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意识”的颠覆与重构——弗洛伊德“心理小说”理论及其批评实践

从20世纪初期起弗洛伊德就在小说观念领域悄然发动了一次革命，他把自己的“深层心理学”理论延伸到了小说理论研究和批评之中，明确肯定了“心理小说”的人性意义和现代审美价值，并从“无意识”表现的历史存在揭示了西方小说史的心理学本质，对西方古典主义的小说创作原则造成了极大的冲击，有力地影响了西方现代小说家的理论立场和创作观念。但其理论和批评中过于浓厚的“泛性论”色彩和古典主义传统的余波又阻碍了弗洛伊德小说思想与西方现代小说创作批评界的深度融合。     

破除“自我”的幻象——简论拉康精神分析学对主体概念的解构

过去的意识哲学认为自我作为主体是理性的,而且能够在与他人、与世界的关系中展开自己的意义,然而这仅仅是从有限的思路来讨论问题,忽视了主体所处的历史文化环境的结构性作用。弗洛伊德的人格结构让自我的非理性层面得到一定程度的解释,与之相关的无意识和欲望也都与构建人格的力比多有关。拉康的精神分析学结合了索绪尔的语言学的分析方法,通过对弗洛伊德关于无意识和欲望的观点予以重新解释,颠覆了传统的主体自我的形象,否定自我的建构性与合法性,用一种反讽的方式揭示出一个异化的自我能指概念,这样的自我不仅始终无法满足其对象的欲望,同时也是属于一种语言和文化结构性的无意识的自欺,是一个空洞的幻象。自我的本质被潜在地证明为一种不可能。     

“人是什么？”──再论弗洛伊德无意识理论的贡献

面对“人是什么”这一永恒的命题，弗洛伊德以其“无意识”理论作出了新的解说。尽管他的无意识学说存在明显的局限和偏颇，但至少在以下几个方面具有不应忽视的贡献：以反传统的姿态更新了理解“人”的观念；丰富了“人”的内涵，在特定的意义上支持了马克思主义“人”学；推动了二十世纪对“人”自身的研究与认识。     

现象学运动的零点时刻与胡塞尔意识哲学的初次突破——兼论一种对早期胡塞尔的评价

众所周知,胡塞尔的《算术哲学》是一部失败的作品,1900年问世的《逻辑研究》才标志着意识哲学的突破和现象学运动的开端。然而,胡塞尔的成功并不是一蹴而就的,其转变的端倪和新思想的雏形早在1890年就已显现。他于该年写就的两篇论文“论符号的逻辑(符号学)”和“普遍算术的概念”首次实现了意向对象与表象的分离,初步找到了意向行为与意向对象之间的相关性关系,初次完成了从单个的心理行为出发向算法系统的转变,这意味着胡塞尔意识哲学突破了近代以来的意识理论,同时也标志着现象学运动的真正开端。相应地,国外学界对早期胡塞尔的片面评价也应得到纠正。     

论《雷雨》的“恋母仇父”情结——兼谈曹禺创作《雷雨》的个人无意识和集体无意识

《雷雨》中的主要人物周萍、周冲、鲁大海都有不同程度的“恋母仇父”情结。从精神分析学的角度看 ,这种情感与曹禺的自身情感之间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既有其童年记忆的留存 ,又是民族历史深远悠久的“集体无意识”的复活。因此这种情感是神秘的个人无意识和集体无意识作用的结果     

从"意向性"概念反思现象学对关学的意义——以胡塞尔现象学为例

意向性概念一直是西方学术研究的重点.目前,国内学界是在现象学视域下理解意向性概念的.寻求美学突围的学术追求尤其要反思和警惕这一概念的西方学术理路,同时努力捕捉中西文化、思维的恰切点,以实验性的态度重塑东方美学.     

现象学与“对世界的信任”——以胡塞尔和海德格尔为例

世界无疑是现象学的一个核心论题,现象学试图克服自笛卡尔以来现代哲学中对世界的怀疑和不信任感。现象学的创始人胡塞尔认为,对世界之存在的信念作为一种自然态度,贯穿了我们的一切行为意识。而在海德格尔那里,世界作为一个预先给予的境域,则是一切其他世界内存在者得以显现的前提。但这两位现象学家选择了不同的方式来澄清世界的论题。胡塞尔通过先验还原将对世界之存在的信念悬置起来,并将世界本身看成是意识的意向相关物,而海德格尔则反过来认为,人作为此在原本就在世界之中存在,因此人对世界的朴素信任感也构成了他的原初存在方式。尽管如此,无论是胡塞尔还是海德格尔,都没能真正克服现代哲学中世界之丧失的危机,重建人对世界的朴素信任。     

