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史制作:明清徽州宗族祖先谱系的建构

明清时期,徽州宗族家史的核心就是自身的祖先谱系,它以符号化的祖先为支点,世系为联结,祖先"故事"为内容.具体的建构模式是先在狭小的范围内确定祖先身份,并刻画相应的"故事",之后又以"一姓同源"的原则制作出自身的世系,最终形成属于自身的谱系.这些祖先谱系是宗族在徽州社会情境下,为满足自身需要而进行建构的产物.它们有着一定的史实基础,但相应的主观建构空间则决定了它们并非真实的过去.     

明清时期徽州族谱的控制功能

徽州宗族作为一种社会组织形态,发展至明清时代,其对族人的控制与管理的功能日渐强化.在这一过程中,徽州族谱的功能也较前发生了变化,由原先相对较为单纯的族史文献发展为过于突出"谱法劝惩"功能的教化文本.明清时期,仕宦、乡绅、商人等徽州宗族精英分子之所以积极参与族谱编纂活动,其主要目的之一即在于利用族谱加强族内控制.以社会控制为视角来讨论明清徽州族谱的功能,似更有助于揭示这一时期徽州族谱的本质.     

谱牒学与徽学离不开徽州族谱(主持语)

<正>徽州族谱(家谱、宗谱)以现存族谱时间最早、明代族谱数量最多、族谱体例多样等独特性,在中国谱牒学(族谱学)上占据重要地位。中国族谱源远流长,不过经历了唐宋变革后,出现了宋以后以小宗谱法为主、以收族为目的的新型私修族谱,尤以宋代欧阳修、苏洵谱例影响最大,持续至今的族谱主要是依照欧、     

清代徽州族谱对女性上谱的规范

清代徽州族谱对女性上谱作出了非常全面和复杂的规范.女性上谱的书法遵循着夫为妻纲和母以子显、重门第正名分、彰显封典节烈以及善于持家等原则.虽然大多数谱牒规定为亲者讳,但与男性相比,女性上谱的规范带有更多的耻辱性.透过这些规范,反映出清代徽州地区宗族在不断扩张和普及化的同时,礼教也日益向基层渗透,儒家伦常已经世俗化.     

论徽州宗族的繁荣

宋元以来,特别是明清时期,徽州宗族特别繁荣,徽州成为中国宗族制度一个十分典型的地区。徽州宗族的繁荣主要表现在哪些方面呢？一、祠堂建设;二、族谱修纂;三、族田设置;四、宗族活动。许多世家大族花费巨额财富,大建祠堂,大修族谱,大置族田,大搞宗族活动,充分地表现了徽州宗族的繁荣。     

民国时期徽州宗族的修谱、理主活动——以歙县南乡东源张叙伦祠文书为例

族谱一向是宗族史研究的主要史料,但在正式刊刻的族谱之外,族谱编修过程中所形成的相关文书并不多见,却往往具有特殊的学术研究价值。本文聚焦的歙县南乡东源张叙伦祠文书抄稿本,是反映1920年代徽州修谱、理主的民间历史文献,其内容具体而微,从中可见民间修谱之实际运作情形。特别是书中收录了大批信函,为我们了解民间修谱之复杂过程,提供了不少生动的细节。由张叙伦祠文书可见,在温情脉脉的宗情族谊背后,宗族成员之间有着诸多讨价还价甚至恶语相向的对话与谈判。较之正式刊行的族谱文本,该文书展示了宗族社会背景下颇为真实的一面——民国时期,旅外商人与桑梓故里亲族之关系呈现出松弛的迹象。而之所以出现此种现象,存在着多方面的原因：一是迁居外地的支派,有不少已将生活重心由祖籍地缘转向了新的社会圈,他们以侨寓地为中心重修族谱、重建祠堂。随着岁月的流逝,不少人由最初的侨寓转而逐渐土著化,年深日远,对于故土乡族之感情日趋淡薄,对桑梓旧里之修谱活动亦不再热衷。二是由于故土乡族对于异乡侨居族人之资金支持存在着过高的期待,但在其时年年军阀混战、传统商业普遍不景气的时代背景下,一味要求后者为远在数百里之外的修谱活动提供太多的支持,显然极为困难。因此,在修谱过程中,宗情族谊与经济利益时常发生矛盾,彼此之间的冲突遂在所难免。     

