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越新公共管理——基于政治层面的思考

新公共管理运动将官僚制政府的弊端归结为政府组织结构、管理技术以及运行方式,试图通过引入私营企业的组织结构、管理技术以及市场化的运作方式来解决这些弊端.但新公共管理的批评者通过时这种"管理主义"改革方式的黯淡前景的理论分析,并历数各国改革经历证明此种改革方式的限度,指出新公共管理改革的失效不仅源自其改革措施的缺陷,更源自它忽视了官僚制政府弊端的政治表现.以丹哈特和格利夫为代表的后新公共管理学者主张改革应该针对官僚制政府政治层面缺陷进行.这种从政治路向出发的主张将为官僚制政府改革开辟一条新的途径.我国的行政管理理论与实践都还缺乏对政治问题的思考,后新公共管理的改革模式对我们的行政体制改革有着重要的启发意义.     

行政审批权力下移与政府治理方式的转变——以当前我国扩权强县政策为中心的研究

为构建服务型政府,必须转变政府职能和治理方式。当前我国行政改革的重要措施之一是将行政审批权力下移,施行扩权强县政策。但由于现行政府层级管理中存在着体制性与结构性问题,如省级政府制度供给不健全、县域公共管理基础薄弱等,使扩权强县政策真正落实遇到困难。这就需要重新考虑行政区划与政府机构的设置,不断探索县域新型财政体制的构建和各级政府治理模式的转型,在分权与赋权结合的基础上理顺上下级政府之间的关系,逐步下放行政审批权,以促进我国政府治理方式的根本转变。     

新公共管理：面对市场失灵与政府失灵的新选择

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以来,西方国家在对市场失灵与政府失灵进行纠错的基础上,提出了新公共管理的行政改革理念和模式。它以公共选择理论、管理主义和新制度经济学等为自己的理论基础,主张把政府的政策职能和管理职能分开,调整政府与社会的关系,引进私营部门的管理方法和经验,利用市场和社会的力量,提高公共部门的工作效率。新公共管理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公共行政发展的规律和趋势,借鉴和吸收其合理因素,对于推进我国公共行政改革具有借鉴意义。     

“新公共管理”运动及其对中国行政改革的启示

“新公共管理”的主要观点是 :政府公共政策化 ;营造“顾客导向”的行政文化 ;政府应广泛采用授权或分权的方式进行管理 ;公务员不必保持中立等。随着我国行政改革的不断深入 ,我们应对“新公共管理”这一早已引进中国的西方行政改革模式重新加以审视和解构。结合我国行政改革的现实状况 ,分析其主要观点 ,借鉴其做法 ,将有利于推动我国行政改革的顺利进行。     

新公共管理理论及实践的再认识

上世纪80年代兴起于西方国家并席卷全球的政府改革运动统称为新公共管理。这场运动引起了极大反响并诞生了一种新的政府管理模式,取代了传统官僚制。当前我国正由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变,面临行政改革和政府职能转变的艰巨任务。新公共管理理论及实践为我国行政改革提供了新思路。全面把握新公共管理理论和实践,理性认识其内在缺陷,结合我国特殊背景吸收其合理因素,对于推进我国行政改革具有积极意义。     

经济体制改革的总体态势及其着力点

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基本方向是市场化、法治化和民主化,其目标依然是建立健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必须处理好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的关系,价格与规制的关系,公共产权与私人产权的关系,垄断与竞争的关系,金融经济与实体经济的关系,排斥与包容的关系。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基本思路和着力点是：以公共产权制度改革为核心,完善基本经济制度;以价格改革为先导,深化改革资源配置方式;围绕市场与社会、企业与社会组织关系的重塑,加快推进社会体制改革;从市场经济体制的完整性出发,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     

我国行政主体多元化的理论完善

随着现代公共行政的改革,各国政府把一部分公共职能交给社会中非政府公共组织来承担,公共行政包括国家行政和社会行政两种类型,公共行政的发展对行政法产生了影响。综观法、德、日等几个大陆法系国家的行政主体类型,其均呈多元化的发展趋势。伴随着政府的改革,我国也出现了大量的承担公共职能的非政府公共组织,然而我国目前的行政主体理论并不能反映行政主体多元化的特征,应提出“公共管理职能和行政权”,以重新界定我国行政主体的内涵,扩大我国行政主体的范围。     

