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野草》:孤独心灵的自白

《野草》是鲁迅一段时期内情感历程的真实记录,是鲁迅孤独心灵的深层写照,如果说写于《野草》同期的《彷徨》,显示了鲁迅仍作为一个社会战士在控诉黑暗社会对个人的压抑扭曲和摧折,是给社会人看的话,那么,《野草》则完全是鲁迅写给自己的书。独特的人生感受和生命体验,独特的生存方式和艺术想象力,幻化成一丛独特的“野草”。使我们看到的是一个情感四溢、难以平静的鲁迅,一个急于宣泄却又小心翼翼地把满腹愤怒、忧伤纳入凄美艺术境地的鲁迅。     

论鲁迅“恶”的文学观及其渊源

<正> 人们对鲁迅美学和文艺思想的研究,总是强调其“善”的一面,然而,鲁迅在第一篇文学论文《摩罗诗力说》中,就否定了“无邪之说”而推崇“恶魔”。“恶”,是鲁迅弃医从文之后首先看取的。造成对鲁迅“恶”的文学观研究的空白,一个重要原因是对“恶”的回避,而对“恶”在历史上的巨大作用缺乏认识。“费尔巴哈就没有想到要研究道德上的恶所起的历史作用”,     

空间设置：萧红对鲁迅的继承与创新--以《阿Q正传》《呼兰河传》为视角

《阿Q正传》《呼兰河传》是鲁迅、萧红以自己家乡承载启蒙主义创作主旨的代表性作品,一个为人作传,一个为城作传,两者都打破了传统的线性时间桎梏,创建了格式特别的时空形式,成就了它们“历史存在的位置”。在《阿Q正传》《呼兰河传》的空间设置比较中可以看出,萧红对鲁迅传统的继承,是一种真正意义上的继承,她不仅以鲁迅的艺术表现方式继承了“改造民族灵魂”的“未完成的事业”,还从精神上领悟了鲁迅“创造小说新形式”的真谛,在继承的基础上融入自己的艺术个性、对空间观念的独特理解、女性丰富细腻的情感和东北地域文化特质,创造了全新的以空间为主角、以空间展开结构全篇的小说形式,完成对鲁迅传统的创新与发展,形成小说创作中的新传统。     

读鲁迅致许广平书信手稿与《两地书》

《两地书》是鲁迅1932——1933年编校的与许广平的“通信集”,这本书记录着他们“携手共艰危”、“以沫相濡”的思想和生活片断。过去,大都以为《两地书》即是鲁迅与许广平原信的编集;近年来从文物出版社影印出版的《鲁迅手稿全集》中,得见鲁迅致许广平的原信手稿,经与《两地书》中收录的书信对照,发现两者有许多不同之处。或是手稿中有整段整段文字未录入《两地书》中去,或是《两地书》较手稿有新的增补,或是人名的隐去和事件详略的裁剪,等等,真是别有洞天。其取舍增补过程无疑是鲁迅进行的一项新的创造性的劳动,是鲁迅与许广平的通信集和鲁迅后期杂文的巧妙结合。     

林道静形象的互文性解读

《青春之歌》叙述的是一个青年女性知识分子追求自我实现的奋斗历程,它的前文本是鲁迅的《伤逝》、丁玲的《莎菲女士的日记》和茅盾的《虹》。几种前文本对于女性解放问题进行了各自的思考,做出了不同的回答。《虹》与《青春之歌》的互文关系更为直接。梅行素和林道静的性格中都有不安分和为自我实现而敢作敢为、不顾流俗的一面。但梅、林二人性格和经历不同的一面给人印象更深,其中的意味也更值得分析。梅行素与林道静性格最大的区别,是梅的“疑”和林的“信”。林道静性格中的不成熟和她的理想主义激情一起,正是其独特文学魅力之所在,因为它意味着青春。     

