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法律对“文化遗产”的定义、分类与分级

日本有关文化遗产的所有行之有效的保护措施和政策,均系建立在其文化遗产的分类、分级体系已得以确立的基础之上,对日本通过法律确立其文化遗产的分类和分级体系之经验的分析与研究,将有助于我国文化遗产法律保护制度的建立和完善。     

独立学院突发事件应急预案分类分级的探讨——以宁夏大学新华学院为例

不同类型突发事件发生的原因、危害程度和影响范围都有着很大的差异,这就要求突发事件的应对主体针对不同类型的突发事件采用不同的应对措施。另外,突发事件也有着不同级别的划分。本文通过分析宁夏大学新华学院突发事件应急预案文本中关于突发事件分类、分级的规定,反思独立学院突发事件应急机制在分类、分级方面存在的缺陷,提出独立学院突发事件应急预案中应具体规范突发事件分类、分级,使独立学院突发事件应急预案在应急实践中具有可操作性。     

汉律儒家化及其影响——以董仲舒春秋决狱为考察对象

汉律儒家化是中国封建社会法律儒家化的开端,其主要表现形式是春秋决狱。春秋决狱是汉代形成的一项主要依据儒家经义来断案的司法审判制度,由董仲舒倡导并运用于司法实践的一种审判方式。本文以董仲舒的司法判决为考察对象,探讨他的“亲亲得相首匿”和“原心定罪”的儒家思想,阐释春秋决狱所体现的法律的道德化与道德的法律化关系。法律道德化、道德法律化这一进程对社会产生了负面影响。在现代化法治社会中,必须区分法律与道德的界限。     

秦汉律与唐律“谋杀”比较研究

秦汉律中,关于谋杀定罪量刑的记载多附属于贼杀、盗杀等罪名,根据目前所见文献,秦汉律中的谋杀均为共同犯罪,具体犯罪行为包括未杀与已杀两个阶段.唐律中,谋杀是独立且内部结构非常庞杂的罪名,既可以是共同犯罪又可以是单独犯罪,但由共同犯罪构成的谋杀是唐律中谋杀的典型形态,唐律中的谋杀包括谋而未行、谋而已伤、谋而已杀三个阶段.中国古代的谋杀是贼杀、盗杀等法律概念发展到一定阶段而派生的产物,秦、汉时期是谋杀这一概念产生、发展的关键时期.通过现有材料,唐律中的谋杀在含义、定罪量刑、犯罪形态、行为阶段等方面较之秦汉律有进一步的发展,但从中仍能明显地看到沿袭秦汉律的痕迹.     

人权的体系与分类

人权的体系与分类是人权中的内容要素。人权史上三百年间曾产生过四个影响世界的人权体系。观念上的人权与法典上的人权并不等于现实中的人权 ,一国人权的实际状况体现于由其宪法宣告的人权向现实转化的机制之中。人权的基本分类是理论上的划分与宣言上的划分两类。通过分类研究 ,可以发现中国人权体系存在的结构性缺陷。完善中国的人权体系 ,需在宪法列举人权种类之前先行确立国家对人权的基本态度、对人权予以平等保护的一般原则 ,同时 ,按生存权本位对现有人权体系予以重构     

论侵权责任法法典的体系

侵权责任法的体系设置需要考虑到侵权责任法的本身特性,也要结合侵权责任法典本身所具有的要求.以行为中心模式与诉因中心模式来主导侵权责任法的制定具有弊端,以损害中心模式体现了侵权责任法与侵权责任法典本身的特性.我国侵权责任法一般条款的制定,需要合理区分侵权责任法的一般条款与侵权责任的一般条款,侵权责任的一般条款的适用,需要遵循满足层级性的要求.我国侵权责任法应该采用损害的一般规定、损害的救济、损害的抗辩、损害赔偿的逻辑来确定侵权法的逻辑结构.     

从出土简牍看秦汉法律制度的继承和发展

本文依据出土简牍和传世文献 ,从三个方面论述了秦汉法律制度的继承和发展。首先 ,汉朝不仅《九章律》是在秦律的基础上修订的 ,而且“天子诏所增损 ,不在律上者为令”,汉武帝“废黜百家 ,独尊儒术”等体现的大一统思想反映在法律思想上的“法令由一统” ,和秦王朝如出一辙。其次 ,文章从定罪量刑的有关原则着重论述了秦汉法律在确定刑事责任资格、自首从轻、亲亲得相首匿等方面的相似之处和不同之点 ,阐述了前后两朝的发展继承关系。最后 ,结合出土文书的有关案例 ,比较了秦汉律令条文中对几种罪行的量刑处罚 ,借以说明秦汉法律内容的源渊承袭关系。结论认为 ,秦汉两朝虽然有根本不同的立国理论和政治主张 ,但从法律思想、立法原则以及具体法律内容看 ,却有多方面的承袭关系。     

秦汉法律规范下的家庭秩序

由简牍材料来看,秦汉法律承认家庭的独立地位,维护家庭内部的孝亲伦理观念与尊卑等级秩序,其目的在于以家庭秩序的稳固来维持国家社会秩序的安定。秦汉法律维护家庭的内部秩序,其原因在于法律既需吸收与接纳自先秦以来即在社会中普遍存在的家族孝亲伦理和礼制观念,也要适应秦汉时期个体小家庭脱离宗族成为社会主体单位的历史变化和社会需求。但当秦汉家庭秩序与国家秩序、家庭伦理观念与国家法律义务出现冲突且不可两全时,家庭秩序让位于国家秩序,家庭伦理义务服从国家法律义务。     

从出土简牍看秦汉时期的户税征收

从里耶秦简、张家山汉简看,秦汉户税包括户赋与户刍,其特征是以户为单位,按户征收.户赋的基本形态是货币,户刍的基本形态是刍草.秦户赋可以折纳为实物征收;汉初户赋每年每户征收十六钱.秦汉户刍每年每户征收一石,可以折纳为钱征收.在征收数量上,户税远轻于人头税.汉初户税的征收对象为卿以下等级,是几种主要赋役的征发对象中等级覆盖范围最大的税种.秦汉户税自秦孝公十四年开始征收,约于汉宣帝时废除.     

