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何“制律九章”祛疑

班固在《汉书》中将"制律九章"与"萧何次律令"并提,表明两者不矛盾,具有鲜明刑罚色彩的律九章是萧何的工作重心,而非其制律工作的全部产物,律九章成篇过程是在全面继承秦律基础上,以"次"的方式,制作汉律,其产物也不只是律九章,因为很多律篇都有刑罚内容,但当这些律篇部分刑罚内容或全部刑罚内容被"次"入律九章时,其他诸律也是"次"后的产物,这一点在《厩律》成篇过程中体现的最为明显。之所以萧何采用编次的方法是与汉律结构组成可划分为自然章句与篇章有关,编次不仅使汉律苛酷问题依然存在,而且律九章非系统倾向非常明显,与人们习惯称之,使人常联想为系统法典的"九章律"相去甚远。萧何编次秦律有增有删,并对秦律内容作了力所能及适应时代需要的修改。     

汉律篇名新笺

汉代律令,篇目繁多,内容庞杂,且早己不传。程树德考证,汉律“唐时已佚”,“至宋末已全佚”。清代以来,已有人据旧史籍中所见到的一鳞半爪资料,对汉律令作过考释、编纂。其中以清人沈家本收集史料较为详备,著有《汉律摭遗》二十二卷。该书以所见汉律令篇目为纲,对有关史料做了系统编排,且间有考证。由于史料所限,《汉律摭遗》虽远     

新见汉律律名疏证

有关汉律考古新资料的成批出现,为汉代法律研究注入了源源不断的新活力,所见律名的种类远远超出此前所知的范围。本文就首次出现或有待解说的律名进行简单疏证,并尝试指出今后可能的研究方向。疏证或是侧重于既有研究现状及今后应关注的问题,如告律、行书律;或是结合文献记载揣测律篇可能包含的内容,如臘律、祠律、治水律等。在此基础上,重新审视"萧何次律令,韩信申军法,张苍为章程,叔孙通定礼仪"记载的可能含义,从而解答汉律究竟出自何人之手的根本问题。     

秦汉岭南经济述评

秦汉时代,中央政府对岭南实行了特殊的经济政策:“以越治越”、“越律”与“汉律”并施、“以其故俗治”、“毋赋税”……这种宽松的扶持政策成为岭南早期封建经济迅速发展的重要动因。     

略论洛阳地区战国、西汉洞室墓的源流

我国古代的埋葬习俗是多种多样的。就墓形而言,有土圹和以砖石为材料砌造的竖穴墓与洞室墓。本文拟对河南洛阳地区战国、西汉洞室墓的源流问题,提出一点肤浅看法,就教于同志们。在50年代,洞室墓在洛阳地区被发掘出来时,有的同志认为:“洞室墓是战国末年新兴的墓葬形制,它是由带有壁龛的土圹竖穴墓发展而来的”;近年有这种看法的同志认为:“是反映战国的早、中、晚三个不同     

汉文帝“易刑”再考

西汉孝文帝十三年五月的除肉刑法,为汉初虚伪而怯慑的刑制改革划了一个并不圆满的句号。所谓除肉刑,实乃易刑。所易之刑惟墨、劓、刖三者,其它肉刑如宫刑依旧入律。易刑令后,被刑之人非死即残。被后人誉为“治世”的文帝朝真所谓“外有轻刑之名,内实杀人。”犤1犦     

投降卖国的一份历史罪证——批判江青的反动文章《我们的生活》

资产阶级阴谋家、野心家江青于一九三七年五月十四日写了一篇反动文章《我们的生活》,用蓝苹这个名字发表在上海的一个刊物《光明》第二卷第十二号戏剧专号上。她在这篇文章中,有意避开当时的民族矛盾和阶级斗争,以谈演员的“生活”为题,抽象地侈谈所谓“纯真的天性”、“灵感”的“记忆”、“意志的支配”,极力鼓吹所谓“纯正”的“戏剧活动”,声嘶力竭地叫嚷:“我什么也不希望,我只希望能做一个演员!”并厚颜无耻地     

评康有为考辨新学伪经的“采西汉之说”

《新学伪经考》的所谓考辨“伪经”,是以“西汉之说”为判定标准的。但是,从史学的立场分析,康有为的以纬书出于西汉之前,归为西汉之学,并将《史记》中与其结论不合的史料说成是刘歆的作伪,都是难以成立的,而且康有为的说法本身就存在自相矛盾。所以,康有为并没有真正的做到以西汉之说为标准。     

