“打虎”为例

监察院是南京国民政府的最高监察机关,是法治的实施机关。本文以监察院弹劾权行使的情况和监察院打虎失败的案例,探讨国民党统治下的法治困境。从差序格局的社会生态出发,阐述其差序有别的私伦理、情大于法和关系原则与法治所蕴含的公共、理性、平等、公正精神的根本冲突,以及对监察院监察实践的影响:执法者因私废法,不打老虎,专打苍蝇;违法者因情违法、恃情违法,凭借关系逃脱法律惩戒,令监察院打虎不成。     

晚清官商关系透视——以李鸿章、唐廷枢与开平煤矿为例

在由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转变的近代化的进程中,能否正确处理官与商的关系,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近代化的方向和成败.本文以开平煤矿前后期的发展状况为透视点,揭示了官督商办经营管理体制的历史发展轨迹.     

论宋代的监司关系——以转运、提点刑狱和提举常平司为中心

宋代监司除转运、提刑、提举常平外,还有为数不少的杂职监司,他们对一路的职权进行分割,形成职权互相交叉的局面.在行使职权过程中,监司之间既分工、合作,又互相监督、牵制,构成宋代监司关系的主体.这种关系的形成主要受中央集权加强和社会经济变化两个因素的影响.     

论韩国诗话中的文体史料与文体批评——兼与以宋代诗话为核心的中国古代文体学进行比较

全面阅读辑录、分类评析韩国诗话中浩繁的文体史料,并与以宋代诗话为核心的中国古代文体学进行比较研究,一方面可以整体勾勒和深入了解韩国文论中的文体学思想体系概貌,另一方面也可以从中看到韩国诗话的文体文献学价值及中韩诗话文体学之间的影响关系与其“和而不同”的自身特色,这对韩国诗学批评和中国古代文体学研究来说都具有重要的文学史和批评史意义.     

儒家伦理中的公共精神困境与超越径路——以“差序格局”为视角的分析

公共精神的普遍缺失已然成为时下不争的客观事实。如何在纷繁复杂的表象中剥离出问题的真正动因成为当务之急。追根溯源,作为个体精神结构之一的儒家伦理就成为问题肇始的原始成因之一。"差序格局"概念因其对儒家伦理特有的理论解释力,成为当下探讨儒家伦理公共精神困境以及重建的有效借鉴资源。     

论宋代“文化重置”——以宋徽宗与皇权审美意识形态为例

“文化重置”是有宋一朝的特定文化战略,通过向中国文化之早期核心回归,宋代文化的核心定位和品格相较于汉、唐发生了跨越式的基础之变。“重置”是非历史的、非革命的和渗透性的重大文化突破,即通过回溯蓄力,为前行开辟道路。日本学者内藤湖南首揭著名的唐宋之变——中国于宋代进入了“近世”,这是历史向前发展的时间箭头。然而宋代却是一个上下同求复古的朝代,其经典诉求是回向“三代”,这是逆向的。近世前进之潮流与复古回溯之退却,构成了方向相反的文化引流与回归,如何化解冲突并推动文化改良,是“文化重置”命题给出的课题。通过观察宋徽宗所主导的皇权审美意识形态的三个例证,切近地了解在不可阻挡的近代化潮流下,宋代是如何通过复古这一看似倒退的文化政策以实现“文化重置”并再出发的。     

“官家”与宋代皇权的理性定位——以宋太祖朝为例

“官家”,是宋代皇帝最为流行的称谓。从“天子”到“皇帝”,再到“官家”,称谓的变化,反映出“君权神授”观念的某种微妙松动,包蕴着一些值得关注的时代信息。“官家”这一称谓在宋代的流行,事实上已多少把“官家”视为“职业分类”而与“农家”、“渔家”、“酒家”等等置于同一层面。正是在这样一种背景下,才有了宋太祖君臣关于“天下何物最大”的讨论,才有了天下“道理最大”,“不以天下奉一人”的朝野共识,从而明确了皇权应置于“道理”制约之下的理性定位。     

