服务业真实开放度的提升对我国服务业竞争力的影响

中国入世至今的十余年间,服务业发展很快,服务业对外开放度不断提升.文章分析了加入WTO以来中国服务业真实开放度的提升对中国服务业国际竞争力的影响.实证结果发现,服务业真实开放度促进了中国服务业显示性比较优势指数的增长.若不考虑加入WTO因素,中国服务业真实开放度提高1个百分点,服务贸易竞争力平均提高0.09个百分点,但是考虑加入WTO因素以后,中国服务业真实开放度提高1个百分点,服务贸易竞争力增长不到0.01个百分点.这表明中国加入WTO以后,服务业开放度的提升对中国服务贸易竞争力的促进作用显著下降.同时,人力资本和服务贸易竞争力是影响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规模的重要因素,中国加入WTO后,服务业真实开放度的提升显著促进了货物贸易进出口规模增长.因此,必须尽快制定政策,健全相关法律法规,改变当前国内管制限制服务业发展带来的负面影响,鼓励民间资本投资服务业,加强人力资本投入,促进国内服务业快速发展.     

基于引力模型的中俄服务业产业内贸易分析

通过GL、MIIT、HIIT与VIIT指数测度中俄服务业产业内贸易的发展水平,并基于引力模型对影响其发展水平的因素进行分析,结果发现:中俄服务贸易总体上是以产业内贸易为主的模式发展的,并已处于较高发展阶段,但产业内贸易对新增贸易额的贡献度不足;在影响中俄服务业产业内贸易发展的众多因素中,市场规模、市场开放度、贸易不均衡度及贸易政策的影响最为显著。     

欧盟服务贸易竞争力及其影响因素研究——以波特钻石模型为依据

依据波特钻石模型对欧盟服务贸易竞争力及其影响因素进行定量评价和分析。首先,使用多指标评价法对欧盟及欧盟15国的服务贸易竞争力进行了定量评价和比较研究;其次,以扩展和细化后的波特"钻石模型"体系为理论依据,运用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定量分析了欧盟服务贸易竞争力的影响因素,发现欧盟服务贸易竞争力受到生产因素、需求因素、相关与支持性产业和政府因素的显著正向影响,与服务业从业人数占比、人均GDP、货物贸易出口额、服务贸易开放度以及技术进步存在长期协整关系,协整回归的拟合度较好。其中,服务贸易开放度的影响最大,其次是人均GDP和服务业从业人数,最后是货物贸易出口和技术进步。     

服务业开放、生产率与出口产品质量

在由贸易大国向贸易强国转变的关键时期,提升企业出口产品质量是增强我国贸易竞争力、提高贸易地位的必由之路。构建了通过提高服务业生产率推动出口产品质量升级的理论模型,并使用2004—2013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与海关数据库的匹配数据,从微观层面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发现,在总体上,服务业开放能显著促进出口产品质量提升;从不同服务部门来看,金融服务、科技服务、个人服务和其他商务服务这四个服务部门的贸易自由化能显著提高出口产品质量,同时服务业开放对东部地区企业、一般贸易和其他贸易企业、国有企业以及高服务使用率企业的出口产品质量的提升作用更为明显。进一步研究证明,服务业开放能够通过提高服务业生产率这一渠道提高出口产品质量。研究为推进服务贸易自由化进程提高、出口产品质量提供了政策参考。     

服务业及国际服务贸易壁垒分析

服务业在当今世界的发展速度,超过了有形商品的生产与交换。特别是国际服务贸易的兴起,对整个世界经济格局已产生了重大影响,成为世界各国关注的焦点之一。我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面对世界服务业的蓬勃发展,面临发达国家对我国服务业的渗透,中国服务业在受到严峻挑战的发展背景下,大力扶持服务业的发展,壮大其在国际上的竞争力,已成为国民经济宏观管理的重要内容之一。 长期以来,我国对服务业的发展和国际服务贸易问题不够重视,在国际服务贸易领域中的竞争力较弱;国家对国际服务贸易的管理,主要借鉴的是有形商品贸易的相关政策和措施,因而,往往难以达到预期的目标。自乌拉圭回合把国际服务贸易纳入谈判议题,我国在国际服务贸易领域的被动局面日益显现。这从根本上说来,与我国在服务业及国际服务贸易问题上缺乏系统的研究和合理的规划有关。因此,加强服务业与国际服务贸易原理的     

中日双边服务贸易专业化程度及其影响因素——基于产业内贸易视角

中日双边服务贸易关系日益密切且存在极大的发展空间,结合中日双边服务贸易现状,基于产业内贸易视角分析其专业化程度,并实证检验专业化程度的影响因素,结果显示:中国通过服务贸易,对日本服务市场的融入程度逐渐加深,而日本却呈现相反现象;中日双边服务产业内贸易的总体专业化程度较深,且呈现出逐步加深趋势;中日双边服务贸易开放度和服务业市场规模差异度,会对产业内贸易专业化程度产生显著的正向效应,而服务贸易差异度则表现为显著的负向效应。     

