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渊明四言诗探论

本文专论陶渊明四言诗创作,认为陶渊明四言诗在内容上体现出"风致孤迈、蹈厉淳源"的特征,在艺术上则以"平和冲淡,贵在创新"为特色.     

贾宝玉与魏晋风度

本文试图从贾宝玉与魏晋风度这一视点来揭示两者之间内在的精神文化联系,主要分析了贾宝玉的鄙弃琐屑的事务、外在的功名,多情、痴情,率真任性等性格特点,并揭示出其在当时的时代意义。     

魏晋风度与审美

时至魏晋,中国美学开始其“二度黄金”时期,以士族为代表,形成一种逍遥世外、任情放达、风神萧朗的所谓魏晋风度。它是魏晋玄学所孕育的世界观和人生观,也是魏晋美学的感性显现。 一、魏晋风度的玄学底蕴 魏晋风度是魏晋玄学的产儿,而魏晋玄学的出现主要是由两个方面的因素决定的。     

魏晋风度类型论

魏晋是一个解放的时代,魏晋风度也就是一种解放的风度：饮酒服食,炼丹寻仙,华彩词章,游走书法,言行举止,……都展示出新的风貌。这些汉帝国时期的规矩经生不愿说、不敢说、不愿做、不敢做的,他们说了、做了,并且真正地凝定在了历史的时空中,铸成了一座永恒的历史...     

悠远的回响:魏晋风度与新生代作家

新生代作家以与传统断裂的姿态立于文坛,其实他们叛逆文学秩序的姿态,欲望化的自由书写,自由伦理的个体叙事,对小说美学的自觉追求等方面与"魏晋风度"时期的狂狷任诞、摇荡性情、越名任心、文的自觉等审美特质有着精神命脉的契合与绵延性。     

郭象玄学与魏晋风度

本文认为魏晋玄学的中心文本是《庄子》而不是通常认为的《老子》。从东汉到魏晋,玄学中心文本由《庄子》到《老子》的置换,其原因有二：其一是两汉谶纬神学的崩溃以及经学的被弃;其二是庄学是人生哲学,而老学是政治哲学。在此基础上,本文进一步探讨了郭象如何对庄子的《逍遥游》进行创造性地误读,从而消解了庄子逍遥游的全部神秘主义色彩和庄子逍遥游“外化而内不化”的内在紧张,从而为魏晋士人在精神和社会实践两方面的逍遥放达提供哲学上的依据。     

魏晋风度与服饰境界

魏晋时代,玄风炽盛,礼教衰微,玄学冲破儒家的禁锢,越名教而任自然,人们的言谈举止,表现出一种潇洒脱俗的“通脱”,在精神上追求一种潇洒飘逸的精神,这就是论者所津津乐道的以“竹林七贤”为代表的魏晋风度。魏晋风度充分表现在人们的言谈、举止等方面,自然也体现在当时人们的饮食、歇宿、行旅、玩乐等等方面。以上诸端,五四以后诸家已多有论述;以下且对魏晋服饰境界,作一分析。     

试论魏晋名士风度

魏晋名士是成份复杂、历来颇遭非议的一群人。他们实际上是一群忧谗畏讥的忧患之士,在他们潇洒不群、异于常人的言行后面,是对黑暗现实的无奈和消极对抗。历史注定他们在身心上要承受那个时代的巨大苦痛。     

魏晋风度与文的自觉

魏晋风度与文的自觉，在中国古代艺术文化学的研究中，是一个最常见的题目，但从中国民族文化精神的角度去看，在这个题目之下，包含着许多令人神往的内容。鲁迅当年十分钟情于六朝文学，但鲁迅先生的研究方法倒重于中国民族文化精神史，他把拟写的六朝文学，定名为“酒、药、女、佛”。我们今天所能看到的是他在1927年9月间在广州夏期学术演讲会上所作的《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的讲演，主要讲了“酒”与“药”，十分遗憾的是“女”与“佛味曾涉及，否则我们今天将能见到许多深刻的见解。总的来看，魏晋时期是一个中国民族文化精…     

论陶渊明对魏晋以来主体精神的升华

陶渊明所理解的音乐不是通过物理属性表现出来的节奏与音律,而是通过创作主体心灵过滤并蕴寄着情感的音外之音;他的诗文作品中所体现的文学创作观念也是超越物化媒介与时空局限的.二者彼此融通.陶渊明的文艺理念与实践,代表着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精神苦闷与彷徨的消解,转变了对“诗言志”的单一阐释,标志着魏晋南北朝个体人格精神的实践与升华.     

