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墓志汇编》铭文校点献疑

唐代墓志对研究唐代社会、历史、文化、语言、文字等,具有多方面的研究价值.周绍良先生主编的《唐代墓志汇编》收录墓志3607方,以通用繁体字录文,并加以新式标点,汇集成书.我们在利用《唐代墓志汇编》做唐代语音调查时,发现铭文韵字尚存在一些文字校勘问题.为了更好地使用这些材料,我们以搜集到的墓志拓本图版为底本,并参考各家录文资料,从诗文用韵角度出发,对其中若干条不合押韵规则的铭文作了考证,分定标点、避形讹、补缺字、订衍脱、正倒文、辩俗字等六个方面讨论了录文校点中存在的问题.     

《唐韦知艺墓志》考释

韦知艺是唐代京兆韦氏家族重要成员之一,卒于唐长安四年(704),在武则天时期历任官职,其在两《唐书》中无传。《大唐故中大夫使持节箕州诸军事守箕州刺史上护军韦府君墓志之铭》详细记载了韦知艺的家庭世系和生平事迹,可补正史之不足,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新见《咸宜观李洞真墓志》及《三洞观冯太虚墓志》重审

近年,唐代道士墓志不断出世,实为学界幸事.然其中若干墓志在来源和志文内容等方面均存在一些疑问,在将之视作确凿史料用以构建道教历史之前,尤需对材料本身进行辨析思考.《咸宜观李洞真墓志》和《三洞观冯太虚墓志》均为新见唐代道士墓志,原石或拓片已为国内著名博物馆所收藏,然二者情况或仍有商酌之必要.     

《唐代墓志汇编续集》史籍类复音词浅析

墓志文献拥有专类文献词汇的独特研究价值。唐代墓志文献中集中使用了有关史籍词义范畴的复音词,本文采用义素义场理论,对《唐代墓志汇编续集》中史籍类复音词进行了考察,得出唐代墓志中此类词的特征。     

《大唐西市博物馆藏墓志》所见唐代进士史料

本文以新近出版的《大唐西市博物馆藏墓志》所栽的科举史料为依据,新补未见史书记载的唐代进士凡18名,其中及第年份可考者4名,及第时间待考者14名。     

《洛阳新出土墓志释录》所见科举史料

本文利用《洛阳新出土墓志释录》所提供的原始文献,补充了清人徐松《登科记考》、今人孟二冬《登科记考补正》等史书尚未记载的唐代进士出身者6人,明经出身者6人,制科出身者3人,同时对涉及唐代科举人物的其它资料进行了辨析。     

《洛阳新获七朝墓志》所见科举史料

依据新近出版的《洛阳新获七朝墓志》所载史料,增补新见唐人登科者凡52人,其中进士11人,明经30人,制科8人,武举1人,科目未详2人.增补新发现的唐人登科者25人的佐证史料.     

卢元福墓志校补

卢元福墓志是涉及初唐史学的重要出土文献,但业已刊布的墓志图版极为模糊,约三分之一的志文无法辨识。洛阳师范学院图书馆所藏卢元福墓志拓片仅有个别文字缺失,故据之校录墓志全文,并就相关问题略作疏证。     

洛阳新出的《李毂墓志》与李氏家族文学

洛阳新出一方李彀撰的《李毂墓志》。李毂生平事迹为史书所不载,志文所载李毂的世系情况可纠正《唐才子传校笺》李敬方世系之误,可补两《唐书·李憕传》李憕子嗣情况。其中,李毂所作的《粃句》一书可补唐代著述,志文言及的李氏兄弟俱业文一事展现了唐代文学的家族传统。     

唐代吐谷浑慕容氏王室墓志研究述评

20世纪20年代以来,西北地区陆续出土了11方唐代吐谷浑慕容氏墓志.不少学者利用墓志从吐谷浑史和唐吐关系方面入手进行了研究.由于志文的残缺以及其内容和史传记载相矛盾,学界对其研究成果不尽一致,有些问题尚需要进一步研究.     

唐郑居中夫妇墓志发覆

墓志记载中晚唐中层官吏郑居中一生所经历事件和结交的上层官僚 ,以及妻族崔氏、儿女亲家等 ,或见于文献记载。郑居中童年一度入观学道 ,晚年寻道访宫于王屋、嵩少 ,终卒山寺。其事迹演绎为《逸史》道仙故事 ,墓志为其文学素材。     

唐代墓志讹混俗字考释

唐代墓志仍有不少讹混俗字待考。选取25例加以考释,认为“■”当是“因”字俗讹,“■”当是“周”字俗讹,“■”当是“旦”字俗讹,“■”当是“晷”字俗讹,“■”当是“折”字俗讹,“■”当是“郵”字俗讹,“■”当是“贊”字俗讹,“■”当是“雨”字俗讹,“■”当是“丹”字俗讹,“■”当是“逝”字俗讹,“■”当是“蠖”字俗讹,“■”当是“纏”字俗讹,“■”当是“予”字俗讹,“■”当是“峩”字俗讹,“■”当是“痛”字俗讹,“■”当是“砆”字俗讹,“■”当是“澂”字俗讹,“■”当是“群”字俗讹,“■”当是“挹”字俗讹,“■”当是“勝”字俗讹,“■”当是“八”字俗讹,“■”当是“鵷”字俗讹,“■”当是“顧”字俗讹,“■”当是“青”字俗讹,“■”当是“庶”字俗讹。     