秦汉"傅籍"制度与社会结构的变迁--以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为中心

简牍表明,秦汉傅籍于每年八月进行,秦和汉初是十七岁始傅,景帝时改为二十岁,昭帝改为二十三岁;傅籍是成年的开始,同时标志着政治身份的改变,在承担服徭役的义务的同时,也开始享受与其身份相一致的利益,按等级获得爵位、田宅、实物以及减免刑罚的特权,是社会经济、政治结构变动的制度因素之一.     

论企业形态与企业分类

企业形态与企业分类既相互联系又相互区别。企业形态是历史地形成的,企业分类则是人为地划分的;企业形态是企业主体法立法的基础,企业分类则是企业促进法立法的基础。由于对企业形态和企业分类的认识混淆,在理论上,学界存在着对怎样划定企业主体法和企业促进法、一般企业法和特别企业法,以及它们的相互关系等一系列问题的争论;在实践中,则既存在企业法律调整不到位,又存在企业法律适用的矛盾、重复。区分企业形态和企业分类的意义就在于只有企业形态才能被确认为企业法律形态。     

论作品版权分类的必要性

版权法的市场特性使得其立法宗旨在保护作者与促进创作两个方面的实现都出现障碍.鉴于此,我国应借鉴、参照国外或者我国香港地区的分类标准对影视作品进行版权分类;对于其他作品,则一般应先推定为完全版权作品,然后根据社会的反映、民间机构的评议或者文化部门的审议由国家版权局来确定其版权类别.     

论财务指标的分类结构特征

财务指标是关于经济活动的一种基本表达.但是,各种财务指标彼此间既存在客观联系,从而形成财务指标体系;同时又各自以自身特点而得以独立存在.由于不同的财务指标与不同的活动相关联,从而产生了不同的分类机构特征.而各类别财务指标的分类结构特征,就是企业各种经营活动性质的指标表达形式,同时也是各类经营活动内容的具体体现.     

突发事件管理中的"分类"、"分级"与"分期"原则——《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草案)》的管理学基础

与我国以往的法律和法规相比,《突发事件应对法(草案)》的一大特色是充分吸纳了当代国家突发事件管理的研究成果。这集中体现为突发事件的“分类”、“分级”和“分期”原则。“分类”原则主要是指根据突发事件的性质,将其分为自然灾害类、事故灾难类、公共卫生事件类、社会安全事件类和经济危机类。“分级”原则是指根据政府的应对能力、突发事件的影响范围、紧急程度和损失后果等标准,将突发事件分为一般、较大、重大和特别重大四级。“分期”原则是指根据突发事件的生命周期,将其分为预警期、应急期、缓解期和重建期四个阶段。     

惯习、实践与社会空间——布迪厄论社会分类

布迪厄对社会分类的分析,是在对社会世界双重性的理解基础上展开其演绎的。他运用独特的分析工具：惯习、实践、资本、场域,从政治运作的视角对社会分类体系的形成、筛选与作用于行动者身上的实践,进行了细致入微的阐释。布迪厄用一种生成的结构主义的思考方式,祛除了“社会秩序如何可能”的迷雾。对他来说,任何知识社会学或者文化理论,本身必然是一种关于社会分类的政治社会学。     

大学英语分级教学评价体系改革面面观

分析了分级教学评价体系改革的成效、存在问题及解决方法,以期为深化改革奠定基础。     

社会秩序如何可能？——涂尔干论社会分类

社会分类使社会秩序的出现得以可能。但人类的心灵天生并不具备建构这种复杂分类的能力,究竞什么是这种观念的安排模型？涂尔干认为这个模型就是社会本身。在他看来,最初的逻辑范畴就是社会的范畴,最初的事物分类就是人的分类;无论类别的外在形式,还是类别之间的相互关系都起源于社会;社会分类遵循“差异－分化－差异”的分类图式循环;情感是社会分类之源。尽管在论证方法上和逻辑上存在一些纰漏,但涂尔干第一次把社会学探询的重点转向了理解人类的思维和社会生活这一具有基础性重要意义的主题。     

论需求分析在大学英语分级教学中的作用

需求分析是英语课程计划中的基本步骤,是大纲设计一切活动的前提。在深化大学英语教学改革的今天,需求分析的重要性得到了越来越多人的认可。由此,从需求分析理论入手,着重探讨了大学英语分级教学的现状以及在此背景下开展需求分析的重要作用。     

劳动法典的制度定位与体系构造

编纂劳动法典,是新时代中国劳动法治建设的重要任务。劳动法典不同于现行的所有劳动法律法规,也不同于其他法典,首先它是领域性法典而非部门性法典,其次它在我国法律体系中处于基本法律的地位,最后它既是实体法也是程序法。劳动法典应按照这一制度定位,形成一个“总—分”结构的逻辑框架体系,总则部分包括立法目的、基本原则、调整范围、调整制度、劳动基准等内容;分则部分按照劳动关系的不同领域分编规定,包括劳动合同编、劳动规章编、劳动保障编、集体劳动关系编、涉外劳动编、劳动监察编、劳动争议解决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