合约制政府的理论与实践

合约制政府是一种新的政府治理模式,是西方合约主义理论在新公共管理运动中的实践产物。它建立了一种以委托代理关系为基本框架,以合约制为治理机制,以提高公共产品和服务供给效率为主要目标的分析范式,在理论上超越了传统的政治控制理论,在很大程度上意味着政府的主要协调机制从公法向私法转变。笔者从西方新公共管理运动对合约制的实践成效入手,试图构建作为现代政府治理新模式的合约制政府的概念框架,对它的理论基础、运行机制和实践成效进行分析。作者认为,在以现代治理为取向的我国行政改革中,认真对待和系统研究西方政府的最新治理模式——合约制的理论与实践,有利于在我国政府改革过程中推广和应用合约制的合理因素,促进我国政府走向廉洁、高效,这将为我国建构现代的政府治理模式提供一个新的思考方向。     

西方民主行政理论述评

弗朗西斯·柯克最早对科层行政提出质疑,从他到沃尔多,民主行政的内涵、重要性与发展障碍等逐渐明晰。应该注意的是,马克斯·韦伯是民主行政概念的提出者。民主行政理论的建构始于文森特·奥斯特罗姆,其"多中心"设计是民主行政的良好阐释。新公共管理之后,出现了民主行政理论的"丛林时代"。它勾勒了民主行政范式的轮廓:以公共治理或民主治理为名;以网络与合作为运行结构与方式;以公共物品和政府角色为关注焦点。     

新公共管理视角下的社区社会管理创新研究

社区建设是当前中国社会管理创新的关键所在。在有限授权和外生性自治的逻辑下,中国的社区建设始终维系着自上而下的推进方式,缺乏内生发展动力。作为政府公共管理职能变化的逻辑结果,新公共管理理论的精髓就是要改革政府管理的体制,通过公共管理的主体多元化和公共管理手段绩效化,在政府机构内部分散权威,重新划定政府、市场及社会三者的权限和角色,从而达到提高政府公共管理有效性和社会团结的根本目标。按照新公共管理理论的逻辑,中国的社区社会管理创新应超越行政本位主义的运作方式,通过行政权威体系自上而下的授权和社区自下而上的增权形成参与式的管理模式,变有限的授权为普遍的授权,变外生性自治为内生性自治,把社区与整个国家的社会生活合为一体,从而通过社区建设促进整个社会进步。     

协商治理:中国公共管理体制改革的目标模式

深化公共管理体制改革是我国行政体制乃至政治体制改革的一项重要任务.改革的基本方向是建立中国式的协商治理模式,因为协商治理是一种适合中国国情的公共治理模式,是一种以中国式民主即协商民主为基础的公共治理模式.要实现以协商治理为目标模式的公共治理,必须深化改革,以期实现从传统的行政管理向现代公共治理的转变;完善政府主导下的多方参与的协调共治体制;理顺政府内部的职能关系,完善政府内部上下级之间、不同部门之间的协调共治体制.     

国外政府行政改革理论与实践对我国公共部门的借鉴意义

20世纪80年代以来,传统的公共行政学遭遇到前所未有的挑战。新公共管理、治理理论等行政改革理论与实践在西方许多国家得到广泛应用,并取得了初步的成功。当前,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认真学习和借鉴国外政府行政改革理论与实践,对我国公共部门改革具有一定的意义。     

新形势下的政府管理体制改革

该文认为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关键还是要界定管理体制改革的范围.首先以卫生、教育领域改革为例,指出要厘清公共产品和非公共产品的界限;认为对政府职能的评价是关键问题,并举出8个具体问题,探讨界定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从而进一步明确了新形势下的政府管理体制改革的走向.     

