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黛玉、薛宝钗与山黛、冷绛雪——《红楼梦》与《平山冷燕》人物形象比较

林黛玉——山黛、薛宝钗——冷绛雪,看这两列人物的名字多么近似!山黛、冷绛雪是清初才子佳人小说《平山冷燕》中的女主角,两位佳人才女。林黛玉、薛宝钗是《红楼梦》中的女主角,也是两位佳人才女。曹雪芹命名自己的女主角与前代小说人物近似,是偶然的巧合吗     

略论《德伯家的苔丝》亚雷形象

近百年来,评论界对哈代长篇小说《德伯家的苔丝》中男主人公亚雷的形象的界定几乎毫无二致,认为他是魔鬼“撒旦”的化身,然而从人学的视角看亚雷是一个游走在罪与非罪、人与非人边缘,人性和情欲、天使和魔鬼集于一身的复杂人物。或者说,是一个有着多重性格、复杂人性的形象,不能以魔鬼来简单论定。     

王熙凤与斯佳丽婚姻悲剧比较

论文从比较文学的角度,对《红楼梦》中的女主角王熙凤和《飘》中的女主角斯佳丽的婚姻悲剧进行了比较研究。两个女主角性格相似,但由于二人所处社会生活背景不同,其爱情婚姻悲剧也各异。王熙凤的婚姻悲剧是当时封建社会的夫权、族权造成的,是社会性的。而斯佳丽的婚姻悲剧是由她的骄傲自负,她强烈的虚荣心和自我中心决定的,是个人的。     

二元对立的人物原型在《香水》中的运用

小说《香水》是德国当代作家聚斯金德的代表作。《香水》具有丰富的基督教文化典故和原型,主人公格雷诺耶身上既有天使、上帝的原型,又有其反面——魔鬼撒旦的原型,这种二元对立的原型意在表现主人公矛盾复杂的人性：天使与魔鬼的两位一体。     

贾宝玉是书法家

看了这个题目,您可别以为我是在制造噱头。贾宝玉是少年书法家,这其实是曹老夫子送给宝玉的一顶桂冠。关于这一点,在《红楼梦》中是有章可寻、有据可考、有案可查的。谓予不信,请看《红楼梦》中的描写。     

对律师形象社会定位的探究

律师系“司法戏剧”的主角之一。在不同的政治与司法模式下 ,律师的权利有大有小 ,地位有高有低。法治社会中的律师权大位高 ,却常有“魔鬼”的形象定位 ;人治社会中的律师权小位低 ,甚至无权无位 ,其形象定位也常与“魔鬼”难分伯仲。当然 ,律师也会偶得”天使”的美誉。律师就是律师 ,既非“魔鬼” ,也非“天使”。律师“唱司法戏剧”权利的大小和权能的强弱 ,才是真正值得律师与社会特别关注和介意的实质问题     

阿瑟·密勒《推销员之死》中天使与魔鬼的妇女形象

妇女形象批评家指出,传统文学作品中男性作家笔下的妇女形象往往呈两种极端形式：不是“天使”就是“魔鬼”。他们是以男性的臆造来认识和再现女性的形象,而这两种截然不同的妇女形象均反映了男性对女性的偏见、惧怕、压迫和不公。阿瑟·密勒在他的名剧《推销员之死》中所塑造的女性人物形象正落入这一窠臼。     

两个被扭曲的灵魂——莎乐美、潘金莲形象比较

女性往往给人以温顺、善良的印象,因而在古今中外的文学作品中,她们也多是美、善与爱的化身。然而,事物总是具有两面性的,德国有句谚语:人的天性一半是魔鬼,一半是天使。女人也不例外,在特殊条件的影响下,她们美好的天性也会泯灭,甚至走向反面——凶残狠毒好似魔鬼。英国19世纪唯美主义作家王尔德的独幕剧《莎乐美》中的莎乐美、我国明代兰陵笑笑生的长篇小说《金瓶梅》中的潘金莲就是两个这样的典型。虽然,两部作品产生于不同的时代与国度,立意、构思、体裁也都大相径庭,但它们在客观上都表现了女主人公性爱追求中扭曲的灵魂和不择手段达到目的的疯狂行为,以致在很多人心目中她们分别成了东西方文学中淫妇的代表和女性恶的化身。然而,她们是否天生就“淫”、“恶”呢?本文拟就两位女性形象作一粗浅的比较分析,以探讨外部原因对她们的影响以及她们不同的悲剧意蕴,进而思考两部作品的认识价值和社会意义。     

“妖妇”与“天使”——从女性主义视角解读《飞越疯人院》

在《飞越疯人院》这部小说中,作者肯.凯西塑造和刻画了两种截然不同的女性形象,一类是以＂大护士＂、哈丁的妻子、比利的母亲等为代表的强势＂妖妇＂,另一类是＂大护士＂的助手小护士、麦克默菲的女性朋友等温顺＂天使＂。小说中女性形象并置,通过赋予强势＂妖妇＂话语权和行动权,通过剥夺温顺＂天使＂的话语权,肯.凯西颠覆了传统意义上的...     

