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风度与审美

时至魏晋,中国美学开始其“二度黄金”时期,以士族为代表,形成一种逍遥世外、任情放达、风神萧朗的所谓魏晋风度。它是魏晋玄学所孕育的世界观和人生观,也是魏晋美学的感性显现。 一、魏晋风度的玄学底蕴 魏晋风度是魏晋玄学的产儿,而魏晋玄学的出现主要是由两个方面的因素决定的。     

简评魏晋风度

一何谓魏晋风度?顾名思义,魏晋人的文章、言谈、举止、态度。然,魏晋风度绰约多姿,表现形态各不相同。正始名士有正始名士的风度,竹林七贤有竹林七贤的风度,到了西晋元康时期,又有西晋元康时期的风度。而其中又分别有哲学家的风度、诗人的风度,天子与朝臣的风度,等等,一言难以     

"魏晋风度"的时代意义

魏晋风度以其独特的内容和表现形式而受到广泛重视,有关的评价见仁见智,甚至针锋相对.但不论如何看待和评价魏晋名士表现出来的魏晋风度,皆不可否认其对中国文人及中国文化的深刻影响.所以能够如此,是因为魏晋风度具有鲜明的时代意义,且其时代意义能够跨越时空引起广泛的共鸣.     

从《世说新语》论两晋名士之人格分裂

提起“魏晋风度”,人们往往将之理解为风流潇洒,放达不拘,任性而为,完全是人性解放乐观的一面。其实,“魏晋风度”的内涵是多方面的和双重的,它有其广阔的社会现实作背景,有其深层的人性内容。我以为,它是魏晋名士矛盾人格与分裂人格的集中概括。南朝刘义庆的轶事小说《世说新语》被认为是“魏晋风度”的实录。本文即想通过《世说新语》所反映的士族名流生活、思想、情趣诸多方面的内容,对魏晋时期(主要是两晋)名士之人格作一探讨,以此揭示“魏晋风度”的实质。     

关于《崩溃时的迷惘与重建中的困惑》

魏晋是政治社会剧烈变动的时代,也是士人自我觉醒的时代,治史者对此虽时有论及,“魏晋风度”虽亦是后世之常言,但是马良怀君此文独能对此问题进行全面而深入的探索,鲜明指出,魏晋是我国封建社会唯独的一次权威思想崩溃与重建的时期,而所谓“魏晋风度”者,即是当时士大夫在此过程中迷惘与困惑的外在表现。这是一个科学的论断,使人耳自一新,有开创之功。     

魏晋风度的文化透视

<正>魏晋时期是中国文化发展的转型期,它标志着文学意识觉醒,文学开始走向自觉。魏晋风度是魏晋名士表现出来的哲学态度、处世方式和人格精神,是魏晋时期文化哲学最直接与深刻的体现,千百年来一直是文人雅士景仰的对象和追求的目标。魏晋风度具有鲜明的时代意义,并对后世的中国文人及中国的文化哲学产生了深远而巨大的影响。一、"人的自觉"体现的人文精神从汉末到魏晋,频繁的政权更替和不安定的政治局面使儒家思想产生了深刻的精神危机,魏晋时期儒学开     

魏晋风度类型论

魏晋是一个解放的时代，魏晋风度也就是一种解放的风度：饮酒服食，炼丹寻仙，华彩词章，游走书法，言行举止，……都展示出新的风貌。这些汉帝国时期的规矩经生不愿说、不敢说、不愿做、不敢做的，他们说了、做了，并且真正地凝定在了历史的时空中，铸成了一座永恒的历史...     

盛唐文士与魏晋风度——以杜甫及其《饮中八仙歌》为中心

作为传统士人人格生成、演进的一个重要阶段,盛唐文士独特个性气质和行为方式的形成与魏晋六朝以来名士风度的延续渊源密切。杜甫脱略狂简的个性以及嗜酒、善谑、幽栖等种种行为作派即与魏晋名士尤其是以嵇、阮为代表的竹林名士有着直接的渊源。其《饮中八仙歌》是盛唐文士受魏晋名士风度影响的一个最集中体现。"八仙"的个性、风貌特征以及嗜酒、高谈、傲视王侯等种种行为方式也以魏晋名士以及《世说新语》为模仿对象,但其中的"狂"态又是典型盛唐式的。它的创作与此期涌现出的一批极具名士风度同时又是新进士群体主要干谒对象的朝臣人物有着直接关系,置身风气之中的杜甫敏锐地捕捉并以其生花妙笔记录下了这一独特的时代精神风貌。     

吴敬梓与竹林名士

魏晋名士,流派繁衍,以阮籍、嵇康等竹林名士最能代表魏晋风度。一方面,竹林七贤“差不多都是反抗旧礼教的”(鲁迅:《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下引鲁迅话,未注明出处者均见此文),他们恣情任性,超逸风流,典型地表现了“魏晋人的豪放萧洒的风姿”(鲁迅:《病后杂谈》)。另方面,他们的纵情背礼是由于对环境的不满,以至激而为怒、愤世嫉俗,这又鲜明地染上了魏晋的时代色彩。鲁迅说魏晋时代是个“篡夺时代”(《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但篡权杀人者偏偏要打着礼教的旗号进行“巧取豪夺”,“他们所谓崇奉礼教,……实在是毁坏礼教”,于是,阮、嵇等     