“魏晋风度”与求仙诗

魏晋南北朝是一个复杂的历史时期,其文学样式对社会现实的反映比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都来得更彻底更全面。魏晋风度的形成和发展开创了中国文学史的诸多新局面,其中求仙主题就是一个影响颇大的文学创作主题。就当时政治、社会局势来看,求仙成为文人挣脱精神枷锁,寻求心灵慰藉的重要途径。从疑仙到求仙,文人经过了心灵的洗礼,创作灵感更是与宗教紧密联系,求仙主题的出现为后代隐逸主题和山水田园诗的出现和发展作了铺垫。     

魏晋风度与盛唐气象的转换

建安文学与盛唐文学,虽分属于两个截然不同的时代,一属典型的乱世,一属模范的治世;然而二者之间却有着神似之处,那就是:情与志的复合。也就是说,个体的“情”,与关心群体利益之“志”,处于重合关系、统一关系。     

论魏晋风度与琴及音乐之关系

在传统文化中,士人的四艺（琴、棋、书、画）生活,形成了士人爱琴、尊琴的民族特有心态,琴的文化概念不知不觉已深深嵌入士人灵魂深处;而封建社会的种种弊端又形成了琴所象征的悲剧人格。琴与魏晋士人悲剧人格的契合是历史的,是偶然而又必然的双向选择。在一个虚假、残酷、冰冷的世界中,魏晋士人挟琴独行,远离凡俗,守护着独立高尚的人格,追求着生命的“大道”。可以说,魏晋的审美精神是音乐的,更是琴的     

"魏晋风度"的时代意义

魏晋风度以其独特的内容和表现形式而受到广泛重视,有关的评价见仁见智,甚至针锋相对.但不论如何看待和评价魏晋名士表现出来的魏晋风度,皆不可否认其对中国文人及中国文化的深刻影响.所以能够如此,是因为魏晋风度具有鲜明的时代意义,且其时代意义能够跨越时空引起广泛的共鸣.     

孟浩然、陶渊明异同论

陶渊明是孟浩然最心仪的人物,因而两人在生活道路、为人作风和审美趣味等方面,有着许多惊人的相似之处;但由于所处的时代不同、人生遭际有异、接受教育与影响的差别,两人之间也就有明显的差异。从孟浩然服膺陶渊明及对陶诗的传承,可见陶渊明影响的深远。     

论六朝志怪小说中的魏晋风度

六朝时期,政治局势风摇雨动“,名士少有全者”,焦虑之绪宛如乌云般笼罩。此时,名教已然摇摇欲坠,再加之祸福难料“,人的觉醒”便豁然摇曳而出,人们开始挣脱礼教束缚,转而自觉地关注起个体之本身,其思想解放之程度令古叹而今震。时势所致,魏晋玄风炽热席卷,一代“玄心“”洞见“”妙赏“”深情”的魏晋风度由此发轫,不仅通过诸文学作品展呈以现,亦被六朝的志怪小说折射而显。察之,六朝志怪小说不仅数量丰富、内容奇谲,并且还具有一定的审美价值。且观,就在此些光怪陆离的玄奇故事里,人物的外貌美、人情的真挚美、人性的超越美与世风的玄味美皆于笔端尽露,光芒闪耀,璀璨夺目。由此,魏晋风度芬芳发散,令人一往情深,而沉醉不已。     

陶渊明与鲁迅——从对陶渊明的评论观鲁迅对传统文化之通变

鲁迅赞赏陶渊明以追求自由的方式安顿人生;受佛道文化的影响,鲁迅的思想和陶渊明一样具有解构性,但更倾向于解构之后的建立;鲁迅认为陶渊明是“悠然”与“金刚怒目”的辩证统一,又强调后者,这是其社会关怀和时代要求的必然选择。我们可以从这些评价中透视鲁迅对陶渊明归隐乃至对传统文化的真正态度。     

从魏晋风度到盛唐精神——以文人个性和玄儒关系的演变为核心

“盛唐精神”是在对“魏晋风度”进行完善、修正的基础上 ,形成的一种新的民族文化理想和精神范式。从文人个性和玄儒关系的演变来看 ,自然适意、脱俗求奇以及心灵需求的多样化构成了它最重要的三大特征。在盛唐文人身上 ,魏晋文人普遍具有的内在紧张和焦虑已经消除 ,仕与隐、玄与儒均得到了较为完满的统一。因而 ,他们的人格更健全 ,审美心理更加恬静平和 ,审美眼光更加精细入微     

陶渊明诗歌的体式及其特殊的隐士风度与心态

陶渊明诗歌的体式及其特殊的隐士风度与心态胡大雷一、引言：陶诗风格二要素朱熹论陶渊明诗歌的风格说：陶渊明诗，人皆说是平淡，据某看他自豪放，但豪放得来不觉耳、其露出木相者，是《咏荆轲》一篇，平淡底人．如何说得这样言语出来。（《朱子语类》卷一百四十）这实际...     

顾日影而弹琴:嵇康临终奏琴形象与魏晋风度

本文从《世说新语》所载嵇康临刑前奏《广陵散》并人琴俱亡的故事切入,通过对此则材料差异记载的爬梳比勘,指出其流传出于历史文献的主动选择,而这与嵇康临终奏《广陵散》形象负载的丰富文化象征意义相关。琴作为儒家礼乐的最佳代言,能够投射出士人对于传统礼教德操的寄托与追求,然而晋世政治纷纭背景下,嵇康临终奏琴形象既兼具仪式性与文化象征意义,同时亦构成了后人诠释魏晋风度的一个侧面,并在后代文学接受中逐渐定型与升华。清晰地认识这一形象之塑造、意义及影响,对于更好地理解嵇康的思想及为人、更深入地理解嵇康的诗文特色、丰富对于魏晋风度的认识具有一定的辅助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