我国服务业与服务贸易发展协同性的实证分析

选取4个影响服务业发展的因素和决定服务贸易的2个因素,建立VAR模型,分析我国服务业与服务贸易发展二者之间的关系。通过Granger因果分析和脉冲响应函数的实证研究,得出现阶段我国服务业与服务贸易之间尚未形成良性的协调发展机制,即服务业与服务贸易之间不存在相互促进的关系。     

“一带一路”相关文件政策强度与省域经济开放度关系研究——“一带一路”沿线18个省份实证分析

文章的特色和理论意义在于,尝试量化"一带一路"沿线18个省份"一带一路"相关政策文件,以设计政策效力、政策措施与政策保障的评判要点为基础,确定政策措施强度和政策保障强度.细致讨论"一带一路"文件的政策强度与经济开放度提升之间的关系,并讨论该关系在东西部地区的差异以及政策保障强度在政策措施强度与经济开放度关系之中的调节效应.研究发现:政策措施强度能够正向促进省域经济开放度的提升;在经济开放度高于10％的省份中,政策保障强度正向调节政策措施强度与经济开放度提升之间的关系,政策措施强度和政策保障强度之间存在互补关系;政策措施强度中资金融通强度对于沿线省域经济开放度的提升有着最显著的正向影响,政策沟通强度对于沿线省域经济开放度的提升影响不显著;政策措施强度对省域经济开放度的提升存在地区差别,西部地区更注重"一带一路"倡议所带来的机会.建议:"一带一路"沿线省份在政策设计上,不仅要对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和民心相通等内容作出合理规划和布局,还应对保障机制作出可操作性的安排.     

中国-东盟服务业产业内贸易现状及影响因素分析

中国-东盟服务业、服务贸易的规模发展迅速,服务贸易已逐步由产业间向产业内贸易模式转变。目前中国、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印尼服务贸易的发展呈现出产业内贸易的特点,菲律宾服务贸易在向产业内贸易过渡,东盟其他国家的服务贸易则还是产业间贸易类型。而对中国-东盟服务业产业内贸易影响最大的因素是服务业的规模和贸易壁垒的高低,其次是人均GDP和FDI,货物贸易对中国-东盟服务贸易的影响最小。因此,加快中国-东盟服务业产业内贸易的发展,各国要降低国内企业的垄断经营地位;加强服务业的基础设施建设;适度引导外资流向金融、保险、通讯等资本和技术密集度较高行业。     

经济服务化:中国的现状、机遇与挑战

中国已经开始向工业化后期转变,经济服务化成为经济结构优化升级的重要任务。1978年以来中国服务业存在发展速度快但增加值占比、就业占比低、服务贸易迅速扩大且结构不合理、竞争力不强等特点与不足。中国服务业发展机遇与挑战共存,当前推动服务业的发展应该在提高劳动力素质、积极稳妥推进城镇化的基础上,努力增加服务经济产出比重;促进生产性服务业而消费性服务业的发展与升级;提升服务业国际服务贸易竞争优势,并为服务经济发展提供良好制度环境。     

我国服务贸易对服务业发展的作用机制

发展服务业是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有力渠道之一,而通过发展服务贸易来促进服务业的优化发展是发展服务业的途径之一。对服务贸易作用于服务业的途径进行理论推导,假定服务贸易对服务业发展的影响主要以要素禀赋为途径。依据中介效应检验程序,选取服务贸易各部门进出口额为自变量,选取服务业产出和就业占比为因变量,以服务业资本存量、人力资本以及全要素生产率为中介变量,通过实证检验得出要素禀赋是服务贸易作用于服务业发展的重要途径,不同部门对不同要素禀赋的中介作用相差较大的结论,并分析这一结论的政策启示。     

英国脱欧视角下中英服务贸易竞争力比较研究

对中国和英国服务贸易TC数值、RCA数值以及服务贸易开放度进行测算,衡量中国和英国服务贸易各部门的国际竞争力,比较两国在服务贸易各部门的优劣势,最终得出结论:中国在建筑这一服务贸易项目下国际竞争力比较突出,在计算机和信息服务领域发展迅速,目前该类服务竞争优势已经超过英国;英国在金融和保险等资本和技术密集型服务贸易领域竞争优势比较突出。据此,对中国如何提高服务贸易竞争力以及英国正式脱欧后中英两国服务贸易如何发展提出建议。     

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下贸易强国建设策略

为分析中国由贸易大国向贸易强国跨越的路径,以扩大内需的国内大循环为主体,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的新发展格局为主轴,研究对外贸易促进国内国际双循环良性互动的战略性作用。研究认为,中国应抓住“十四五”的关键时期深入推进工业化,发展数字化、“智能+”等先进制造业; 利用政策引导服务业转型发展,探索数字贸易的独特优势,做大做强服务贸易出口; 不断扩大中国自由贸易区网络的覆盖范围,通过国内政策与国际经贸规则的接轨,争取更大的贸易便利化和发展空间; 持续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改善资源配置效率,培育在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领域的中国企业品牌; 适时扩大进口规模,重视资本品、消费品及服务贸易进口,充分发挥进口对双循环各个环节的联动效应。     