海昏侯墓出土简牍与儒家“六艺”典籍

刘髆、刘贺父子因当世大儒的师承辅弼,得以汇通“六艺”、兼习《五经》,既构建了刘贺本人“簪笔持牍趋谒”的儒生形貌,又为西汉前、中期儒门典籍的贵族官学传承提供了鲜活视角.刘贺本人对《论语》《孝经》的熟悉,对《诗经》的诵习,验证了通经之前皆先通《论语》《孝经》的传统认识;其墓中所出简本《易》《春秋》《诗》系于王吉,《诗》《礼》又见于王式,修正了西汉时期“汉博士皆专经教授”的论断,其时实应“不限于专治一经”;简本《礼记》诸篇与《王会饮仪》的单篇别行状态,既体现与“礼”相涉的有《礼经》学者与汉“仪”学者两种,又反映出宣帝时期《礼》博士的设置情况.简本所见西汉前、中期《诗经》《论语》乃至《礼记》等“六艺”典籍流传的复杂情况,远非《汉书·艺文志》的概略归结所能总括.     

隋《开皇律》及其立与毁

隋代年祚不永,38年而亡,然却两修隋律。《隋书》卷33《经籍志·刑法篇》载,“《隋律》十二卷,隋《大业律》十一卷”,其十二卷之《隋律》修之于隋文帝杨坚开皇初,史论有别于其子隋炀帝杨广大业初更修之隋律而称之为《开皇律》。 从开皇初(581)到大业初(605),隋律更修时间之隔不过二十余年。那么,隋炀帝于“祖法”更化何以如此之速呢?《旧唐书》卷50《刑法志》载:“隋文帝参用周齐旧政以定     

海昏侯墓出土简牍与儒家“六艺”典籍

刘髆、刘贺父子因当世大儒的师承辅弼,得以汇通“六艺”、兼习《五经》,既构建了刘贺本人“簪笔持牍趋谒”的儒生形貌,又为西汉前、中期儒门典籍的贵族官学传承提供了鲜活视角.刘贺本人对《论语》《孝经》的熟悉,对《诗经》的诵习,验证了通经之前皆先通《论语》《孝经》的传统认识;其墓中所出简本《易》《春秋》《诗》系于王吉,《诗》《礼》又见于王式,修正了西汉时期“汉博士皆专经教授”的论断,其时实应“不限于专治一经”;简本《礼记》诸篇与《王会饮仪》的单篇别行状态,既体现与“礼”相涉的有《礼经》学者与汉“仪”学者两种,又反映出宣帝时期《礼》博士的设置情况.简本所见西汉前、中期《诗经》《论语》乃至《礼记》等“六艺”典籍流传的复杂情况,远非《汉书·艺文志》的概略归结所能总括.     

上海社联组织编撰的学术讨论丛书——《社会科学争鸣大系(1949—1989)》出版

由上海社联组织、六百余名社会科学工作者参加编撰的《社会科学争鸣大系(1949—1989)》丛书,历时三年,已由上海人民出版社陆续出版。该丛书按学科分类共设《哲学卷》、《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卷》、《世界经济·国际关系卷》、《社会学卷》、《历史卷》、《法学·政治学卷》、《科学社会主义·国际共运史卷》、《教育学卷》、《文学·艺术·语言卷》、《部门经济卷》等十卷,共五百万字。各卷均由著名学者分别担任主编。每卷以“篇”目”构架,“目”以专题分列,一“目”一题,“篇”为“目”归类。多数卷在“篇”末还列有主要参考资料,以备读者查考。     

反阉党斗争的赞歌——评《五人墓碑记》及其他

张溥(1602—1641)的《五人墓碑记》,从标题上看,应该归入“墓志”类;但实际上与传统的“墓志”文很不一样,从思想内容到写作方法,都表现了可贵的创新精神。封建社会的“墓志”,一般是为达官贵人或其亲属写的。其内容是“直述世系、岁月、名字、爵里”,罗列所谓“德善功烈”和“学行大节”;实则以“谀墓”为旨归,多夸诞不实之词。既符合事实,又具有一定社会意义的作品,在汗牛充栋的墓志文中所     

从南越国“景巷令印”，“南越中大夫”印考释蠡测南越国的官僚政体

从南越国“景巷令印”，“南越中大夫”印考释蠡测南越国的官僚政体萧亢达近年随着两广地区考古事业的发展，西汉南越国的墓葬陆续出土了一批官印，其中以广州西汉南越王墓出土的官印数量最多，将近十枚。从出土的官印观察，有的带有明显的使用痕迹，知为死者生前所用的原...     

