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德道德原则的有效性

道德原则的有效性是康德道德哲学必须要处理的一个问题,因为道德原则在其道德哲学中居于中心地位,如果没有有效性,其实在性将遭到质疑。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道德形而上学的奠基》《实践理性批判》中对该问题进行了分析。他通过分析道德法则对人具有普遍必然的约束性论证了这个问题。道德法则是实践法则,人类有理性自律能力,就必然且能够接受道德法则的命令,从而使准则具有法则的形式,做到自律,这也是道德原则对人产生有效性的方式。这种方式,事实上还是一种形而上的设想,现实生活中,绝对命令能否被人遵守依然是个难题。     

评伍德与奥尼尔之争——两种道德法则诠释及其启示

在当代道德哲学中,如何阐明道德法则的有效性是一个关键问题。很多人认为,道德法则的有效性源于绝对命令:只要是绝对命令所要求的,便是行为者遵照执行的道德义务。但是,绝对命令的合法性又要给予证明,因此如何诠释道德法则的有效性是重大的道德理论问题。一种观点认为,道德法则的有效性源于法则本身;另一种观点主张,道德法则的有效性在于它的建构效用。两种诠释道德法则有效性的观点争论不休,前者的观点通常被称为实在论的,其典型代表为伍德;后者的观点是一种建构主义理论,其典型代表是奥尼尔。然而分析和批评表明,无论是实在论还是建构主义的诠释都启示着我们从新的角度探索与回应道德实践问题。     

康德目的王国的困境与当代康德式的辩护

虽然目的王国在康德道德哲学体系中占有重要位置,但它依然面临着困境:第一,目的王国只是康德道德学说的理想假设,并不能对道德法则的有效性做出合理证明;第二,目的王国很难与人们的实际道德生活相融合.面对这些困境,当代康德研究者提出的康德式辩护,旨在阐明:其一,目的王国是基于人性原则对道德法则做出的论证;其二,目的王国通过道德法则的作用与实际生活密切相关.     

主体自由:康德道德法则的价值底蕴

康德将人视作最高目的,将自由归王为人的本质存在状态,不仅秉承了文艺复兴以来的人文主义传统.而且还在明确区分自然法则与道德法则的前提下,进一步将人的价值尊严牢固树立在实践理性原则的基础之上.康德认为.在自然界中,"全部现象都以自然律为基础",即自然法则作为一种必然的外在律令使人始终处于一种受支配的非自由状态;而在实践领域,人却可以自觉遵循理性自身的法则从而使自己的行为获致普遍的道德意义,最终实现人的本质自由存在.如果说自然法则体现的是以"是"为系词的叙述方式,那么道德法则却是以"应该"联结起来的定言命令.康德一方面强调人的理性存在,倡导理性自觉和自律,凸显人的自由本质,另一方面又对人的理性存在的有限性保持高度的关注,要求对个人任性予以强制约束和他律.正是由于对人的自由本质的这种辨证理解,使得康德的权利哲学在以普遍的道德法则为前提,强调权利与义务的一致性和权利自由实现的外在强制性时,不仅没有损减人的自由尊严,反而更加深刻地确证了人的目的主体性.     

中庸之“中”探微

中庸之“中”字的涵义是全面的，也是自成系统的，与其相关的“执中”、“中和”、“时中”等概念均由“中”字衍生而来。在“中”与道德的关系上，中国儒家所言“中庸”是“至德”，而古希腊中庸思想的集大成者亚里士多德则认为中庸是区别于自然界的人事界之“中”，是最高的善。中庸以适度为原则，但它不容易达到。人的行为必须以理性为指导，才能达到中庸。     

论朱熹忠德思想的理论基础——以“天理”和“中庸”为中心的中国伦理思想史的考察

朱熹的忠德思想具有"正己"和"尽己"两个主要的维度,要获得"正己"和"尽己"的合理性,需借助"天理"。朱熹的"天理"内容包括对自然、人类社会和人类本身的道德价值追求。离开"天理",忠德的价值和意义将丧失殆尽。"中庸"是一种道德方法论。在实践中,忠德是一种政治和道德实践智慧。"中庸"方法论贯穿在朱熹的忠德理论和实践过程中。因此,从中国伦理思想史的角度来考察,"天理"和"中庸"就构成了朱熹忠德思想的理论基础。     

《中庸》的政治伦理思想略论

《中庸》是儒家经典之一,蕴含着丰富的政治伦理思想。《中庸》的政治伦理思想以"知行相顾"为基础,以"中正"原则、"中则"标准和"中行"诉求为内容,其突出特点就表现在其对道德与政治的关系调适上。     