《一面》中的人物描写

一九三六年十月十九日,伟大的鲁迅先生不幸病逝。噩耗传来,举世致哀。全国各地报刊纷纷发表哀悼文章,深情缅怀鲁迅先生光辉战斗的一生。阿累的《一面》,就是当时许多悼念文章中杰出的一篇。它发表于一九三六年十一月五日出版的《中流》半月刊一卷五期上。 《一面》这篇回忆性散文记叙了一九三二年秋某日作者在内山书店遇见鲁迅并接受鲁迅赠书的动人情景。热情地赞颂了“伟大的人民公仆”鲁迅先生站在前进行列的最前面,同情、帮助劳苦大众的“俯首甘为孺子牛”的高贵品质和关怀、激励劳苦大众起来与敌人英勇战斗的革命精神。     

论早期鲁迅文言论文中的“古字”——以《破恶声论》为中心

鲁迅留学日本后期作《破恶声论》等文言论文中所用“古字”,与章太炎以“《说文》学”为基础的“小学”/语言文字之学形成了文本内外互文性的行动场。此时鲁迅语境中作为思想和行动的“古字”是具有本体论意义的自在的“存在”,其本身的敞开性使主体“内在性”的生成成为可能。鲁迅语言文字实践中体现出的求本、推源、寻根的动向，与他言说的“心声”“内曜”密切相关，“古字”及其蕴蓄的思想文化传统关联着主体的独特性、想象力与创造力。经由“古字”回溯并激活文化本根，承接自章太炎国粹主义脉络的同时也是鲁迅在历史语境中寻求民族新生之路的主体文化自觉，即如他所言“外之既不后于世界之思潮，内之仍弗失固有之血脉，取今复古，别立新宗”。     

《彷徨》折映的鲁迅心境

一一部文学作品的涵蕴,大致可从“客观”和“主观”两方面看。说某作品是某时代社会生活等的“镜子”,是从“客观”着眼观照的结论,说作品是作者某些情感、心绪、思想等的“表现”,则是对作者“主观”内面世界观照的结论。鲁迅的小说集《彷徨》可以说是两方面都达到了极高境界,而且是相互渗透着、密切结合着的。它在这方面达到的艺术境界,应该说比鲁迅的第一本小说集《呐喊》更高。鲁迅《呐喊》写的多是“回忆”,即辛亥革命前后的题材,那时的人和事,如果说是“镜子”,则     

关于鲁迅与梁实秋论争的“意气之争”——兼及《“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文本解读

鲁迅与梁实秋的论争,是不同政治立场的文学者严肃的思想理论争鸣,论争涉及的一系列理论问题,反映了现代中国的文学家和文学评论家在历史大变革时代对文学参与社会现实变革的不同主张和不同努力方向。这些问题是贯穿中国现当代文艺运动发展的基本问题,却由于政治禁锢长期得不到深入探讨。而在政治束缚解除之后,在公共文化空间,对历史的反思、尤其涉及历史人物评价,呈现出一种越来越明确的全面反转倾向。这表面上似乎体现了思想的解放,实质上更多的是由长期政治高压造成的被压抑情绪的宣泄。思维方式是政治平反式的。前几年围绕鲁迅《“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一文撤出中学语文教科书而起的热议,尤其网络上关于鲁迅、梁实秋评价的反转,并不是一个偶然的孤立事件。舆论同情梁实秋,贬损鲁迅,这对于过去意识形态压制下将敌对阶级简单否定、甚至是恶意丑化来说,是被压抑情绪的释放,因而是可以理解的。从鲁迅这方面来说,将其作为意识形态工具来利用的政治绑架,无论如何都是对他这个人及其思想的阉割,同时也是对其真正的思想影响力的封锁。因而,这种反转从重新思考历史角度看,也有其积极的一面。但由此导致忽视对文本的解读,仅仅满足于对某些历史性论断作出相反结论,并进而形成一种新型的话语专制,目前并未引起足够认识。在鲁迅与梁实秋论争问题上,避免非历史的反思历史倾向,重新细读鲁迅、梁实秋的文本,是唯一有效的方法。     