生活世界与超越论现象学——兼论胡塞尔对海德格尔“哲学人类学”的批评

生活世界现象学既是一门历史现象学,也是一门前—人格的本性现象学。胡塞尔对海德格尔著名的"哲学人类学"的批评首先意味着自我深化,它建立在胡塞尔在后—《沉思》时代对超越论现象学的主体性悖谬的明察之上,而作为这一自我批评的结果,胡塞尔对前—存在领域的揭示"预示"了海德格尔后期的存在论"转向"。因而,即便在最终的现象学基础上,海德格尔与胡塞尔在存在与思之间还是保持了一种平行关系。     

中西研究的政治无意识——以西方学界对“夏商周断代工程”的评论为中心

政治是关于中国和中国文明的知识生产中的一个重要因素,但它的存在方式与东方主义和后殖民研究中的情形相当不同,人们往往很少意识到它的政治特性,或者即便是被发现,人们也会对其视而不见或者拒绝认识它的本质。因此,这一因素可以说是构成了中西研究中的政治无意识。这种政治无意识和詹明信的概念基本类似,但詹明信的观点针对的是文学文本的阅读和解释,因此并不完全适用于相对中立和客观的知识和学术研究。詹明信的政治无意识主要是指经济生产中的阶级意识及其在文学文本中的深层反映,而知识和学术生产中的政治无意识的核心是族群意识、国家意识以及国际意识的政治意识形态,是学术领域中现实政治、国际政治、地缘文化政治、身份政治和族群政治控制中西研究的无意识政治学。通过分析中西研究中一些引起巨大争议的个案,可以探讨无意识的政治学如何影响中西研究的学术导向和结果,并影响知识生产和学术评价。     

在先验纯化了的意识现象中奠基“非实体本质”——解读胡塞尔从《从逻辑研究》转向《大观念》的思路

把数和逻辑的本质视为非实在的本质,并把这种本质奠基在先验纯化了的现象的基础之上,是胡塞尔所找到的一条克服数和逻辑的基础理论中的两难困境的出路:一方面承认数和逻辑的本质的普遍有效性,另一方面又不否认它们是在意识活动中被构成。在胡塞尔为《大观念》写的导论和舒曼为这本书写的编者导言中,我们可以发现胡塞尔这一思路的来龙去脉。     

“山-海”之间的文化意识与无意识——文本“谱系”中的《在山的那边》

《在山的那边》一诗的“信念”主题是在经典化过程中和特殊的文本“谱系”中逐渐确立起来的。进一步考察该诗的文本“谱系”,并将此诗重新归置于“八十年代”或“新时期/文学”的思想文化语境中,可以打开其“信念”主题之后不同寻常的隐秘的文本空间。此诗在“山-海”对立的结构形式中表征了“八十年代”“文化-心理”结构中的缺失或不满,即“求诸于外”的文化意识与精神“失父/寻父”的无意识。     

论冲突法利益——以美国“冲突法危机”为背景

美国"冲突法危机"是近代以来冲突法领域的重大理论争鸣之一,作为欧洲传统理论的"国际私法利益论"与美国现代理论的"政府(支配)利益分析说"分别是这场论战中的典型。晚近国际法理论的发展,不断丰富着冲突法利益的内涵,尤其在冲突法趋同和一体化呼声日隆的情势下,梳理这两种理论关于冲突法利益问题的认知,可为评判冲突法的发展现状及预测冲突法发展的未来趋势提供参照基准。     

试析理学性、情观对“以意为诗|”论的影响

宋代理学对诗学的影响在何种层面上发生一直众说纷纭。事实上,理学的性、情观对宋人思想观念影响是其中一个重要因素。通过对文人思想结构的改造,理学性、情观影响到此一时期诗人的创作思想。宋人“以意为诗”论中就渗透了理学思想的深刻影响,它同时也铸就了宋人诗歌独特的美学风格。     

“母亲神话”的解构——论萧红对母亲形象的书写

针对目前学界对萧红有关母亲形象书写的研究仅停留在萧红对母亲的直面丑化层面上,并将萧红对母亲形象的丑化描写与其童年母爱的缺失联系起来,缺乏全面性与深刻性了解的现状,认为萧红主要从母亲形象的越轨性书写,女性的悲剧意识和女性社会角色的转变3个方面,共同完成了对＂母亲神话＂的解构,具体表现为对母亲形象的直面丑化、对儿童形象不同常规的塑造和对女性生育的颠覆性书写。通过对母亲形象的消解,反映出萧红自身女性意识的自审性和反思性,它最终实现了萧红独立、自主、坚毅人格的自我重建。     

