派性村庄政治下的农民上访研究

派性村庄内的农民上访行动兼具个体意志与派性意志的双重特征。农民上访的个体意志使得个体的上访行动具备维护自身利益的内涵,而派性意志使得上访行动具备明显的政治斗争意图。在派性村庄政治下,农民上访变成了派性斗争的工具,国家权力则在上访行动中变成了派性斗争倚重的工具。通过农民上访和国家权力的干预,村庄派性之间的权力格局被重新塑造,同时国家权力也通过对村庄权力结构的塑造及上访活动的回应获得了合法性和权威性。村庄内的派性政治衍生了上访事件,同时也构建了上访事件的再生产机制。     

日常生活政治化与农村妇女的公共参与——以宁夏Y市郊区巴村为例(英文)

国家与农民对于村干部选举和村庄的公共事务有着不同的目标和考虑,在此背后实际上是“国家政治”和“村庄政治”的区分。农民对村庄政治关注的直接结果是使农民的日常交往行动带有很强的工具理性色彩,从而使村庄政治与农民的日常生活交融,出现“日常生活政治化”的现象。而且,恰恰是因为村庄政治的存在,农村妇女才可以像男村民一样,通过日常交往去参与村庄的公共事务并得到村落社区的承认和肯定。我们可以从日常生活这样的视角去关注农村妇女的公共参与,从而发现村庄政治背景下农村妇女公共参与的特点,以深化认识农村妇女的公共参与。     

从征地过程看村干部的行动逻辑——以华东、华中三个村庄的征地事件为例

本文基于2005年春在华东、华中地区三个村庄所做的土地征用调查，通过对村干部在农地征用过程中行为的观察，提出了理解村干部角色的一个新视角。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发展，越来越多的农村土地被政府征用，在这个过程中，村庄内部资源迅速集聚。作为村庄资源的掌握者，村干部为了获得更多的利益，一方面和地方政府形成利益的共谋；另一方面又通过各种各样的行动策略重新构建了村庄的结构。文章通过对村干部行为的分析，试图揭示这些行为背后所蕴涵的行动逻辑，从而有助于我们对村干部角色的理解。     

草根如何抗争：一项关于草根型意见领袖的个案研究

在有关农民抗争研究中,大多表现出明显的精英主义倾向。事实上,草根型意见领袖并不必然具有被精英主义范式所强调的所谓“权威”、“地位”、“权力”、“魅力”,更不是由外界进入的社会精英。这些草根型意见领袖所拥有的,只是行动网络,以及网络中可以调动的社会资源。研究发现,草根型意见领袖通过运用网络结构与资源来实现其意见影响力的逐级扩散;草根型意见领袖所发起的网络行动之最终成败主要导因于其建构的行动网络之特质;草根型意见领袖的意见影响力具有事件特殊性而不具有村庄普遍性;草根型意见领袖的意见影响力嵌入于并受制于村庄社会关系网络;草根型意见领袖所发起的网络行动可能导致村庄社会网络的重组。     

农民维权的行为困境与路径抉择

农民权益屡遭挑战,农民上访总量逐年增长。在农民各类上访中,土地已成为农民维权抗争的焦点。在农民维权过程中,行动曲折的原因有二：其一,内在原因为农民法律意识淡薄与权利意识增强之间的张力;其二,外在原因为政府的唯利性,尤其是官商之间的利益同盟。因此,成立农民维权组织已成为现实形势。     

Urban Village Community: A Case Study Concern-ing the Mode of Urbanization of Peasants and Their Lifestyles

中国现有条件下,与城中村相伴的、具有鲜明过渡性意涵的都市村社共同体是农民城市化的“新型社会空间”,是弱势的非农化群体“小传统”得以依托、行动逻辑得以体现的社会场域。这种组织化共同体是农民城市化中非常值得注意的“社会空间”。作者提出的都市村社共同体概念,为村庄研究增添了“走向终结的村社共同体”类型。     

中国农民价值观的变迁及对乡村治理的影响——以辽宁大古村调查为例

当前,中国农民的价值观正在发生前所未有的变化,这种变化集中表现在农民的本体性价值与社会性价值的观念转变上。本体性价值是指人生存的根本性意义;社会性价值是指人与人交往中的行为意义。与全国其他村庄一样,由于现代性因素的持续冲击,辽宁省大古村农民的慎终追远、传宗接代等传统的本体性价值观已经被动摇,但"守望相助、疾病相扶"的道义观也受到"气人有、笑人无"等负面社会价值观的严峻挑战。随着农村社会流动的进一步增加,村庄的负面因素很可能破坏村庄的团结,致使村庄共同体解体,以至村庄呈现原子化状态。当然,农民价值观的失落也与政策失误,如丧葬政策的失误有关。因此,当下中国新农村建设要特别关注农民的精神生活,加强农民价值观建设;同时也要重视农村公共空间建设等问题,为搞好乡村治理提供正确的政策支持。     