中国与东盟服务贸易协议:一种博弈框架分析

建立了一个将中国与东盟服务贸易发展描述为具有相联系的两阶段博弈模型,并将“未来不确定性时期”这一因素引入分析之中,指出中国与东盟对《服务贸易协议》实施情况的预期会影响当前服务贸易谈判的进程。双方应尽快完善各自内部服务业市场发展所须法律和制度环境,消除各种未来不确定性因素,才能达成《服务贸易协议》,促进双边服务贸易的发展,进而满足各自经济发展的需要。     

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如何影响出口二元边际？ —— 理论机制与经验证据

为考察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对出口二元边际的影响,将出口二元边际嵌入异质性企业贸易模型进行理论分析,并使用2002-2013年中国出口企业的微观数据对理论假说进行检验。研究发现：贸易政策不确定性的下降会促进企业的出口总量和二元边际提升;贸易政策不确定性的下降对一般贸易企业、民营企业、高生产率企业和高技术行业的出口总量和二元边际的提升效应强于加工贸易企业、非民营企业、低生产率企业和中低技术行业;在低市场准入成本和贸易自由化的基础上降低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将对出口产生更为明显的促进效应。     

试论服务贸易自由化与我国服务贸易发展

在科学技术和WTO共同催化下,世界服务贸易日益走向自由化,并呈现出多元化发展的特点。与货物贸易水平相比,中国服务贸易发展明显滞后。出于加快发展我国服务业,同时也考虑到有关国家的要求,我国在加入WTO协议中,对我国服务业的对外开放水平做出了相当高的承诺,所以我国服务市场开放是必然趋势,为有序地开放我国的服务市场,使我国服务贸易得到快速发展,应采取积极的应对措施。     

中国与东盟服务贸易协议：一种博弈框架分析

建立了一个将中国与东盟服务贸易发展描述为具有相联系的两阶段博弈模型，并将“未来不确定性时期”这一因素引入分析之中，指出中国与东盟对《服务贸易协议》实施情况的预期会影响当前服务贸易谈判的进程。双方应尽快完善各自内部服务业市场发展所须法律和制度环境，消除各种未来不确定性因素，才能达成《服务贸易协议》，促进双边服务贸易的发展，进而满足各自经济发展的需要。     

基于SWOT分析的我国服务贸易发展战略思考

随着国际服务贸易发展,各国都将发展本国服务业作为参与国际竞争的战略重点。我国服务贸易发展水平落后,优势依然集中在劳动力和自然资源方面。中国加入WTO后,服务业对外开放,面临内外威胁,但是服务贸易的自由化也同时为我国发展服务贸易提供了机遇。在SWOT分析基础上,本文根据我国服务贸易的优势、劣势以及面临的机遇和威胁,提出了服务贸易发展战略的思考。     

生产者服务贸易与全球价值链的“区块化”

利用WIOD数据构建了中间品贸易分布矩阵、中间品贸易结合度矩阵,有效地描述了全球价值链"区块化"的发展现状和趋势。接着,构建中间品贸易区域集中度指标,利用2000—2014年44个国家和地区56行业中间品贸易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了生产者服务贸易对全球价值链"区块化"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生产者服务贸易对全球价值链"区块化"具有显著的正向作用,并且生产者服务贸易与一国国内人力资本存量之间存在显著的正向作用;对不同技术水平制造业以及服务业分组的实证结果表明,生产者服务贸易影响全球价值链"区块化"的能力是以低技术水平行业、高技术水平行业、服务业的顺序逐级减弱的,而与各区域内核心国家主导产业对应可知,生产者服务贸易影响在以中日为核心的亚洲最强,其次为以德国为核心的欧洲,再次为以美国为核心的美洲。     

生产性服务业集聚与制造业出口二元边际——基于中国工业企业的经验研究

将空间外部性与新新贸易理论相结合,推断出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企业出口参与的动态影响,并运用Heckman两阶段模型对我国286个城市的制造业企业出口二元边际与生产性服务业集聚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发现,生产性服务业的专业化集聚和多样化集聚对制造业企业出口集约边际的影响均呈现显著倒U型特征;企业出口扩展边际与生产性服务业专业化和多样化集聚之间的关系则呈现显著的正U型特征。进一步的分样本检验结果显示,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制造业企业出口二元边际的影响因企业所处城市规模、行业要素密集度以及所有制类型的不同而有所差异。此外,在作用机制方面,生产性服务业能够通过影响地区综合技术效率和社会创新体系促进制造业出口二元边际的扩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