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野草》:死与梦之歌

通过对鲁迅《野草》的文本分析,以死亡和梦这两个意象为基点,力图寻找鲁迅心理投射的基本模式,以达到对《野草》意蕴的把握。     

蓝译《鲁迅小说全集》英译本指误

朱莉娅·罗威尔（中文名蓝诗玲）所译《鲁迅小说全集》是鲁迅小说英译本中最新最全的一部,为鲁迅作品走向世界做出了新的贡献。在充分肯定蓝译的同时,通过分析选自蓝译《狂人日记》、《孔乙己》、《社戏》、《祝福》和《弟兄》等5篇短篇小说中的6个具体译例,深入分析探讨了蓝译中出现的误译。     

鲁迅短篇小说《社戏》两个英文译本比较

鲁迅是中国现代文学创作的杰出代表。杨宪益和戴乃迭合译的四卷本《鲁迅选集》是鲁迅著作英文译本中篇幅最大、体裁最全面的。英国学者朱莉娅.罗威尔翻译的《鲁迅小说全集》是外国学者中翻译鲁迅小说最全最新的一部。从鲁迅短篇小说《社戏》杨宪益和戴乃迭夫妇的英译本（简称杨译）以及朱莉娅.罗威尔的英译本（简称蓝译）中选取了十个典型译例,对比分析杨译和蓝译两个文本,探讨了各自的得失优劣。     

命运悲剧和性格悲剧——《离婚》与《伤逝》的悲剧意义比较

本文对《离婚》、《伤逝》主人公爱姑和子君的悲剧进行了详细的分析 ,提出她们的悲剧分别是“熟睡国民”的悲剧和“梦醒女性”的悲剧。上升到美学范畴 ,本文把这两个悲剧分别归入命运悲剧和性格悲剧 ,并在此基础上把鲁迅的悲剧作品作了大致划分 ,肯定了鲁迅在中国思想史、文学史上的作用。     

论《故事新编》的“牺牲”主题

鲁迅对"牺牲"的话题有着高度敏感和深切体认,这是鲁迅思想中一个较为重要的方面。他在小说中表达了"牺牲"主题,塑造了许多牺牲者的形象。在《故事新编》中,作者通过对古代神话、历史人物的重新塑造与"加工"表达了对于牺牲者命运的思考、体认:即牺牲者的被背弃、被包围。其中《补天》《奔月》《理水》《非攻》在表现这一主题上显示出递进、延续的关系,如果说前两篇表现的是牺牲者陷入被背弃、被包围的困境无法自拔的话,那么在后两篇中,鲁迅则塑造了两个力图从中挣脱出来的形象。     

论《史记》"虽背《春秋》之义"

鲁迅在其所著《汉文学史纲要》第十篇《司马相如与司马迁》中 ,盛赞司马迁《史记》为“史家之绝唱 ,无韵之《离骚》”。这个评语 ,精湛切要 ,得到广泛认同和传诵。但史迁之著 ,在动机、效果、笔法诸方面 ,都涉及一系列深刻的矛盾。只有正确地分析和解决这些矛盾 ,才能有效地探求《史记》的著述目的和“一家之言”的确切内涵。而要探究这个问题 ,鲁迅所云“虽背《春秋》之义” ,是一个无法回避的前提。本文试以《春秋》笔法为参照 ,稽诸前修时贤所论 ,对《史记》作一个特定角度的再考察     

《野草》与基督教

鲁迅本人深受基督教观念的影响,他《野草》中的哲学思想有基督教因素。本文从四个方面探讨,一从鲁迅对耶稣形象重塑角度来看鲁迅的描述与《圣经》记载的似与不似;二看鲁迅对地狱的想象和对语言遭扭曲现象的考察背后的基督教因素;三是分析“过客”哲学与天国哲学乃至基督教“过客”精神的关联;四是论述《野草》反抗绝望后重回信、望、爱这些神圣价值之思路及其与基督教观念的联系。通过这样的探讨,可加深对《野草》哲学思想的理解。     

鲁迅《故事新编》创作风格嬗变与租界体验

20世纪20-30年代,生活在上海的鲁迅,从事文学创作的方式和成果,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故事新编》是鲁迅分别在寓居上海前后两个时期完成的作品,后期作品在叙事风格和审美效果上与前期作品《补天》、《铸剑》、《奔月》有着明显不同,这和鲁迅身处上海的租界体验有着密切的联系。     

《肉蒲团》与《诗经》——《肉蒲团》别读之二

《肉蒲团》多攀附化用儒家经史以为小说。其写"未央生"与艳芳、权老实夫妇故事等分别取法《诗经》中《庭燎》《氓》与《静女》诸篇,表明《诗经》是《肉蒲团》思想与艺术取法的重要参照或对象。作者的用心虽在籍以坐实其自道是书之作得力于"经史"处甚多,以可与"经史"并观为小说加一层保护色,但其把当时最下流与最上位两种文本揉为一体的写法,一定程度上颠覆了《诗经》内容的庄严性,同时是以小说形式对《诗经》写两性关系内容的另类诠释,可以启发人们对小说中色情描写尺度的思考,值得《诗经》学者引为参考。这一写法在前此小说中似无先例。鲁迅说此书"较为出类",大概也包括了这些特点。     