农民共同社会行动的缺乏与新农村建设

本文关注新农村建设中农民的共同社会行动问题,基于辽宁省S村实地调研,探讨农民共同社会行动的缺乏在基础设施建设、信息分享、抵御风险以及村组织建设等方面的具体表现。由此尝试以类型划分为解释视角,指出新农村建设中多数共同社会行动的内向型和新生型特点是农村共同社会行动缺乏的原因。本文最终建议,新农村建设应该尝试走＂确立农民主体地位——培育合作型新农民——建设新农村＂这样一条道路。     

寻找联合生活——人类学视野下农民加入家庭教会的原因探析

在城镇化背景下,村庄公共空间的消弭、土地意义的流失以及信仰缺失带来的不安定感与孤立感,促使留守农民加入家庭教会.村庄基于差序格局的传统共同体在不断分化和重构,其成员的联合生活既有基于血缘、地缘意义上的熟悉,又有共同信仰促成的熟悉.家庭教会作为村庄中的新兴共同体嵌入以土地这一共同生产方式为中心的传统共同体,两者既互相借力,也有矛盾冲突.家庭教会的快速发展体现了农民在荒漠化的村庄寻求联合生活的渴望.     

代耕生计与合理性行动逻辑——京郊代耕菜农的文化实践过程

京郊代耕菜农在一种临时性和过渡性的境况中展开无闲的劳动生产、预支的市场交换、简单的物质生活等具体生计行动,这些行动体现菜农在适应具体处境时的合理性行动逻辑。该逻辑是一种在综合生存境遇、制度安排、惯习表达以及地方文化等因素影响下展开的实践策略,行动逻辑的展现过程是行动主体创造意义的文化实践过程。以往的"四种小农观"并不能完全有效解释菜农的代耕生计及其行动逻辑。因此,在批判性地理解四种小农观的基础上,结合政治经济学与社会文化人类学的双重视野,以一种内外整合视角探讨不同时代境遇中的农民主体文化实践与行动逻辑。     

农民权益得失与城市化进程的关系分析

城市化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也是一个国家走向发达的必由之路。在我国城市化高速发展进程中,如何扬长避短,对城市化涉及的核心群体——农民权益的“得”与“失”是不容不认真考虑的问题。在城市化中,农民总体上属于弱势群体,如果政府及相关部门不能及时采取有效措施,其“失”甚至可能更重于“得”。城市化的社会经济特点、强势群体的掠夺以及政府利益介入、农民自身的缺失等都有可能成为农民权益“失”的原因。政府高度重视城市化与农民受益的一致性,并通过立法规范土地利益的分配制度,进而提高农村的聚集效应、提高农民的自身素质等是城市化建设健康发展的必要保障。     

维权情境中的自发性认知解放——以业主积极分子的权利意识的演进为例

本文旨在考察业主维权情景中行动者的认知过程。作者提出了理解主观认知的分析框架,并根据权利内容即财产权抑或自治权、权利性质即反应性抑或进取性两个维度,对业主权利意识进行类型学划分。对微博的分析呈现了近年来业主积极分子权利意识的分布和演变状况;访谈结果则显示积极分子对权利意识的认知解放是一个自发、互动的过程,而且抗争面临的阻力促进相似抗争的连结,社会化媒体为类似抗争的串联提供了平台,推动了认知解放过程。本文阐明了在中国情境下框架化和认知解放过程的自发性和互动性,同时指出未来的研究应该从以事件为中心的案例分析转向以议题为核心的抗议事件族的分析。     

理性与道义：熟人社会中的劳力配置逻辑--鄂西W村小农用工体系研究

帮工、换工和雇工构成的小农用工体系是鄂西W村脐橙产业发展的基础。小农用工体系嵌入村庄熟人社会,以熟人社会的平衡机制和信任机制作为运行逻辑,呈现出道义经济色彩。但是,小农用工体系同时嵌入市场化的产业发展结构,农民的理性经济目标也构成小农用工体系的运行动力。通过充分动员道义经济,小农用工体系为农民提供了低成本、高稳定的劳力配置方式,降低了农业生产的成本与风险,促进了熟人社会秩序的再生产。     

草根英雄的浩歌与悲歌——樟叶长篇小说《五福》中的刘五分析

樟叶的长篇小说《五福》首次以小说形式反映了辛亥革命时期陕西新军起义波澜壮阔的历史,作品中关于主人翁关中农民之子刘五的成功塑造,是对中国小说艺术人物画廊中草根英雄式人物的塑造的一个极大的丰富。刘五的性格、形象和命运,体现了旧中国农村阶层中豪杰英俊命运的必然性,反映了漫长的历史中底层人物的艰难崛起和迅速殒落的必然悲剧性。中国是一个传统农业社会,关中农民之子刘五的成长经历和思想行为特点,具有普遍意义和典型性。     