《新安月潭朱氏族谱》卷一非朱熹佚文考——与《朱子全集》辑录者商榷

民国重修《新安月潭朱氏族谱》卷一非朱熹佚文.一、朱熹《婺源茶院朱氏世谱》(以下称《世谱》)共载十世,《新安月潭朱氏族谱》(以下称《族谱》)只是一世至六世"一以朱子定本为正";二、《世谱》各支全录,《族谱》七世起只记朱振后裔;三、《世谱》一定载朱然支派,《族谱》未记朱然支派;四、《世谱》不会自称"公",更不会称子为"公",《族谱》不仅称朱熹为"公",而且还称其子为"公".     

19世纪前期徽州宗族的日常生活——以祁门三四都汪家坦黄氏为中心的考察

19世纪前期,位于徽州府祁门县三四都的汪家坦黄氏宗族形成了孟、仲、季三大房的基本结构.伴随着人口增长、过继、分家,宗族内部的结构趋于复杂化,但三大房的基本格局始终未变.黄氏宗族以“义伦公祀”的名义参与各项经济活动,包括出拼山林、出租水碓股份、投资会社等.在获取可观收入的基础上,开始不断兴建住宅,并进行阄分.这些黄氏宗族历史上的重要事件,也是该黄氏族人在此段时间内日常生活的中心内容.选择黄氏宗族成员这一群人为中心,探讨村落区域范围内的社群生活并不会忽略个体的存在;毫无疑问,个体的生活正是在其中展开的.     

徽州宗族的内神与外神信仰——以族谱为中心的初步考察

以族谱为主要资料考察徽州的内神（有血缘关系的祖神）和外神（无血缘关系的神灵）,分析宗族的不同信仰态度,揭示宗族以外神服务内神的宗旨及其礼法的最终目的。     

宋明以来徽州血缘身份认同的建构与强化

宋代以来至民国时期,随着徽州山区经济的开发与发展、徽商经营的成功、宗族社会的形成,以及教育、科举和文化的发达与繁荣,徽州知识暨文化精英逐渐揭开徽州地域文化认同建构的序幕,其中祖先中原的身份认同和谱系拟构即是重要的基础性一环。徽州知识暨文化精英通过不断纂修谱牒,强调"万殊一本"的理念,并在矛盾、对立和冲突中,建构和强化了祖先中原的血缘身份与宗族谱系认同,以标榜徽州宗族文化的特殊性、优越性和自豪感。这种血缘身份认同几乎无法与历史真实性达成统一,但它确实强化了徽州宗族内部的凝聚力和向心力,进而维系了徽州地域社会的秩序,促进了徽州经济与文化的发展。     

近二十年徽州家谱文献研究的学术审思

徽州家谱是中国家谱中的重要遗产。关于徽州家谱的研究始于上世纪末,近年来愈益受到学人的重视。学术界在馆藏徽谱资源的揭示,徽谱文献的特点与价值、谱法与谱体的理论阐析以及徽州家谱文献的个案研究等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在家谱与宗族社会研究、家谱的专题内容研究、民国徽州家谱研究等方面,还有进一步深化的空间。     

清代徽州家谱的谱禁

清代徽州谱禁始于乾隆四十六年(1781),并延至嘉道年间。谱禁的内容包括避讳、抬写、改正违碍荒诞字句等。徽州家族在执行谱禁规定时更为严苛,对徽州的家谱编修既产生了消极影响也有积极作用。谱禁将专制文化渗透至民间私人领域,是清代专制文化强化的产物。     