《狂人日记》和《阿Q正传》英译的空缺——从尼采的超人学说对鲁迅的影响谈起

从鲁迅的文化背景出发,揭示《狂人日记》和《阿Q正传》中受尼采影响的部分,及其在英译中的空缺,提出英译时应特别注意鲁迅作品中的隐含意义,用加注及参考尼采作品《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英文版的方法完全传达鲁迅的本意。     

对爱情困境的思考－解讯《伤逝》和《礼拜日》

两性的心灵隔膜源于他们的心魂缺乏交流,由此导致他们在失去爱时也失却自由.鲁迅的<伤逝>和史铁生的<礼拜日>对爱情困境的思考就是对爱与自由这一悖论的思考.     

亨利·劳森与鲁迅作品中的民族意识比较研究

澳大利亚民族主义文学奠基人亨利·劳森和中国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人物鲁迅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澳中两国不可或缺的民族主义作家,他们在作品中以不同的形式强调民族意识的唤醒。本文选取两位作家的部分经典作品,从亨利·劳森的正面描写手法和鲁迅的反面描述方式表达民族意识出发,从时代背景、社会描述和人物塑造等方面进行比较分析研究,探讨二者在民族意识表达上的异同。       

略论鲁迅对民主的理解——以鲁迅的“任个人”思想为中心

鲁迅关于＂任个人而排众数＂的评论曾被一些读者认为是缺乏民主观念的表现,清末民初轰轰烈烈的民主运动中有一个核心问题：保护个人权益一直没有受到当权者重视。鲁迅正是针对这个问题有感而发,他认为：不能保护个人权益的所谓民主最终会走向多数暴政,只有在＂任个人＂的基础上发展民主,才能在最佳程度上发挥每个人的才能,民族振兴才有希望。     

论“抒情”的介入与“五四”短篇小说的形式革新

五四时期的作家,由于面对酷烈的社会现实,大多选择以倾诉作为短篇小说最基本的表达方式。从讲述变成倾诉,短篇小说侵入了诗的范围,这是五四短篇小说的一大创举。不过,因作家个人体验及抒情的心理动因各有差异,这些小说在表现方式上千姿百态、个性斐然。最能体现出五四时代特征的抒情短篇小说形式,当属以郁达夫为代表的主观宣泄式、庐隐为代表的日记书信式、鲁迅的手记式、废名的田园写意式等。抒情的介入,使传统短篇小说的叙事重心发生了彻底的颠覆。     

论传统伦理在鲁迅小说叙事中的境遇

在理性伦理层面，鲁迅执着地批判和反抗传统伦理，但在小说叙事伦理中却对传统伦理的诸多方面有所担待，并且充满着不可排遣的紧张冲突，这既是思想、文化转型时代人心秩序的普遍反映，更是鲁迅个体伦理困惑的体现。     

鲁迅小说风俗化人名的修辞意义

鲁迅小说中风俗化的人名主要有三类:一类是数字人名,一类是拟音人名,还有一类是与绍兴地方掌故有密切关系的人名。这三类人名,不仅具有鲜明的风俗化特征,而且其艺术修辞的特征和效果,还从一个特殊的方面显示了鲁迅小说这个海纳百川的艺术世界的个性色彩以及与之相关的思想和情感倾向。     

谈鲁迅小说中的逻辑问题

本文运用演绎逻辑、归纳逻辑和辩证逻辑的基本方法 ,对鲁迅小说中的逻辑问题进行分析 ,得到一些有益的结论     

鲁迅作品的创作个性探讨

鲁迅作品是中国文学的宝贵遗产,也是世界人民的一笔珍贵的文化思想财富。鲁迅在短篇小说、散文、历史小说、杂文等各种类型的创作中,都有自己全新的创造。他的作品既是个性的表达,又是审美的创造,更是作家人格魅力和生命力的深刻体现。     

鲁迅后期创作的嬗变与租界文化

置身于繁华纷扰的十里洋场后,租界的精神气候逼迫鲁迅在创作上改弦易辙。租界文化环境给鲁迅的杂文带来了一些明显变化:一、创作内驱力由主动转为应对。二、杂文批判的视野越来越窄,思想境界不如前期广博大气。三、鲁迅前期杂文直面的是整个传统文化和制度,后期杂文指向十里洋场的恶习;前期是宏大叙事,后期是琐碎叙事;前期是反传统农业文化,后期是反现代商业文化。鲁迅《故事新编》前后期小说风格境界的差异,明显是租界文化影响的结果。同样是诙谐,前期三篇小说的诙谐出于至性深情,流露出浓厚的悲悯意识, 是悲剧的诙谐、认真的诙谐,后期五篇则有点滑稽玩世,透露出轻薄的精神优胜,是喜剧的诙谐、油滑的诙谐。《故事新编》前期三篇糅入了更多的主体性,后期五篇基本上属于“他者”故事的讲述,缺乏个体生命体验的热烈参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