论儒家道德伦理的内涵、特色及其现代价值

本文从分辨道德、伦理之不同涵义入手,对儒家道德伦理思想体系的内容、特色及其与东亚社会现代化的关系作了具体探讨。作者认为,就人文意义而言,儒家的“道德”是对人的本性及其行为准则的内在自觉性的规定,儒家的“伦理”则是指人在一定社会关系网络中的秩序性道德,即人际关系之理。儒家就本质而言是以道德为本位而非以伦理为本位的“仁本礼用”的道德形上学。儒家道德伦理体系的主要内容包括其德性原则、伦理原则、修养原则三大方面,其基本特色是以人为中心、以道德之“仁”为本位,强调道德的日新和礼制的适时变化,并具有鲜明的实践性,其根本精神乃是道德人文主义精神。这一根本精神及其一系列道德伦理原则具有永久性价值,已经并将继续对人类文明的发展作出重大贡献     

应用伦理学的论证问题

在一个价值观念日趋复杂化与多元化的时代,应用伦理学的任务与其说是追求道德真理,不如说是寻找道德共识,也即通过理性的论证来赢得大多数人道德上能够接受的有关伦理冲突的解答方案。因此,应用伦理学的首要任务就在于对具有不同价值诉求的各种论证方法进行综合对比,并为对它们的应用做出论证。通过对功利主义、契约主义、德性论、责任伦理、形式化的道德法则等各种论证方式的分析,文章认为,任何单一的伦理学理论都难以在应用伦理学的平台上占据统治地位。而人权原则则是各种伦理学理论共同的道德视点,它构成了应用伦理学进行道德论证的惟一基点。应用伦理学的论证过程,就是以这一共同的道德视点为根基,以多数决原则为辅助,以纠错机制为补充,为道德冲突寻求解答方案的探索过程。     

中庸与和谐社会

中庸原意是指对道的恰到好处的把握.作为一种道德原则和哲学原则,中庸对构建和谐社会有很强的现实意义.     

《中庸》新诠

《中庸》是一篇重要的儒家哲学经典文献,它以道德本体作为始基,以道德主体作为核心,阐述了秉具天命之性的人在社会和自然中的立身原则和行为规范;它所包含的道德本体论、道德主体论、德性伦理政治论、德性宇宙论思想,集中展现了儒家包容性的人文主义精神;它所高扬的道德理想主义,对于当今人类重建道德心理基础、恢复信赖社群与和谐宇宙,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论儒家伦理的亲亲原则及其现代扬弃

众所周知 ,儒家伦理博大精深 ,包含着多项原则。亲亲原则就是其中比较重要的一项。这项原则不仅在古代曾产生过广泛影响 ,而且在今天中国人的观念中仍然相当普遍地存在着 ,影响着我们的社会主义道德尤其是家庭道德的建设。因此 ,对这一原则做一考察和分析是有一定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的。一“亲亲”这个概念频繁地出现在先秦儒家的多种典籍里 ,如《诗经》、《左传》、《公羊传》和《荀子》等。而对亲亲思想作了较充分阐述的 ,则是《礼记》和《孟子》。《礼记·中庸》说 :“仁者人也 ,亲亲为大 ;义者宜也 ,尊贤为大。亲亲之杀 ,尊贤之等 ,礼…     

论人对自然的道德责任

随着生态伦理研究的深入 ,人与自然的关系具有道德意义已成为人们的共识。人与自然关系中的道德问题是人与自然利益关系的反映 ,这是把握人对自然道德责任的基础和前提。基于人与自然的利益关系 ,人对自然需要且必须担负一定的道德责任 ,主要包括 :1 改造和维护的关系 ;2 获得和贡献的关系 ;3 利用和尊重的关系。人与自然关系的道德规范和原则为 :1 可持续存在和可持续发展的原则 ;2 平衡和谐原则 ;3 公正原则。     

康德关于先验方法确立道德原则合理性的确证

康德主张采用先验方法来确立道德原则.他认为,道德原则就是使意志成为善良所必须具备的最终条件--意志由道德规律所决定,善良意志就表现为自觉地选择和主动地服从道德规律的行为即"出于责任"的行为.如果道德规律是先天的,道德原则就必须先天地确立.康德通过道德规律的普遍性阐明道德规律概念及其表现--责任概念具有先天性,以此说明在理性中寻找道德规律的必要性;康德又通过自由概念证明了理性中存在道德规律、通过把伦理学划分为经验部分和先天部分来说明能够先天地在纯粹理性的概念中寻找道德规律,以此说明先天地确立道德原则的可能性.康德以先验的方法确立道德原则虽然有局限性,但这种方法使道德可能成为艰难曲折中的人类实现人是目的本身的文化资源.     