曹雪芹是北京作家《红楼梦》是京味小说——在北京大观园讲座记录稿

曹雪芹是北京人、北京作家。这个认识意义重大。北京的"帝都文化"是《红楼梦》一书的文化渊源。不了解18世纪中叶的"帝都文化"就无法真正读懂《红楼梦》。曹雪芹倘若没有回到北京这段生活经历,今日我们所读到的《红楼梦》,极可能就真的是一本《风月宝鉴》或是一本《情僧录》。在语言文字方面,曹雪芹熟练地运用了含有广大北方地区语言中方言土语的北京话,使《红楼梦》中的人物语言雅俗相融、生动鲜活、字字传神,从而使这部小说脍炙人口、雅俗共赏。所以说,《红楼梦》是一部京味十足的小说,而且是京味小说中的典范之作。红学中的一些问题争论不休,恐怕是与不熟悉或没有考虑帝都文化背景有关。"帝都文化"问题,应该予以高度重视。     

“两点两论”：胡文彬的红学研究成就——当代学人的红学研究综论之二

胡文彬的红学研究大体可用＂两点两论＂来表述。所谓＂两点＂,即两个基本关注点：一是《红楼梦》与红学传播交流史,二是《红楼梦》版本包括抄本与程高本研究;所谓＂两论＂,即＂红楼人物论＂和＂红楼文化论＂。＂两点两论＂可谓胡文彬文学批评观点和学术思想的集中体现,也是胡文彬解悟《红楼梦》的着力点。     

《红楼梦》中的隐喻性面称呼语——贬称和爱称及其英译

在《红楼梦》中,隐喻性的面称呼语主要是指含有隐喻形象的贬称和含有隐喻形象的爱称,而且含有隐喻形象的面称呼语前代词和形容词也有一定的语用预设。＂杨译本＂和＂霍译本＂对《红楼梦》中隐喻性的面称呼语分别采用了异化和归化翻译策略并达到了各自不同的语用效果。     

《红楼梦》和《堂吉诃德》中的两对理想僧侣比较

《红楼梦》塑造了一对僧侣——茫茫大士与渺渺真人;《堂吉诃德》也描写了一对僧侣——贝罗·贝瑞斯神父和教会低级神职人员参逊·加尔拉斯果学士。中西古典小说中的这两对僧侣的形象及其在各自作品中的地位、作用和意义十分相似,又各具特点,将之加以比较,以便研究文学的宗教形象和社会、作家宗教思想之间的关系,并认识文学与宗教的相互作用以及中西方差异。     

是服从,抑或是抗争?——评A.S.拜厄特《占有》中的女性形象

《占有》是英国当代女作家A.S.拜厄特的最成功的作品之一。作者在小说中塑造了多个女性形象,大致分为三类:其一,"天使"——家庭的牺牲品;其二,"看不见的女人"——孤独地生活在社会的边缘;其三,"新女性"——追求独立与自我实现。三类女性在家庭与社会中表现出不同程度的服从或抗争,其不同的人生轨迹共同谱写成一部完整的女性史。分析不同类别的女性形象,有利于揭示女性的不同命运及其产生的社会根源。     

走不出的女性困境——解读简·爱的出走与回归

作为一部经典的女性主义作品,《简·爱》生动地描述了男权社会中的女性困境。简.爱代表着受过良好教育的知识女性,要想在社会中生存,就必须走出家庭,外出谋职。虽然作者夏洛蒂把简.爱塑造成精力充沛的＂出走者＂,然而她奋斗的目的却是为了得到幸福的婚姻,最终以天使的角色回归家庭。为了让女主角获得经济上的独立,作者慷慨地给予了简.爱一笔丰厚的遗产。小说中的简·爱是幸运的,她是现实社会中女性白日梦的化身。     

生态危机透析的视角转换——对《时代焦虑的哲学转向》的思考

人类活动对社会进步的不懈追求,也出乎意料地让潘多拉打开了罪恶的盒子;随着＂天使＂的降临,＂魔鬼＂也跟踪而至;人类面临着胜利兴高采烈,生态危机却悄然相伴。人们对生态危机产生的根源与解决方法的思考不断转换方位,理论切入角度的多样性令人感叹。吕国忱教授的《时代焦虑的哲学转向》,     

《简爱》中的妇女"陈规形象"

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一个重要手段是对男性传统文学中的妇女陈规形象进行批判 ,因这些妇女形象未能真实地反映女性自我。夏洛蒂·勃朗特的《简爱》初看似乎也落入“天使”与“魔鬼”的陈规模式。而勃朗特实际上正是通过对妇女陈规形象的再现和重新解析来探讨妇女真实的内心世界 ,反映妇女的真正需求     

从历史文化背景看《红楼梦》的翻译——以金陵判词为例

《红楼梦》是了解中国传统文化的一把钥匙,对这部文学巨著的翻译是一个艰辛的过程。以金陵判词的两种翻译——杨译和霍译为例,试图从历史文化背景这个方面来分析《红楼梦》翻译过程中的难点及其成因,并提出自己对《红楼梦》翻译的几点看法。     

论简·爱与林黛玉之异同

《红楼梦》中的林黛玉和《简·爱》中的简·爱是中外文学作品中两个非常鲜活而独具特色的女性形象,她们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勇敢地冲破封建禁锢,以大胆的叛逆精神热情地追求爱情和个人幸福。她们叛逆的爱情,无不打着深刻的时代烙印,蕴涵着社会思潮的特质。文章从她们的生活环境、爱情观以及结局等方面进行比较分析,以揭示二人的性格、精神及其社会根源。     

《庄子》中的孔子形象

本文从《庄子》的有关记载中,发现《庄子》一书中的孔子既＂具有道家思想的儒者形象＂,又有＂道家的反面形象＂。进而又从书中＂以重言为真＂的写作方法等方面探讨了儒道两家之间既互相矛盾又互相渗透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