《鲁迅杂感选集序言》的历史意义

一《鲁迅杂感选集序言》在讲述了一通罗马的神话之后,提出了“鲁迅是谁”的这个问题,确实很值得引起人们的思索。鲁迅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历史人物呢?由于他在中国思想文化史上已经成为巨大的客观存在,因而想对此作出准确和完满的回答是相当困难的。鲁迅是一位启蒙主义的大师,远在辛亥革命之前就开始从事思想与精神领域的启蒙主义工作,他的《文化偏至论》和《破恶声论》等几篇杰出的论文,提倡通过个性解放的道路,提     

二律背反：礼教“吃人”的阴毒玄妙手段——再论《祝福》思想的精奥性

《狂人日记》既是中国现代小说的开山之作，也是鲁迅现实主义小说的总纲。在作品中，鲁迅一针见血地指出。几千年的中国封建制度，表面上“歪歪斜斜的每叶上都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犤１犦但“从字缝里看出字来，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吃人’”犤２犦。如果说《狂人日记》高度概括了封建制的‘吃人’本质，那么，《呐喊》、《彷徨》中的其余篇章，则是对封建制度如何‘吃人’的形象化演示，《祝福》正是鲁迅先生具体阐释封建礼教“吃人”本质的经典力作。遗憾的是，对《祝福》这样一部以“表现的深切与格式的特别”传之于世的不朽名作，…     

“摩罗”精神下的“呐喊”——鲁迅早期创作之一瞥

<正> 一1908年,青年鲁迅在《河南》月刊第二、三号上,发表了长篇论文《摩罗诗力说》。这篇带有宣言性质的论文,展示了青年鲁迅独特的认知视角。这种寻找“新源”的离经抗俗的情绪走向,在鲁迅那里形成了强烈的内驱力。它包容着作者很浓的使命感和浪漫的情怀。在这里,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他的价值取向、文学情趣和深厚的爱国主义情感。鲁迅后来思想与个性的发展变化,其起点正是从这里开始的。《摩罗诗力说》不像一般的译介文章那样带有学究的味道,它自始至终洋溢着一种诗人的理性直觉。从鲁迅所介绍的那些作家的思想中,可以看出,他是把人的精神解放与艺术自     

政治性:鲁迅思想的一个重要维度

“政治性”是鲁迅思想中的一个重要维度。它的内涵必须放到鲁迅的战斗实践中予以理解。鲁迅思想中的“政治性”虽然是一个复杂的存在 ,但是具有人文关怀的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方法仍然不失为一种有效的方法。要想理解鲁迅思想与马克思主义学说的关系 ,更须把它们放到一定的“思想场”中进行较为细致的比较研究 ,以期让它们在深刻的意义上进行更为充分的对话。鲁迅和马克思一样对于人的自由与解放始终保持着高度的热情 ,所以他们在 2 1世纪学者研究视域中的再度融合不仅是可能的 ,而且是必然的     

精神分析视角：鲁迅小说与余华《兄弟》的看客心理比较

精神分析理论一个重要的内容,就是外在行为是内在心理的反映。那么,看客的外在行为是“看”,其内在心理又是什么？鲁迅小说与余华的《兄弟》（上）（以下简称《兄弟》）都描绘“看客”这一人物形象,但由于两位作家生活于不同的时代,有着不同的经历,他们笔下的“看客”当然有着不同的个性心理。鲁迅笔下的看客精神麻木、冷漠,甚至有些恶毒,他们在无意识地对他人进行精神虐杀;余华《兄弟》中的看客狠毒、暴力,甚至有意识地参与了对他人的肉体和精神的双重虐杀。而且在小说的字里行间可以看见,鲁迅对生命充满悲悯意识,对社会充满责任意识,他是一个“肃然不笑的看客”;而余华总是以血腥死亡的暴力视角以及疯狂腌脏的暴力语言来宣泄自己内心的压抑,缺乏对社会的使命与责任,对生命的悲悯与怜惜。更像是“鲁迅笔下的看客”.     