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 深化地方行政管理体制改革

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深化地方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必须针对当前地方行政管理体制中仍然存在的一系列深层次问题,通过制度创新,重点解决以下十个问题一深化地方政府行政机构改革,切实转变政府职能;二深化地方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构建公共服务型政府;三深化地方干部人事制度改革,建设高素质的公务员队伍;四深化地方行政监督体制改革,强化对公共权力的监督和制约;五深化地方财政体制改革,构建公共财政体系;六深化地方政府管理方式改革,建立电子化政府;七深化地方政府运行机制改革,实现决策、执行和监督相分离;八深化地方政府责任制度改革,建立健全政府责任体系;九深化地方政府工作机制改革,再造政府工作流程;十深化事业单位管理体制改革,实现政事分开。     

论府际管理:兴起及其内容

府际管理是以合作主义为基础的政府间关系新模型,是当前行政改革和政府再造的重要产物。政府间关系的管理,经历了以重视制度和结构、相互制约与均衡为特征的“联邦主义”、以科层参与、互动博弈为特征的“府际关系”、以解决争端、协商对话、网络参与为特征的“府际管理”三个阶段。府际管理作为改善政府间关系的一种新思维,其主要框架有六方面:协调性、依赖性的网络型结构;公共产品和服务的多元化供给;项目和管理功能上的府际间转移;多方协商、调和的合作机制;小社区、跨邻里的大都市地区治理结构;目标导向、网际沟通的冲突解决方式。府际管理的兴起,对中国的政府间关系的管理变革有着积极的借鉴意义。     

生态型责任政府的行政契约理论及其特殊性

当今,如何有效处理公务员道义责任与岗位责任之间的伦理冲突问题,已经引起行政学理论界和政府改革实践层面的普遍关注。基于生态型责任政府的建构理论,对公务员道义责任和岗位责任进行全新定位和思考,将它们纳入一个严谨的契约体系当中,主张通过道德契约、政治契约、行政契约这三重契约重重规制,实现公务员道义责任与岗位责任的有效整合,最终保证公务员责任的锁定与追究。对生态型责任政府的行政契约进行概念厘定与解读,强调生态型责任政府中的行政契约是以公务员岗位生态责任的有效追究与落实为使命;梳理了生态型责任政府中行政契约的理论来源与实践依据——委托代理理论、新公共管理的契约外包制、中国公务员聘任制;指出生态型责任政府中行政契约与新公共管理中的行政契约、中国公务员聘任制中的行政契约的区别与联系,指出它是保证政府生态责任得以落实的最终层面与环节。     

“善治”出自于“良政”——公共理性视野中的服务型政府建设

社会治理的最佳状态是“善治”,要求社会主体平等参与治理公共生活,实现公共利益的最大化.政府作为公共权力部门,是社会治理结构中最重要的责任主体.实现社会治理之善,关键取决于政府自身建设.十八大报告明确指出我国行政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设职能科学、结构优化、廉洁高效、人民满意的服务型政府.服务型政府建设是在我国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加强社会建设背景下提出来的,以公共理性的视野考察其价值取向和改革目标,“良政”的本质特征和内在要求都能在其中得到体现.以服务型政府建设推动社会建设和社会管理创新,是正确处理“良政”与“善治”的关系,将行政体制改革与社会体制改革有机结合的理性选择.     

困境与发展:略论当代中国社团组织研究

随着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和加强社会公共管理战略的积极推进,关注公共管理世界和改善公共事务治理效果,重新思考和认识中国社团组织的功能和运行机制,探索我国社会团体组织体系分析框架、行政管理机制、社会团体组织与政府间关系的理解和重构合理的社团组织与政府的关系模式有着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价值.     

社会化、公共化与政府公共服务的提供

当前,以提供公共产品与服务为核心的公共管理改革已经使政府公共政策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公共化日益成为我国政府行政的新模式。公共化与公共管理是一种社会化治理活动,那么,社会化与公共化之间存在怎样的逻辑联系,我国传统政府公共化程度较低的制约因素何在,公共产品与服务的提供如何借助社会化而得以优化,本文将试图对上述问题给出一些分析。     

公共管理与行政管理、私人管理

本文在对国内诸多学者观点简要评析的基础之上,阐发和论述了公共管理是以公共权力机关为核心并有社会中介组织和公民大众参与的、为实现公共利益采用多种方式和方法对公共事物进行有效管理的公共实践活动;行政管理是政府为维护公共利益,运用公共权力、制度、法律、公共政策等方式对公共领域的公共事务进行的公共行政或公共管理的公共实践活动;私人管理是以个人和私人组织为主体,为实现私人利益最大化,对私人领域的私人事务进行的管理活动;公共管理与行政管理、私人管理的相互关系是既有区别又有联系的辩证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