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二曲工夫论中“格物致知”与“慎独”的问题

工夫与本体问题是宋明儒学的显题,李二曲承袭阳明"合本体工夫而一"之说,强调二者的统一性,其"格物致知"说与"慎独"说都是基于"致良知"、"止于至善"的为学工夫,其"格物致知"同阳明一样是一种向内的意向性活动,通过对先验良知的情感体验,进而达到"穷理"的道德境界。他对"独"的理解更接近《中庸》的原意,其"慎独"的工夫论强调了实践与行动的重要性,对于晚明以来王学末流的学风具有一定的批判意义。     

善恶因果律与伦理合理性

本文认为,现代中国伦理正处于转型时期的阵痛之中。阵痛中的伦理危机,是伦理信仰的危机。伦理信仰危机的重要根源是善恶因果律的中断与紊乱。善恶因果律的中断,导致伦理的合理性与有效性缺乏。现代中国伦理建设的重要突破口,就是重建道德的善恶因果律,由此建立新的伦理—社会生态,赋予伦理以新的合理性。善恶因果律的合理性基础存在于伦理目的性、主体道德责任、个体至善与社会至善相统一的人文追求和现实指向之中。善恶因果律的现实运作,有赖于新的道德信仰的确立和社会公正的实现     

“良知”的“呈现”与“坎陷”——牟宗三“良知坎陷说”与王阳明“良知本体”的困境及疏解

牟宗三早年提出的“良知坎陷说”,主要受其师熊十力的“良知是呈现”影响,但“客观的悲情”的引发也是其形成的关键。“良知坎陷说”真正的理论困境并非“良知”不能“坎陷”,而是选择以阳明“致良知”为嫁接点导致的对“工夫论”的忽视并由此引发的“发生学”问题以及“良知本体”无法创生具体客观存在物的问题。而张载之“两层结构的宇宙论”正好可以从根本上对治阳明“物”的合法性问题,“物”的产生由此有了终极根源,人的道德意识也有了形上根据。因此,从阳明回到张载,可解决“物”创生的合法性问题,也可借此思路再反思牟宗三早年的“良知坎陷说”并为其寻找一新的理论突破口,进而重新思考中国文化体系如何“开出”和安顿“科学知识”的问题。     

超越与内在

康德的实践理性与阳明心学的致良知都十分关注主体道德自觉的建构,但路途却迥然有别。康德主张道德法则必须绝对地超越于经验实质,理性普遍立法越是纯粹、直接,道德的威慑力量越为庄严、崇高。而王阳明则强调吾心良知与天理、万物,与功夫实践相即相融,合一不二,致良知本于道德法则,却又不离人心物事。康德从理性本体分裂出经验现象,而王阳明则汇合超越与实质,实现理性形式、外在规范与日用实践、主体精神内在统一,要求由绝私堵己、省察克治而达到莹彻了然的绝对道德本体的境界。     

超越与内在——比较康德的实践理性与王阳明致良知学说

康德的实践理性与阳明心学的致良知都十分关注主体道德自觉的建构 ,但路途却迥然有别。康德主张道德法则必须绝对地超越于经验实质 ,理性普遍立法越是纯粹、直接 ,道德的威慑力量越为庄严、崇高。而王阳明则强调吾心良知与天理、万物 ,与功夫实践相即相融 ,合一不二 ,致良知本于道德法则 ,却又不离人心物事。康德从理性本体分裂出经验现象 ,而王阳明则汇合超越与实质 ,实现理性形式、外在规范与日用实践、主体精神内在统一 ,要求由绝私堵己、省察克治而达到莹彻了然的绝对道德本体的境界     

老庄天道观下的全主体性生存构建

道家哲学中,"天道"具有本源超越性、具象显现性和多元流动性特征,"人道"以"天道"为本,是"天道"在具象世界的显现,老庄据此构建了在"天道"统贯下的人之全主体性生存境域。全主体性生存将人之生存方式的根据超拔到与天契合的层面上,同时以"自然"为具体表征,力图化解人与世界、人之自我与本我的二分和对立,建立与万物共在的审美性生存场域,以使人回归到与万物相与悠游的整全世界。     

当下一念之别:阳明学现成良知之辨的关键问题——以王龙溪与聂双江、罗念庵的争论为中心

见在良知与圣人同异与否(圣愚之辨)是中晚明思想史上现成良知之辨的一个核心论题。从“体知”的视角深入分析争论双方对“当下一念”的不同指涉,龙溪以一念善端为依据,当下回溯至心体的一念之微并时时把持于此超越层的良知心体,一念之微与良知本体是同质同层的关系,即本体即工夫,发挥了阳明学向上一机的致知理路;而双江、念庵则是从经验层之可能被欲根遮蔽的一念善端来质疑现成良知的,一念善端与良知本体是同质异层的关系,从而开辟了体用有别、用工夫以复本体的渐修进路。     

自然与天道:中西法律的形而上之别——兼论中西人治和法治思想的缘起

"天道"与"自然"是中西方法律的形而上基础,它们都起源于人们对世界万物本原的形而上思考。人们普遍认为顺应于"天道"或"自然",人们就会拥有正确的行为方式,社会和人生就会拥有正确的发展方向。但是,中西方在认识"自然"和"天道"的时候,却产生了不同的方法,古希腊人的认识路径是以语言为桥梁,经历了从质料到形式、从感性到理性的发展路径,而中国古代始终不以语言为认识终极秩序的载体,从天命到天道,在认识万物终极规律的时候,始终站在天人合一的立场,强调对"道"的自证自悟,而非知识化形态的表达。而这种分歧带来了中西人治和法治思想的缘起。     