市场交易关系中的信息权力及其影响——以Z电子市场中的“转型交易”过程为例

信息范式下的经济学研究,强调信息对市场交易关系的重要影响,却无法解释信息发挥作用的社会性过程和机制。信息内在于交易关系中,并受到市场主体的选择性建构。由信息的认知分化形成的信息权力,是市场交易过程中一种隐蔽的"软权力"形式,它对"转型交易"过程中的购物决策、议价能力、交易退出以及维权行为的支配,分别是由说服、专家权威、操纵以及强制权威这些具体的社会关系性权力形式实现的。信息权力的实质是一种知识权力,而信息知识占有和认知的分化不仅导致了交易双方地位的不平等,也反映了社会领域的分化。     

公共领域中地方官僚、士绅与国家权力的关系——以清代和民国时期的甘肃为例

明清以来的甘肃,在其社会的发展演进过程中也出现了一些非公非私的公共事业的发展,且这些公共事业具有某种公共领域的性质和形态。在清代和民国时期甘肃公共领域的创建和发展过程中,地方官僚、士绅与国家权力三者都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可以说,此时期甘肃公共领域的发展是地方官僚、士绅与国家权力彼此合作、互相制约和共同推动的结果,它们三者之间呈现出一种非常复杂的权力博弈关系。     

旧城更新叙事的权力维度和理念维度——以上海“田子坊”为例

过去二十年,上海旧城改造最有名的项目之一是田子坊。田子坊做得有声有色,却非一帆风顺,它曾多次面临被拆迁的危机。田子坊求生存的斗争既是政府内部关乎开发主导的权力之争,更是城市更新的模式之争和城市发展的理念之争。田子坊实验的艰难,在于它是从政府内部对城市更新主导模式的认真质疑,及对更好兼顾城市文脉、创新产业、居民利益和社会公正的包容性改造新模式的真诚实践。田子坊可能成为孤独的成功者,但田子坊的经验和原则不应成为孤案,而应得到充分的肯定并在未来城市的更新中得以大力地推广。     

公众参与、社区治理与基层党政关系——以“铜陵模式”为例

铜陵模式在当前社区治理中具有示范意义。行政性和自治性问题是社区治理中的基本问题,公众参与社区治理就是要在互助自治的行为中使社区回归其守望相助的邻里属性,但在参与过程中会遇到被动参与、利益分歧、程序公正等问题。努力去化解这些问题,并在政党、政府和社会三者博弈中完善社区治理体系,是当前我们研究社区治理问题时应当把握的正确方向。     

基层社会治理中的社会权力研究——以北京市“接诉即办”为例

在基层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实践中,社会权力的作用和影响日渐重要。基层社会治理中的社会权力与党建引领、政府权力之间的良性互动形成的权力结构,彰显了多元化社会主体的权力与权利双重属性,北京市“接诉即办”工作模式为这种权力互动结构提供了制度性范本。“接诉即办”社会权力谱系中的“乡贤库”、物管会、镇街党建工作协调委员会、街巷长、“小巷管家”等社会治理机制创新,为研究社会权力参与基层社会治理提供了鲜活样本。社会权力的未来面向应当是制度优化、法治细化,从社会结构的最基础层面助力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并逐步发育成为我国基层社会治理的主要力量。     

遵守规则与中观——以“白马非马”和“物不迁”为例

佛教的中观之所以为我们该采取的态度,其语言层面的原因在于维特根斯坦在他的后期哲学中所表明的:语言没有先天本质意义,语言的意义是在历史实践中形成的.因而就一个概念的使用来说,每一种使用规则都平等可行,没有一种规则在理论上绝对比其他规则更理想或更正确.我们执著于某一命题实际上是不自觉地执著于通达此一命题的语法,即我们使用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