防卫紧迫性判断标准的刑法教义学诠释

围绕防卫紧迫性的判断标准,域外刑法理论长期存在主观标准说与客观标准说两种互相对立的观点,我国刑法理论中虽然有客观主观说、区分说等观点,但事后判断标准说牢固地占据主流地位并成为指导司法实践的基本准则。事后判断标准说并不完美,相反,司法实践中对正当防卫的认定偏差日益严重,该说难辞其咎。鉴于此,有必要从判断时间、判断对象、判断立场等层面重新检视防卫紧迫性的判断标准,坚持以行为时的全部客观事实为基础进行一般人判断。唯有如此,才能真正厘清不法侵害是否正在发生或迫在眉睫。     

论警察防卫的刑法定性

由于立法上的模糊,警察防卫问题一直以来便存在着诸多争议。而学界的主流观点职务行为说和正当防卫说在警察防卫的刑法定性上都存在着片面化的问题。其实,警察防卫的实质具有二元化的特性,并不是单一的职务行为或是正当防卫行为。因此,在出现严重危及警察人身安全的情况下,可以对警察适用正当防卫的相关规定。对警察的过限行为也可类推适用防卫过当。     

论正当防卫的限度——以擦鞋匠防卫致死艾滋病人案为视角

2008年擦鞋匠邱福生防卫致死艾滋病人案曾引起学术界和民众对司法的关注,使正当防卫的认定成为争执的焦点。文章认为,特殊正当防卫不存在防卫限度。在正确把握正当防卫的限度时,不法侵害的缓急程度、不法侵害的手段和强度、不法侵害的权益等因素对于认定防卫限度具有更重要的意义。     

聚众斗殴行为与正当防卫的规范认定

聚众斗殴行为能否认定为正当防卫的学理分歧明显,在司法实践的规范认定中同样留有诸多争议,由此带来聚众斗殴罪与正当防卫成立的性质差异。聚众斗殴作为事实层面的存在,需要结合正当防卫的规范判断进行对照,以容纳防卫权在私力救济之下的正当性存在空间。聚众斗殴与正当防卫不是互斥关系,聚众斗殴作为对合行为在单方构成犯罪的前提下,另一方的防卫权并不因秩序法益的侵害而随之消失。聚焦于聚众斗殴的案发起因是否正当、斗殴发生地点、自招侵害行为、动手先后顺序、事先准备工具等,并不能从形式上带来正当防卫的绝对否定性评判。聚众斗殴中加害行为与防卫行为具有混同性存在,应在法理与情理的充分融合之中进行价值判断,从而在突破传统误区的基础上进行规范认定。     

偶然防卫不可罚说存在的疑问

偶然防卫的案件在实践中比较罕见,但是该问题对于区别学者在结果无价值论与行为无价值论之争问题上的基本立场具有试金石的作用.随着结果无价值论的影响在我国不断扩大,偶然防卫不可罚说逐渐有力.但是不可罚说在偶然防卫的概念、论证思路等问题上存在疑问,且在具体案件当中,贯彻不可罚说可能会得出不合理的结论.因此,采取未遂说,在极其特殊的场合肯定偶然防卫的不可罚性是比较稳妥的结论.     

论不当劳动行为立法

不当劳动行为立法 ,是市场经济条件下以劳动者的团结权保障为其法理依据 ,以规范和平衡劳动关系为其直接目的的一项立法措施。不当劳动行为立法集中体现了劳动法律的社会法特征。当前中国亟需不当劳动行为立法。中国关于团结权的成文法规定和正在进行的完善团结权的立法活动 ,为中国不当劳动行为立法提供了法律依据和法律环境。中国不当劳动行为立法主要应规定雇主的不当劳动行为 ,包括差别待遇、黄犬契约、拒绝集体谈判和控制干涉工会等内容。不当劳动行为立法还应匹配其救济规定 ,中国宜采用行政救济和司法救济并行、以行政救济为主的方式 ,至于救济机关 ,则可考虑由政府、雇主和工会三方组成劳动委员会来承担     

不利益待遇不当劳动行为的类型与审查基准

不当劳动行为制度,是保障劳动者的团结权和平衡劳资双方劳动关系的一项重要的法律措施,其中最为典型的就是禁止雇主不利益待遇行为。其大致包括两种类型:一般不利益待遇和特殊不利益待遇,涵盖劳动关系上的不利益、对劳工私生活及工会活动上的不利益。在不利益待遇的审查基准上,最主要是判断不利益性与原因之间有无因果关系。当前我国利益待遇不当劳动行为制度存在较为严重的缺失,未来可以借鉴美日等国经验在法律规定和司法实践中加以重构。     

论合理性原则对不当行政行为的规制

不当行政行为虽然不违背法律规定,但却侵害相对人的正当权益和破坏法治秩序。合理性原则是对不当行政行为进行规制的基本原则,是行政机关作出行政行为不可逾越的底线。针对不当行政行为在实践中的各种表现形式,应当将合理性原则对不当行政行为的规制体现在法治行政的具体实践之中,结合法理对行为进行评价,通过正当程序对行政行为进行规制,制定裁量基准实现行政的自我规制,实现行政复议与诉讼中的合理性审查。     