农民工维权意愿的影响模式研究：基于长三角地区的问卷调查

在农民工维护劳动权益的现有研究中,维权态度是一个尚未得到应有重视的议题。本文利用长三角地区农民工的调查数据,从同期群、务工资历、单位特征三个维度考察农民工维权意愿的影响模式。研究发现,同期群、法律认知水平、工作职位、单位性质等变量对农民工维权意愿影响显著,而更换工作次数、维权经历评价、加入社团数量等变量影响不显著。深入分析发现农民工维权意愿的变动不仅受单位及国家制度环境的影响,亦受其情感、人力资本、社会阅历等内在力量的综合作用影响。其中,基于文化程度、法律认知、工作职位等的维权能力,成为影响农民工维权意愿的重要因素。联系中国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的现实,认为农民工的维权意识会持续上升,将对既有的劳工维权体系造成较大压力。     

自我组织与遵纪守法：工人依法维权的集体行动策略——以上海SNS企业工人抗争为例

在中国的制度环境下,对于底层工人来说,争取合法权益的同时还要计算在这个过程中的经济成本与政治风险,因此“安全”、“有效”而又“可持续存在”的抗争方式是工人在采取行动时不得不考虑的问题。本文以上海某制造企业工人两次依法维权的行动为例,提出在这种逻辑下工人抗争所采取的“自我组织”与“遵纪守法”的策略,既为抗争提供了组织保障,又提供了行动的合法性。最后,文章将这种抗争策略放在中国宏观社会变迁的背景下进行了讨论。     

简论我国的农民地位问题

目前,农民地位在经济、政治和社会福利等多方面与城市居民有很大差别。其成因既有传统的户籍制度、城市偏好的赶超型工业化战略等体制性因素,也有对农民地位问题认识上的偏差。提高农民地位当务之急是制定并实施一系列归还农民权益和自由的政策。     

The Practice and Reconstruction of Village Communal Ownership: An Analytical Framework for Collective Forest Tenure Disputes in China

As shown in the many disputes occurring in reforms to collective forest tenure, reforms aimed at clarifying property rights that follow the contract responsibility system for arable land are not wholly compatible with the informal system of property rights followed in village communities up to the present. This highlights the fact that the existing theory of collective property rights no longer provides a sufficient or effective interpretation of the property rights game in the practice of collective forest tenure. Further, the existing institutional arrangements for collective property rights are conducive neither to the resolution of disputes over forest tenure nor to the sustainable management and utilization of forest land. Therefore, it is necessary to develop a more inclusive analytical framework for rural property rights: village communal ownership. This highlights the village community as the main force in the practice of property rights and integrates the communal ownership values accumulated and inherited in the course of village transition. The introduction of a rational mechanism developed through the practice of village communal ownership may be able to further improve and encourage the reform of rural property rights in China, leading to the construction of a modern system of rural property rights involving clear title to the land.     

历史唯物论视野下的新农村建设

新农村建设是在农村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具体体现,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内容和关节点。从历史唯物论的视角看,新农村建设中存在着共性难题:一是新农村建设中主客体错位与主体缺失;二是新农村建设发展动力不足;三是新农村建设的制度制约。原因有:第一,作为农村上层建筑的政治体制改革相对落后,致使保护农民合法权益、合法利益的制度缺失。第二,对农村发展规律把握不准,致使决策层所制定的某些政策缺乏操作性。第三,党中央新农村建设任务与各地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现实没有实现有机结合,致使农民在行动上不主动,使建设主体缺位。这就要求我们在制度设计上,借鉴外国经验,使之与我国及各地生产力发展水平有机结合并付诸实践。对农村领导干部和农民的教育,为新农村建设提供上层建筑的文化条件和主体动力。推进农村上层建筑的政治建设实现制度创新,以制度安排推动新农村建设。     

The Practice and Reconstruction of Village Communal Ownership： An Analytical Framework for Collective Forest Tenure Disputes in China

中国集体林权制度改革实践中出现的诸多林权纠纷现象表明,仿效耕地承包制的明晰产权改革设计与村庄社区沿袭至今的非正式产权制度无法完全兼容,由此凸显的问题是：关于集体产权实践的既有理论已不足以对集体林权实践中展现出的产权博弈现象作出充分有效的解释。既有的集体产权制度安排,也不利于林权纠纷调处及林地的可持续经营利用。为此,有必要建构一种更具包容性的农村产权制度分析框架——村庄社区产权,以凸显村庄社区在产权实践中所具有的主体能动性,整合村庄变迁中积累传承的社区产权价值观。引入村庄社区产权实践中形成的合理机制,或许能够进一步完善和促进中国农村产权制度变革,进而建立产权明晰的现代农村产权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