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中共六届三中全会和反调和主义

一、问题的由来一九三O年六月中共党内发生了立三“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为了解决李立三所犯的错误，共产国际为此而召开了专门会议来研究和讨论。当时周思来和胆秋白也参加了会议，会后形成了共产国际的“七月决议”，并指派周、区两位回国召开六届三中全会，传达共产国际的指示和“七月决议”的精神，并要求按此精神来终止立三的错误。一九三Q年九月中共六届三中全会在上海举行。大会由粗秋白主持，周恩来作了传达国际决议的报告，李立三作了检查发言，并通过了相关的决议，改组了中央领导机构，会后中共中央的工作由区秋白主持。三中…     

“中华民族的大联合”——中共推动民族团结的早期探索

在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的脉络中，“民族团结”概念形成了独特的意涵，有其自身的演化历程及特色。1934年“民族团结”一词出现在中共文献之前，中共在没有明确“民族团结”这一理论工具的阶段如何思考相关问题并展开探索，构成中共民族团结思想的“前史”。这一时期中共以“中华民族的大联合”为目标，发动了工人运动、农民运动、联合战线运动，逐步实现了对占人口大多数的民众的组织与动员，开启了对少数民族自觉进程的引导。中共持续探索将各阶级各民族组织到现代中华民族之下，为中华民族的团结创造了组织基础、社会基础和思想基础。研究中共推动民族团结的早期探索，有助今人了解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之源，对今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也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为建设“幸福广州”建言献策

中共广东省委书记汪洋提出了建设“幸福广东”的目标，提出以人为本、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保护生态环境，建设宜居城乡，改善社会治安，畅通诉求表达渠道等建设“幸福广东”几大重点工作。2011年初召开的中共广州市委九届十次会议上，市委书记张广宁提出“加快转型升级，建设幸福广州”的核心任务，把建设幸福广州作为“十二五”改革发展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如何理解“幸福广州”的内涵，如何提高社会的和谐度和人们的幸福感来建设“幸福广州”？广州市第14期非中共处级干部进修班学员结合理论学习和工作实际，畅谈了对“幸福广州”的理解，积极为建设“幸福广州”建言献策。     

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研究聚焦

早在2002年，中共十六大政治报告就提出并多次使用“和谐”一词。比如强调要“努力形成全体人民各尽所能、各得其所而又和谐相处的局面”，使“社会更加和谐”，要“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巩固和发展民主团结、生动活泼、安定和谐的政治局面”，“完成改革和发展的繁重任务，必须保持长期和谐稳定的社会环境”。中共十六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坚持和发展十六大提出的重要思想，     

“攘外必先安内”的一个问题

全面抗战爆发前，蒋介石对中共与地方实力派问题的处理实有三个层面，其一，中共与地方实力派皆为统一之“障碍”，均欲解决而后快；其二，地方实力派与中共是“内”“外”有别，经历初期优先“安内”轻视“攘外”后，确认“安内”必先“攘外”；其三，民族危机日趋严重时，对中共寻求政治解决，攘外逐渐成为蒋的政策重心，其政策调整亦是全民族抗日统一战线形成的重要步趋。     

机械优化设计方法与评判指标

在机械优化设计的实践中,每一种优化方法都是针对某一种问题而产生的,都有各自的特点和各自的应用领域,不能绝对的用“好”、“不好”来评判。着重分析常用的机械优化设计方法,并提出评判的主要性能指标。     

中共三代领导集体对社会发展战略的选择与启示

阐述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共第一代领导集体的“中国革命分两步走”战略、“一化三改”战略、“赶超战略”“中国建设两步走”战略及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共第二代领导集体的“三步走”战略和以江泽民为代表的中共第三代领导集体的“新三步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战略的提出和实施过程 ,并总结了我党进行社会发展战略决策的经验和教训。     

“二·二六”事件、“双十二”事变和“七·七”事变

在现代中日关系史上，尽管日本侵华战争已是半个多世纪前的事情，但至今仍存在一些令中国人民不能接受的“悬案”，“七·七”事变的性质即是其中之一。根据日本官方的说法：“日中战争是在从未料到的时机和场所突如其来发生的”，某些别有用心者在其回忆里甚至把挑起事变的责任推到中共身上”，企图纂改历史推脱罪责。对此，我国学者早已从各个角度予以批驳。本文拟在此基础上拓宽视角，就前一年日中两国发生的“二·二六事件”和“双十二”事变对各自内政外交的影响，分析“七·七”事变演变为日本全面侵华和中国全民族抗战的主客观因素，…     

高校中共党委与民主党派合作工作机制：从“和”到“合”

如何构建中共党委与民主党派合作工作机制,是高校一直探索和实践的重要命题。胡锦涛同志提出的“同心”思想深刻揭示了多党合作的本质内核,明确提出了多党合作的目标方向。应增强以“同心”思想为指引的文化认同,通过制度安排、文化载体、工作方式等“三个切入”来推进高校中共党委与民主党派合作工作机制从“和”到“合”的实现。     

延安交际处述论简

延安交际处作为中共中央在延安时期设立的主要负责对外接待工作的专门机构，其发展历程经历了起步发展、克服困难和成就辉煌三个阶段；其主要职能是接待来延安的中外来宾，宣传中共的各项方针政策，巩固和扩大统一战线，搜集和整理情报信息；其工作原则包括“来去自由”的接待政策，“宣传出去，争取过来”的宣教方针，“正面宣传，求同存异”的统战策略。     