魏晋风度与服饰境界

魏晋时代,玄风炽盛,礼教衰微,玄学冲破儒家的禁锢,越名教而任自然,人们的言谈举止,表现出一种潇洒脱俗的“通脱”,在精神上追求一种潇洒飘逸的精神,这就是论者所津津乐道的以“竹林七贤”为代表的魏晋风度。魏晋风度充分表现在人们的言谈、举止等方面,自然也体现在当时人们的饮食、歇宿、行旅、玩乐等等方面。以上诸端,五四以后诸家已多有论述;以下且对魏晋服饰境界,作一分析。     

中国名士文学论纲

中国的名士是一个独特的社会阶层。古代典籍中,这一称谓层见迭出,含义也纷纭不定。本文特指那些具有名士风度的人。所谓名士风度,正式形成是在魏晋时期,其含义也大致相当于魏晋风流。这种风流的核心是深情、真率,是强烈的叛逆倾向;而外在表现则可用狂、逸、怪、侠四字加以概括:对四平八稳的儒家规范的冲击构成豪宕不羁的     

心理调适与终极关怀——魏晋士林心隐之路探析

魏晋堪称中国历史上的"多事之秋",生活于斯的士人常遭朝不保夕、身名俱裂的厄运,士林身心因此而备受煎熬.在维持士人生存及风度的艰难之旅中,魏晋士林与混乱的时局进行了长期痛苦的调适.历经愤世嫉俗的营生、放荡不羁的混世直至怡情自然的逍遥等一系列心路历程之后,魏晋士林终于从政治关怀、人生关怀的跋涉中.找到了一条超然物外的心隐之路.道家道教的终极关怀最终使得士人将身名俱泰的理想和潇洒飘逸的风度在魏晋特有的现实中较好地统一起来.     

汉晋之际妇女精神风貌的转变及其与士风的关系

每一个时代妇女的精神风貌都是所处时代风尚的折射,汉晋之际妇女的精神风貌的转变,即与时代风尚的转变特别是士风的变化密切相关。较之两汉,魏晋妇女的精神风貌具有显著的特征,这些特征与魏晋名士风度极相吻合。两汉和魏晋妇女风貌的不同特征,显示出中国妇女精神史上的一段艰难轨迹。     

试析魏晋风度对魏晋时期女性的影响——从《世说新语·贤媛篇》谈起

魏晋风度的展现彰显着魏晋名士的一代风流,他们或张扬,或自我,或率真,不同以往,而这种气度和情怀也影响到了魏晋时代的女性。本文试从《世说新语·贤媛篇》谈起,从三个方面揭示出魏晋女性的美,无论是姿容的曼妙,言辞的雅思以及品德的高洁,抑或是情感的真率流露,无不独具风流。     

阮籍、嵇康与酒及道释宗教之关系

本世纪２０年代后期,鲁迅发表了他的《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的著名讲演。鲁迅的讲演对魏晋士人的思想和生活作风作了深刻而精辟的阐发,是中国近现代学术界研究中古思想和文化的重要里程碑之一。半个世纪过去了,今天国内外学者对魏晋玄学及名士作风的研究无疑已更具有广度和深度,新的研究成果不断问世。但是,由于年代的久远和史料的不足,学术界对魏晋风度某些方面的研究,多年似并未取得实质性的进展。例如,阮籍、嵇康是魏晋玄学两位重要的代表人物,他们生活在魏晋之际这个中国宗教发展史上的重要阶段,但对他们与佛道二教的关系问题…     

不正常者的非常之美——“魏晋风度”新论

本文尝试从才性、自然之理和德行三个向度上重新理解魏晋风度,认为自然形体美、放达行为等并非风度的质地,名士风流的底蕴源自高才的彰显,对自然之理和传统思想精髓的领悟,以及他们的卓绝德行。     

竹林玄学人生哲学思想

魏晋时期是中国人生哲学史上的一个重要阶段。刘劭开辟了玄学的先河。王弼、何晏以“贵无论”奠定了玄学人生哲学的理论基础。继正始玄学之后,玄学史上又放一异彩:诞生了竹林玄学。竹林玄学的产生,是魏晋社会发展的产物,是正始玄学演化的必然。它对形成魏晋风度、蕴化元康玄学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成为玄学人生哲学史上的一个重要环节。     

魏晋之际法律文化流变述略

魏晋上承秦汉,下启隋唐,在汉唐制度文明的演进过程中扮演了极其重要的角色。其时政制、律令多有革故,亦不乏鼎新,并以法律儒家化为其标榜,发展为隋唐制度之渊,是隋唐达到中华法制高峰的基石。魏晋法律文化有着传承、解放、独立三个特质,正是受当时学术分野所影响,也是魏晋文化的风度与风流所造就。将魏晋法律文化置于其时文化大环境,特若学术环境而言,更能考察在整个社会巨变背景下,魏晋法律文化作为魏晋文化的一个因子,是如何与其时历史发展密切关联并交互影响,又如何丰富魏晋文化的内涵。     

错位名士心态与李白悲剧

李白是杰出的浪漫主义诗人，却经历了失败的人生。造就诗人失败的个性要素，是对魏晋名士风度的认知错位。诗人有志于天下却表现得无意功名，将魏晋乱世的高逸移植天下大治的盛唐，遍干诸侯的动机与蔑视权贵的言行相矛盾，使诗人不能遇于当时，也令后人纷争不已。     

汉末魏晋的名士风度

汉末魏晋的名士风度姜广辉一、名士流变汉末魏晋时期，“好名”成了士林习尚，出现了所谓名士现象。名士现象是重名社会的产物。名士派代代有之，但作为一种普遍的社会历史现象，当推汉末魏晋时代。在这一时代中，随着社会政治的变化，名士派也发生演变，而具有不同的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