唐代墓志铭创作的程式化模式及其文学意义

墓志铭作为应用性文体,通常会出现程式化的创作模式,这既是应用文体的特性所决定的,又与一般的应用文体有所不同。墓志铭由志文和铭文两部分组成,志文的程式化主要表现为行文方式的模式化、特殊类型的模板式和具体内容的雷同性;铭文的程式化主要表现为化用经典诗句、抄撮志文成句和袭用固定模板。程式化的创作模式虽然使墓志铭形式单一,结构固定,但却有着重要的文学意义,有必要对其内涵和价值进行恰当的评估：唐代墓志铭中经常出现的人物形象为考察他们形象的经典化和在后世的接受情况提供了全新的素材;其中反复出现的一些套语,则有助于我们对诗歌创作中点化前人成句的创作模式和经典诗句的生成过程有更加直观的认识。     

略谈长安四年唐智宗墓志

长安四年唐智宗墓志为研究唐时高昌地区的官制补充了一些线索。通过考证研究，可以看出高昌王国自麴氏有国以来，历140年之久，推行的基本是汉制，其置官也一直同中央保持着密切联系，很多官名与中原王朝同出一源，基本上是准中央制度的，高昌仿隋设置散官，史籍未载，志文可补其不足。另外，通过志文也可看出唐时平定突厥叛乱以及大范围的募兵等历史事件。     

唐名相姚崇五世孙姚勖自撰墓志简释

唐名相姚崇五世孙姚勖自撰墓志,不仅记述了其家族世系、婚姻状况、历任职官等情况,还详细记载了崇、彝、辟、偁及勖五人墓葬的准确位置,为研究姚崇家族历史提供了新的实物资料,同时为考古工作者寻找一代名相姚崇及其子孙墓葬提供了重要线索。     

刘长卿归属盛唐山水诗派的理由、意义及其他

谈到盛唐山水诗派,刘长卿是一个绕不过去的人物。刘长卿在盛唐诗风的承传上的重要贡献和影响,和他在情景交融上“定型”的意义,使他具有了盛唐山水诗派之殿军的最合适位置,而把他归入盛唐,不只是个简单的“派”的规模扩张,而是盛唐山水诗群落“派”的自然生态的必然要求,也更加能够显示此派无形且巨大的聚合力,是对盛唐山水诗派的实际情况的重新认识。     

新发现唐代宰相高璩墓志发覆

新发现的高璩墓志是晚唐重要文人墓志。志主高璩为唐初开国功臣高士廉裔孙,中晚唐名臣高元裕之子,官至宰相。高璩墓志与近年出土的十余方高氏家族墓志、神道碑相印证,可以厘清高士廉一支的家族世系,勾勒高氏家族在唐代政治与文学舞台上的传承演变情况。高氏一族受初唐政治风波影响,一度沉沦下僚,至中晚唐高元裕、高少逸、高璩,凭借出色的文学才能及强有力的政治援引重返权力中心,体现出唐代士族在维持家族文化传统的同时,通过自我调整来适应政治环境的一面。墓志撰者为晚唐宰相刘邺,书者裴璩位至重要方镇节度使,都是兼具政治家与文学家身份的重要人物。以高璩墓志为中心,可以综合考察高璩家族与刘邺、裴璩仕宦经历的关系,挖掘科举及第、入幕经历、翰林供职、政治奥援等因素在中晚唐文人仕途升迁中的作用,从而揭示中晚唐政治与文学研究的一些重要问题。     

南朝墓志铭创作述论

墓志铭汉至两晋数量极少,这一时期体制上尚不完备。南朝墓志铭较前代篇辐增加,文体风格逐渐定型。南朝四言墓志铭受儒家经典《礼记》《诗经》影响明显,雍容典雅,庄严肃穆。这和宋、齐、梁、陈历经频繁政权更替,希望稳定长久,儒学遂成为国家意识。在此背景上,又由于南朝墓志铭的作者多为帝王和儒士,那么其创作必为儒家思想之体显。     

唐代墓志刻工三题

唐代墓志撰人、书人、题额者、刻工四者在制撰过程中关系发生变化。墓志刻工具有身份随意性,分工多样化的特征,他们凭借精湛的镌刻技能,可获得丰厚酬金。墓志镌人因出身低微,技艺世代承袭,具有保守性。一般而言,官府墓志刻工只允许担任本署令的伎术官,但在唐代墓志中亦存有特例。撰人、书人、题额者、刻工因墓主形成一种稳定的团队结构,这种结构在墓志制撰过程中因群体性合作得到强化和认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