论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制度的建立

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制度的建立经过了长期探索的过程。1927年，中共“五大”选举产生了党的第一届中央监察委员会。同年6月，《中国共产党第三次修正章程决案》初步规定了党内监督制度的基本框架。1928年，中共“六大”建立了“中央审查委员会”。1933年，中共中央决定建立中央党务委员会和省县监察委员会。1945年，中共“七大”决定成立党的中央监察委员会及各地方党的监察委员会。1949年11月，中共中央决定成立党的各级纪律检查委员会，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制度在全国建立起来了。     

中共“延安时期”历史文献数据库建设探析

近年来，专家学者们对中共“延安时期”的研究非常活跃。为了给研究人员提供数字化的文献信息资源，提高科研效率，有必要建设中共“延安时期”历史文献数据库。该数据库的建设对中共“延安时期”的研究和当代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建设、经济和文化建设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同时，也开创了图书馆与专业研究人员合作，为重点学科和专业研究进行深层次知识服务的先例，对提高图书馆知识管理和知识服务水平具有重要意义。     

“联合政府”口号提出背景的博弈论分析

“联合政府”口号是中共调整博弈策略的产物，其历史背景是1944年国内外局势的重大变化：国民党的军事溃败引发了严重的政治危机，中问党派的力量和态度都发生了历史性的变化；美国插手国共关系并采取了某些有利于中共的举措；中共的迅猛发展使国共力量对比已完全不同于抗战开始之时。     

江泽民依法治农思想探析

江泽民依法治农思想是中共第三代领导集体的智慧结晶，是中共“依法治国”方略形成的理论根基，指明了解决“三农”问题的现实途径和历史通道。它强调“法治”与“德治”并重，立法、执法、司法和普法齐头并进，在实践中逐步推进法治，普法中注意重点论、基础论和实践论的有机统一，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对依法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实现从"革命"到"执政"的全面转轨--为中共十六大的理论贡献而歌

中共十六大报告确立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在哲学、政治经济学和政治学等方面，均构成了对中共此前理论的超越。其中包括，十六大报告再未出现“劳动价值论”字样，这是理论上的一大拔乱反正。     

“九·一八”事变后中共对国民党蒋介石政策的演变及其原因

“９·１８”事变后，中共提出组织反帝运动中的下层统一战线，当时蒋介石对日本侵略采取“逆来顺受”政策，所以中共对国民党蒋介石的政策是抗日反蒋。中共发表《八一宣言》后，分析了蒋介石的抗日的可能，中共对国民党蒋介石又执行了逼蒋抗日的政策。卢沟桥事变爆发后，９月２４日，蒋介石发表庐山谈话，承认了中共的合法地位，这时中共才完成了从抗日反蒋、逼蒋抗日到联蒋抗日政策的转变。标志着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     

编委风采编委徐连军教授

徐连军，教授，1962年出生，安徽阜阳人，硕士生导师。1985年毕业于安徽师范大学，2002—2004年参加安徽师范大学体育专业同等学力硕士研究生班学习，2005年在北京体育大学作高级访问学者。曾任宿州学院招生就业处副处长、中共宿州学院体育学院党总支书记，现任体育学院院长。三十年来，徐教授一直工作在教学和科研第一线，长期担任体育教育专业“排球”“武术”“体操”以及“大学体育”等课程的教学工作。     

狂言流言，巫言莫言——《生死疲劳》与《巫言》所引起的反思

莫言的《生死疲劳》与朱天文的《巫言》在2008年“红楼梦奖：世界华文长篇小说奖”终审时对决。《生死疲劳》从人畜六道轮回的观点,写半个世纪中共政权下的农村变化;《巫言》则由一位深情却孤意的女性娓娓诉说生活与创作经验。决选的结果由《生死疲劳》胜出,《巫言》的成就其实可以等量齐观。若以1949年标志中国“当代”文学的开端,至2008年适为一甲子的结束,60年来的中文小说精彩纷呈,以朱天文和莫言各自所占的位置为探索的起点,可以探讨他们各自所承袭的写作渊源和所延伸的谱系,并且进一步借着这两位作家的创作,反思当代中文小说的来龙去脉。     

因“暗恐”而支离破碎的爱情——《坏女孩的恶作剧》之“暗恐”理论解读

《坏女孩的恶作剧》是以男主人公里卡多和女主人公坏女孩若即若离的爱情故事为主线展开的，小说从他们小时候在利马相遇写起，直到在马德里的老年时期，其间经历了无数次分分合合的游戏。虽然两人是相爱的，可他们的爱情却是与众不同、支离破碎的。本文试图用弗洛伊德的“暗恐”理论来解读该小说，并指出爱情之所以支离破碎，是因为他们各自“暗恐”心理作用的结果，同时指出，这种“暗恐”心理也是略萨本人“暗恐”心理的流露。     

浅析第二次台海危机与中共和平解放台湾政策

朝鲜战争后，面对国际国内形势发生的巨大变化，中共适时地提出和平解放台湾的政策。中共的和平倡议没有得到台湾国民党当局的回应，1958年夏天，毛泽东利用中东事件挑起第二次台湾危机，意在打破和平解放台湾问题上的僵局。面对美国分裂中国的图谋和蒋介石对“一个中国”原则的认同，中共对和平解放台湾政策做出现实调整，和平解放台湾的近期目标逐步为维护“一个中国”原则的长远目标所取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