“活”在矛盾中——论叶芝以“变老”为主题的诗歌中的“矛盾”意识

当变老让大多数人变得孱弱无助时,叶芝却因变老而更加坚强有力。其秘诀之一是其矛盾意识。叶芝不甘于随变老而来的止息,他不断地制造矛盾并掌控矛盾,让生命在矛盾中绽放活力。叶芝以变老为主题的诗歌是其矛盾意识的最好阐释。     

开启马克思哲学研究的新视野——以“社会”概念研究为线索

"社会"是走进马克思哲学的一个窗口,作为一个核心范畴,"社会"的生成与嬗变是马克思整个思想流变历程的浓缩及其内在逻辑进程的展开.学界的研究主要是基于对马克思不同时期经典文本的深入解读,从不同的视角出发、敞开广阔的问题域,开掘出马克思"社会"概念的不同面相及其丰富内涵,而"社会"概念的原初语境的再现给予我们新的方法论启示,同时开启了马克思哲学研究的新的思想地平,成为进一步阐释和理解马克思哲学的重要理论资源.     

论元末江南文人主体意识的觉醒——以出入“玉山草堂”的文人为例

玉山草堂为元末江南文人雅集的中心之一,当时的著名文人纷纷聚会于此,他们自由地游山玩水,吟诗结社,研讨艺术甚至评论时事。元代文人主体意识的增强,文人个性得以张扬,他们强调创新,甚至出现了多取向的探索。在文艺创作中,个性化因素逐渐增多,强调对人的尊重与宣传,在言行上也显得洒脱不羁,这些都表明了元末江南文人主体意识的觉醒。可以说,元统治者主观上冷落、闲置了一大批辅政的儒生力量,却在客观上为文艺的发展输送了营养,促进了元代文艺的短暂繁荣,这种原创性、开拓性在后来大肆加强文化钳制的明清两代是很难看到的。     

论中国的悲剧意识和悲剧精神——以《诗经》为个案

悲剧是人类在实践创造自由的过程中,面对暂时不可能实现自由的准自由状况所产生的特殊应对状态和精神。中国的悲剧意识和悲剧精神可从《诗经》入手。中国人在实践-创造中企图理性把握世界(自然、社会),以实现三种类型的自由,但理性反思实践自由的暂时不可能实现,使其准自由的形象呈现悲剧性。但当理性可知,悲剧性就弱化。中国的悲剧意识是一种理性反思意识,在《诗经》中包括形而上追求的反思,向死而生的反思,和实践自由过程中挫折的反思三个纬度,是一种准自由状态的忧患意识。而中国的悲剧精神则有柔韧之风,那是因为面对实践自由的受挫,中国人具有用迎合的方式化解个体与群体、社会矛盾的趋向,以达到统一的自由。这不同于西方悲剧一味深信终将实现自由,却必然挫败的惨烈。这也解释了为何中国悲剧多以“大团圆”告终。     

浅析日语“ォノマトぺ”中比喻手法的运用——以“どきどき”为例

日语中存在着丰富多彩的“拟声词”、“拟态词”、“拟情语”，即“ォノマトぺ（onomatope）”。这种特殊的词汇群使日语更加生动和形象。论文以“どきどき”为例，通过对『拟声拟态词词典』、日语语言文字数据库及日本明治以后文学作品里出现的部分例句的使用实态的分析，记述了单一的“拟情词”中的“感觉”到“感情”意义的比喻手法的运用。     

“黄祸论”与日俄战争期间的日本外交——以人种意识为视点

三国干涉与"黄祸论"曾一度加重了日本的人种意识忧虑。当日俄战争临近,面对再度喧嚣的"黄祸论",为避免引起列强的猜疑与干涉,日本极力在舆论和外交上消除"黄祸"的不利影响。但另一方面,像对俄军事活动中利用人种意识为其服务那样,继续通过宣扬"同种联合"论调对中国进行接近与渗透,无疑有利于其扩大和独霸在东亚的利益。日本这种针对东西方时呈现出的两面性人种意识,在随后的对外侵略扩张中多次体现,成为其战败前实用主义外交思想的一个重要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