我国不当劳动行为控制的制度构建

“不当劳动行为”,又称“不公平劳动行为”,是指劳动关系中的劳动使用者(雇主)或者工会以不正当的手段,妨碍或者限制了对方或者第三人行使其合法权利的行为。〔1〕不当劳动行为的主体,主要是劳动使用者,少数情况下也包括工会。作为广义团结权的保障措施,②不当劳动行为法律制度     

金融商品的不当销售行为与金融消费者保护

金融交易大凡遵循买者自负原则,而且存在投机性因素,在这样的金融交易环境中,普通金融消费者因缺乏投资经验与专业知识,在大多数情况下都会向金融机构进行咨询,并根据他们的建议进行投资。而金融机构的收入大部分都来源于投资委托协议的佣金,因此,金融机构员工通过争取更多的客户来提升自身业绩,这种竞争环境滋长了金融投资商品销售过程中的各种不当销售行为,从而破坏了金融交易的公平性。为了杜绝金融机构的这种不当销售行为,金融发达国家大都采用公法与私法上的制裁相结合的方法,以保护金融消费者的合法权益。以韩国为例,为了更好地保护金融消费者,通过2009年《资本市场法》的实施和2010年《保险业法》的修订,成功地避免了大量因其受到不当销售行为而遭受损失的现象。而中国迄今为止却仍然通过金融监管当局的行政规制来监管金融机构的不当销售行为,在相关金融法律中关于金融机构不当销售行为的规定并不完善,因此,金融消费者受到损失的现象与日俱增。本文将针对该现象探讨中国金融机构不当销售行为的法律规制必要性,并提出相关的解决方案,为中国的金融消费者法律保护建设提供相关的参考建议。     

试析21世纪初日本加强与印度防卫合作的战略意图及影响

近年来日本十分重视与印度问的防卫交流与合作,不断构建包括全面安全、防卫政策和军事三个层面的对话机制,加强和提升两国诸军兵种间的联演联训等军事领域的合作与交流,各级军事和安全保障部门交流密切,战略合作水平和层次不断提升。通过这些举措,日本意欲达到从全局上联合印度牵制和防范中国,确保日本海上航线安全,为海上自卫队走向远洋创造条件,插手南海问题等战略目标。     

论不当司法下刑事被害人的"二次被害"

因司法者不当行为所造成的被害人另类被害即"二次被害"现象严重地损害了刑事司法的公正和人类的基本道义。文章探讨了刑事被害人"二次被害"的形成,并就"二次被害人"的救济提出了一系列制度上的设想。     

董事责任保险之承保对象研究——以董事不当行为为核心

在董事责任保险中,董事不当行为的内涵界定是准确判定保险人是否需要承担保险责任的基本前提。综合看来,董事实施的不当行为应当包含主客观两方面的要件,只有在董事的行为同时满足这两个要件的情况下,才能将其认定为董事责任保险的承保对象。     

警察防卫的适法困境与完善路径

对于警察防卫的本质阐释,学界存在三种主流观点。其中,正当防卫说具有解构风险、二元说存在逻辑矛盾。相较于二者在解释学上的瑕疵,职务行为说更具法理上的优越性,赋予警察防卫在教义学上的应然合理性。但警察防卫在司法实践中仍遭遇了适法困境,即事实维度的法律适用不统一、规范维度的正当性来源分歧、价值维度的法律取向冲突。为此,需要于实然层面提出相应的三维完善路径,即以确立警察防卫权为起点,统一法律适用;并以细化操作规定为重点,廓清正当性来源;持续以人本关怀主义为指引,建立警察防卫的人本关怀原则与处罚宽宥、减责条款,平衡价值取向的冲突,促进警察防卫的规范化发展。     

论法律上的防卫权——人权角度的观察

本文将“法律上的防卫权”界定为“通过法律实现防卫的权利”和“在法律上防卫的权利” ,认为法律上的防卫权由获得公正的公开的和及时的审判的权利、对席辩论权、程序抗辩权、获得法律帮助权和获得国家赔偿权组成 ,阐述了法律上的防卫权与个人在政治国家中的自主性的关系 ,并就法律上的防卫权分析了中国法的现行制度设计。     

从价值与结构角度理解"透视主义"

在美国曾风行一时的"新批评派",到了中国学界尚未热起来,就已经退潮,并被年轻学人讥为"三代的陈典"①.     

大学生网络不当行为的特点及其对建立未来矫正制度的启示

随着社会的发展,大学生网络违反道德和法律的行为越来越引起了社会的关注。笔者通过实验访谈和问卷调查,对现今大学生的网络不当行为特点及其原因进行了全面深入的分析。在全面认清诸多不当行为特点与原因的基础上,因势利导提出了独到的矫正大学生网络不当行为的未来监督制度,以求对规制大学生网络不当行为有所裨益。     

民事行为与法律行为辨析

《民法通则》的民事行为就是传统民法学的法律行为,意思表示是其形式,民事关系的建立是其内容。法律行为实质是当事人之间的立法行为,意思自治是当事人之间立法的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