清代徽州宗族聚居村庄的社会、经济与文化——以祁门红紫金氏宗族为中心

位于祁门西部山区的红紫村,是徽州金氏宗族的聚居中心。清代,红紫金氏宗族在经济上以农耕、山林生产为主,兼有少量经商,其宗族经济发展反映了清代徽州宗族的一般特征。其文化则以祭祖活动为中心,通过会社组织祭祀活动,并致力于科第功名。但因该宗族既未产生显赫官员,也没有富商大贾,其发展更多地显示出清代徽州一般宗族聚居村庄的特征。     

弱势族群的生存策略——对桂江黄氏船民族谱的文化解读

本文通过分析桂江流域黄氏船民中传承的黄氏族谱的失真情况,考查黄氏船民的真实来历,从弱势族群生存策略的角度解读其失真的深层文化心理根源,即黄氏船民为摆脱社会对弱势族群的歧视,编纂了与史实不符的家族历史,以求得强势族群的认同和社会的尊重.由此作者提出,对存在虚构内容的族谱,应尝试解读以至还原其中的虚构成份,探察其历史和文化的本真信息,以及这些信息所承载的某些规律.     

明清时期徽州宗族共生的实际形态研究——以岩镇为中心

一般认为在明清时期徽州村落的主要居住者均为同姓宗族,少有他族,但在徽州市镇中表现出诸多宗族共生的生活状态.以岩镇为例,有多达十数个宗族在一地同居生活,这些宗族和谐共生,形成稳定的社会生活状态.宗族共生状态的形成与稳定不仅受到了当时徽州宗族社会整体的影响,也有岩镇地区独特商业氛围的作用.从这种状态本身探寻其中的一般性与特殊性,可以从另一角度阐述宗族间复杂的社会关系,并管窥明清时期徽州宗族社会生态.     

徽州济阳江姓的发展——以歙县江村为例

徽州济阳江姓源出于嬴姓,以其居住济阳郡而得名,唐宋之际辗转流徙至徽州各地,世代繁衍,家族逐渐壮大,形成了众多分支。歙县江村是徽州济阳江姓的显赫一支,族人擅长经商,赚取财富用于农业发展、人才培养、村庄建设。     

宋元明时期江州周氏宗族的迁徙及相关问题考述——以族谱记载的周敦颐后人为中心

江州周氏宗族是指宋儒周敦颐定居江州之后的族人,他们在南宋至元明时期数百年间多次迁徙。两宋之交的战乱对其打击巨大,周子长子周寿一系遭受重创,六子中五子不见有子嗣,第五子季仲之子周兴裔(周子四世孙)或背井离乡,约在南宋中期卒葬苏州(时称平江府)常熟县;兴裔长子周昺续任常熟县尉,遂家于此,兴裔后被尊为苏州周子后裔的始祖。留居江州的周子次子周焘一系在南宋晚期再有迁徙,其中周子五世孙周洵携全家返回道州;续居江州的周子后裔则在元朝末年受到兵乱冲击而散走他方,其中周子九世孙周铅得避居江州瑞昌县。至明代中期,道州的周洵后人周伦(周子十三世孙)又迁回江州(时称九江府)为周子守墓,并与瑞昌的周子后裔相认,共续濂溪血脉。而迁至常熟的周昺一系,从宋末元初的周才(周子七世孙)到明朝后期的周与爵(周子十七世孙)一辈,历时数百年,先后有族人迁居吴县县城和长洲县城,实际均在苏州城内移徙。     

微型宗族组织的衰落过程研究——歙县驼岗萧江氏的世系演变与祀产经营(1869—1928)

驼岗萧江氏是歙县萧江氏的主要支系之一,嘉庆至道光初,这一支系中一个新的房支允胜公支系及其祀产形成。该支系同治年间修撰的家谱及光绪末开始记录的祭祀账簿,反映了人口与经济变化。经济力量不足始终制约着该支系不能分化为规模更大的宗族组织,太平天国战争造成他们大量的人口损失,此后一直难以恢复。民国初年,该支系只有两名男丁,无法维持宗族祭祀,从而解体。在这一案例中,人口损失是宗族衰落的主要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