马克思主义自然观视野下的城市生态道德建设

生态危机是当今城市发展乃至整个社会发展的“瓶颈”,解决这一问题的根本在于在全社会形成自觉保护生态环境的道德规范.生态道德建设就是要人类遵守共同的道德原则,处理好人与自然的关系,包括仁爱原则、平等原则和公平原则.为此,要超越人类中心主义,树立科学发展观念;要处理好经济发展与保护生态环境的关系,树立环境、资源有价观念;要处理好生产与消费的关系,树立绿色消费观念.     

论理性视域中道德自由的实现条件

在理性视域中,道德自由的实现需要两个条件：一是人是理性的;二是道德原则和规范符合理性的普遍特征。其中第一个条件属于道德上的预设,即在道德中我们必须预设人是理性的;第二个条件要求道德原则和规范以人为目的,并且必须是可普遍化的。只要道德原则和规范符合理性的普遍特征,那么它就是人类理性自我立法的结果,因此只要人承认自己是理性的,那么在这个前提下他的道德自由自然能够实现。     

道德缘起条件的哲学分析

道德缘何存在?人为何有德?这是现代伦理学的基本问题,也是社会道德建设的理论支撑。本文从人的生理特性、人的心理特性、人活动的倾向性、物质财富的有限性、人性的完善、个体的社会化这六个方面对此进行分析,从道德哲学上为当代人的道德实践提供理论论证。道德的缘起是多种要素的有机统合,其中,人的自然属性是不可或缺的诱因。它预示,伦理理论的确证不能脱离人性和人的实际生活,伦理规范的推导要合乎人性原则、效用原则、心灵原则。由此,道德才有生命力,才不会被人们悬搁和抛弃。     

孟荀对《中庸》“诚”思想的继承与发挥

《中庸》"诚"之思想内涵包括体和用两方面。孟、荀在接受《中庸》"诚"思想影响时,分别对"诚"之本体发用流行的两种实践路向有所继承、发挥和改造。孟子继承《中庸》"自诚明"的路向,着重从人的内在心性来阐释,把"诚"等同于"仁义",通过道德心之"思"来反求诸己,使仁义之心由内向外不断扩充,由诚而明善,这反映的是道德实践的能动性与自主性,即"由仁义行";而荀子则继承《中庸》"自明诚"的路向,着重从外在伦理政治规范来阐释,把"诚"看成养心的功夫,以保证认识心来知外在"仁义法正之质",并把外在伦理政治规范内化为道德原则,由明而诚,这反映的是道德实践的他律性,即"行由仁义"。二者的最终目的都是达于"至诚境界"。     

从“类存在物”及其生命实践看马克思的道德批判——基于与亚里士多德相关概念的比较

通过比较马克思的“类存在物”及其“有意识的生命活动”、“自由自觉的活动”与亚里士多德的相关概念的意蕴，可以使马克思的道德哲学批判得到澄明。马克思的“类存在物”，不但指认了人的社会性，而且指证了永恒不变之人性观的虚幻性，从而超越了亚里士多德的“人是政治动物”的内涵和永恒道德原则的观念：使人成为“类存在物”的“有意识的生命活动”则内置了马克思对道德准则的理解，使他对肇始于亚里士多德的道德形式主义的合法性产生质疑；而人的自由自觉的活动作为人的理想存在状态体现了手段性活动与目的性活动的统一，因而成为人的终极价值和伦理学的目的，构成了对各种形式的道德目的论的批判。     

先秦儒学“中庸”说本义

中庸,是儒学的一个基本方法论原则。但中庸却不仅是一种方法.通观先秦儒家所论,中庸,其核心在一个“中”字.“中礼”、“中道”或合乎内在的道德法则,是“中”的标准或尺度.但“中礼”合道不是机械的、教条式的符合,“中礼”、合道的根本特征是“时中”.不偏执,不走极端,恰到好处,适中合度,则是“中”在人的行为和人格风范上的具体体现.那么,如何达到“中”或适中,这便涉及孔子所言“中庸之谓德”的问题.以“至德”为根本义来理解中庸,它便不是一种外在的方法或可操作性的工具,而是人在其心性修养中所达致的内心自由于现实应事接物行为上的表现,因而是一种依止于人格教养的内在原则.可见,“中庸”本质上乃是一个关乎人的心性修养和人格完善的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