唐前律典的历史书写与谱系制造

李悝制《法经》,商鞅以之相秦,改法为律;萧何以秦《法经》为基础,增事律三篇而成《九章律》;魏晋修律以《九章律》为蓝本,增加篇目成《新律》及《泰始律》。这一古代律典沿革的谱系并非真实存在,而应是刘邵等律学家与臧荣绪、魏收及唐修《晋书·刑法志》众史官层累地制造出来的。他们之所以制造此谱系,当是受魏晋南北朝时期儒、道、释诸家制造“道统”“释统”之风影响所致,是有意为之的历史书写,不能以信史待之。     

试论两汉士人的社会性格与诗赋之关系

在不同国策的影响下 ,两汉的经学在政治、社会生活中呈现不同的功能。西汉“经学”以饰政为主 ,所谓为汉代建制 ,润色鸿业 ;东汉“经学”则以修身为主 ,所谓因心会道 ,教化世风。因此 ,西汉的“经学士人”以官为本位 ,形成工具化人格 (功名人格 ) ,不仅在思想、学术 ,乃至文学方面都有很强的功利色彩 ,汉大赋就是在这样的文化氛围中产生 ,其对象、内容及功能都与“官”本位的工具化功利色彩相得益彰。东汉“经学士人”以德为本位 ,以“师”为身份 ,形成“自主化”人格 (道德人格 )。由于官与师的疏离 ,逐渐产生政与德的对抗 ,造成士人深刻的心理悲剧 ,故而诗产生而赋消亡。“官吏”、“师长”和“诗人”三位一体是传统士人身份的主要特征 ,两汉社会是这个身份模式形成的重要阶段 ,也是传统文化 (本文主要涉及文学 )模式形成的重要历史时期     

神话思维结构的分化与序化

本文认为,神话思维在人类思维发展史上,基本上还属于原始的前综合思维阶段。神话思维还不可能分化为相对独立的、功能明确的、文明时代的各种思维类型,这就造成神话思维结构中的无序无律,即所谓“混沌”。然而,在混沌的无序无律后面,又体现着深层的有序有律。作者指出,混沌在分化,这种分化与人的思维分化同构。混沌中的“序”的建构与人心中建构序的要求和能力相应,与人创造文化的过程相随。神话的混沌中暗合的序,大约有如下几种:(1)分类的序;(2)功能的序;(3)因果的序;(4)矛盾序和同一序;(5)混沌之序和整体之序。     

对西汉收孥法研究中两个问题的商榷

一、西汉废除了收孥法吗? 收孥法又称收,收录,收事,或籍没,籍家,籍门。司马贞曰:“收,收录其妻子,没为官奴婢”,或“谓籍没其一门,皆为徒隶”①,所以收孥法是一种有关将罪犯妻子家人没入为官奴婢的残酷刑罚。汉文帝即位的第二年,曾与群臣讨论收孥法的得失;随即下了“尽除收律”②诏令。有人认为,“收孥法自汉文帝宣布废除之后直至西汉末始终没有再执行过”,“西汉确实废除了收孥法”③。作者的主要依据,只不过是严延年、朱买臣,韩延寿和王章等案的四条史料。我们认为,仅仅依据上述四起没有籍没罪犯家属为官奴婢的案件,就断然作出西汉二百年间“确实废除了收孥法”的结论,似有以偏概全之嫌。     

西汉墓葬及其反映的社会面貌

西汉前期，离开奴隶社会仅二三百年，旧的生产关系、传统思想和奴隶制的残余依然存在。某些地区在墓葬形制、棺椁、礼乐、绞衾制度上，还保留其奴隶制时代的色彩。西汉中期以后，旧奴隶主的复辟势力已经过去，西汉王朝的国家机器臻于完备，大土地所有制急剧发展，家族茔地、凿石为室的崖墓，小砖券墓、单穹窿顶墓、壁画墓等应运而生。礼乐制度衰微，伴之而来的是玉衣，陶质仓、灶、井、风车、碓房模型明器，猪、狗、牛、羊家畜偶像，奴仆俑、操作俑和墓主死后升天、车马出行、牛耕耧播、历史故事画像等表现官僚地主封建庄园经济的新葬俗普遍流行。     

“慎独之学”解析——以先秦儒家经典文献为文本

“慎独之学”是怎样的早在顾炎武那里,有关于此的研究即已被明确称作“慎独之学”(《日知录》卷一)了;而简本《五行篇》中曾两次出现过的所谓“君子慎其独也”,则亦不过在于表明:它乃是先秦儒学的题中应有之义而已。至于所谓“慎其独”,若我们征用孔子的话说,就是所谓“我叩其两端而竭焉”,就是所谓“应乎中”;若用今天的话说,也就是要“叩”诸如多与少、诚与欺、善与恶、内与外、显与微等等,诸如此类的这样一些个“两极”、“两端”而用其“中”;而若用简文中的话,一言以蔽之,曰:“能为一”。而所谓“慎独之学”,概而言之,其所讲的大概就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