王国维曲论与梁廷楠《曲话》

郭沫若在《鲁迅与王国维》一文中曾推重王国维的《宋元戏曲考》说:“不仅是拓荒的工作,前无古人,而且是权威的成就,一直领导着百万的后学。”的确,以《宋元戏曲考》为代表的王国维的曲论应当在中国戏曲批评史上享有崇高的地位。他的成就何以取得?研究者大都笼统地复述陈寅恪所下的结论:“取外来之观念与固有之材料互相参证”的结果,几     

学习茅盾同志 正确研究鲁迅

鲁迅在中国现代文学史和中国现代革命史上的地位,毛泽东同志给了最深刻最科学最全面最崇高的评价。鲁迅的思想发展道路及其杂文的战斗意义和艺术价值,瞿秋白同志在中国第一个作了马克思主义的分折。然而,最早开始对鲁迅作品作了正确评价并阐明应当如何研究鲁迅的,则是我国进步文化的先驱者、伟大的革命文学家茅盾同志。早在1921年,茅盾同志在《评四五六月的创作》一文中就说:“我最佩服的是鲁迅的《故乡》”。(《小说月报》12卷8期)1922年当《阿Q正传》刚刚发表四章,茅盾同志便立即指出,它“实是一部杰作”。(《小说月报》13卷2期《通讯栏》)1923年,他又写了《读<呐喊>》,对《呐喊》从思想内容到艺术形式作了全面的评价,最后写道:“除了欣赏惊叹而外,我们对于鲁迅的作品,还有什么可说呢?”(《文学周报》91期)表示了对鲁迅崇高的故意。在第一次大革命失败前后,鲁迅受“新月派”文人陈源之流的恶意歪曲,茅盾     

《“则皆然”》应是鲁迅佚文

《“则皆然”》这篇杂文以“尊古”署名发表于1921年11月3日的《晨报副刊》上,后来收入唐弢同志编的《鲁迅全集补遗续编》中。但1956—1958年出版的《鲁迅全集》中却未收入此文;近来人民文学出版社印行的《集外集拾遗补编》(征求意见本)中也未将此文收入。我认为《“则皆然”》应是鲁迅佚文,应当收入新版的《鲁迅全集》中去。这篇佚文为:     

捍卫、宣传、学习鲁迅的榜样——郭沫若与鲁迅之三

郭沫若和鲁迅的现实关系,鲁迅曾作过这样的概括,他说:“我和茅盾,郭沫若两位,或相识,或未尝一面,或未冲突,或曾用笔墨相讥,但大战斗却为着同一的目标,决不日夜记着个人的恩怨。”我以为这是最真实、最准确的论述。为着民族的解放,国家的独立,人民的幸福这个“同一的目标”,鲁迅和郭沫若几十年如一日,同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及其形形色色的走狗“战斗”,因此,虽然有这样或那样的“冲突”,甚至“曾用笔墨相讥”,但“决不日夜记着个人的恩怨”,确确实实地体现     

《爱欲与文明》解放主题之析论

人的解放问题,是马尔库塞哲学研究关注的焦点。在其《爱欲与文明》一书中,马尔库塞将弗洛伊德的爱欲本质论与马克思的人类解放论相结合,提出爱欲解放论,认为人类的解放可归结为爱欲的解放,亦即非压抑性文明的实现。为什么追求解放？解放后,人将处于何种生存状态？解放何以可能？以及,通过什么途径来解放？整部书就围绕着这些问题而展开。     

中国的脊梁——解读《非攻》、《理水》并澄清一些是似而非的问题

《故事新编》是开启鲁迅生命历程的至关重要的文本,但长期以来这个重要的文本要么被忽略掉,要么被误读,从而导致了对鲁迅解读的根本性偏差,睿智者如竹内好、王晓明也概莫能外。《故事新编》中的《非攻》和《理水》两篇尤其如此。这两篇既是鲁迅晚年对“希望”的表达,也是他对“大孤独”、“大寂寞”与“大绝望”的表达,而这一切反映在文学上就是对墨子和大禹两个历史形象的重新塑造上。在故事中,这两个形象一方面是“希望”与“脊梁”的象征,一方面意寓“大孤独”、“大寂寞”与“大绝望”。而如何将这两个方面天衣无缝地结合起来理解,并且讲得入情入理,则是解读这两个文本的关键所在,也同样是解读《故事新编》,甚至是解读鲁迅的关键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