儒学精神旨趣与阳明心学的兴起

阳明心学取代程朱理学而在明代中叶的兴起,原因无疑是多方面的,既有政治的、社会的原因,也有经济的原因。对此,学者们已作了多角度的讨论。本文但求立己,不欲破人,只想从儒学思想发展的内在理路之角度,在上述的解释之外增加一个理解的层面。文章认为,从阳明心学的中心命题如“心即理”“知行合一”“致良知”等来观察,阳明心学的兴起,原因固然是多方面的,而儒学精神之内在理路和隐藏的兴趣之刺激与推动无疑也是重要的原因之一。     

审判实践中法官良知的价值和意义

当前社会中存在的举证无能、同命不同价等现象不是经济发展的必要代价,而是可以避免的悲剧。良知是情感与理性的统一,是每个人都应具有的辨别是非、善恶的理性能力。良知为理性和经验提供道德反思的自觉基础,是个人对自己行为、意图或品格的道德上好坏与否的认知,连同一种要正当地行动或作一个正当的人的责任感。法官良知则是法官个人作为司法判断主体时所应具有的法律职业良知,它是与道德有关的善的知识。法官良知体现了法官的内在品性与人格要素以及对法律的忠诚度。法官的良知不同于良心,它不属于一般意义上的个人思想感情,而是一种职业伦理道德。法官的良知观直接指导法官的价值追求和意义追求,这一切都蕴涵在法官对司法的整体性信仰之中,而且影响着所有法官对人生意义和价值的理解。裁判是法官心灵的印证,是天平的表征,是法官职业赖以生存的元素。一次不当的裁判可能会对整个司法体制甚至整个社会带来负面作用。因此,作为承担审判职能的法官必须拥有法的理性和良好的品质,否则法律将是愚蠢、邪恶且不计后果的。     

自然能成为伦理主体吗?--对"非人类中心主义"生态伦理观的几点质疑

人类中心主义与非人类中心主义在生态伦理问题上争论的焦点是自然万物能否成为与人一样的伦理主体,从而具有与人一样的内在价值、权利与尊严的问题.本文认为,正是不合理、非正义的人类社会制度决定着自然资源分配的极度不公,正是剥夺者们骄奢淫逸的生活方式导致了自然资源的迅速枯竭和生态环境的严重破坏.看不到生态危机的真正根源,不从社会内部的制度改革和伦理关系的合理调整入手,让所有的人都能享有平等的人性尊严,而热衷于无原则地谈论"生态伦理乌托邦"式的"自然尊严"、"生态中心",这是一种危险的思想误导,它有可能产生人与动物之间尊严颠倒的现象,而对于解决人类面临的生态危机却无所助益.     

“顺本体是善,逆本体是恶”:王阳明善恶观辨证

关于善恶,王阳明有着明确的界定:“顺本体是善,逆本体是恶。”其意在于,意念活动随顺心之本体,即是“善”;意念活动违逆心之本体,则为“恶”。由此,“善恶只是一物”与“善恶终不可混”两种看似矛盾的说法就能得以和会:“意之所在便是物”,善恶皆是就意念活动而言,故“善恶只是一物”;“有善有恶意之动”,意念活动于本体有顺逆的分判,故“善恶终不可混”。前者是要反对善恶实在主义,后者则批评了善恶相对主义。而王阳明关于善恶的界定,也涉及如何理解程颢的“善恶皆天理”:一方面,本心发动而有意念,意念发动而有善恶,善恶的分化实为本心流行的天然理则;另一方面,善恶是就心之本体的顺逆而言,而心之本体即是天理,故善恶皆是基于天理而得以界定。因此,“善恶皆天理”并不是说善恶皆根源于本体意义上的天理,而是说对善恶的界定不能离于天理。实则,如何超越对待之善恶以回归绝待之至善,方是王阳明善恶观的旨趣所在。     

“致和便是致中”——王阳明哲学的“未发已发”论

《中庸》是宋明理学家建构形而上学、伦理学与工夫理论的主要经典依托。“未发已发”是理学家普遍关注的问题。关联心和理两个维度,这一问题不仅关涉伦理行动的意识控制根源,同时关涉人的道德实践的运用境界。理学要求人觉解与主导自我的道德的意识及行动,理学内部不同思潮对于这种觉解与主导的内在机制的理解是不同的。与程朱注重范畴辨析以及注重将“未发”“已发”阐发为时间性的不同体段,阳明注重在生命体验的意义上,将其把握为超时间性的常体与妙用。在阳明思维中,未发是已发的存在根据,已发是未发的认识根据,致和便是致中,人能以其良知把握包含人事在内的天地自然间纷纭变换的事物中的常体。     

《三国演义》主题再探

本文辩驳了关于《三国演义》主题的诸家之说，探讨了《三国演义》与传统宇宙哲学“天命论”的关系，认为对天命的理解与阐析构成了全书的情节内核，对天命的困惑与欣慰，构成了全书的感情基础，而更重要的文化意义在于，《三国演义》以艺术的方式探索了反天命的可能，提出了反天命的历史发展的必然要求     

西周政治领域中的性别差异与王后参政

西周时期,王后除拥有管理王族内部事务的权力外,在政治领域中亦拥有合法权威。她们作为周王的得力助手,承担着重要的政治功能,涉及政事的范围包括军事在内的诸多方面。西周王后之所以在西周王朝权力系统中拥有较高的地位,其根源在于“家国同构”的政治组织形式与“夫妇二位一体”的性别观念。     

公民道德建设呼唤道德型领导

当今中国正处于道德社会的建设进程之中。我国公民道德失范的重要根源在于道德型领导的引领与示范的缺失。道德型领导是道德社会建设中主要的领导范式，其独特魅力建立在领导者对被领导者无形的道德吸引力之中。理解道德型领导需要三个向度：从社会主义本质内涵的维度看，道德型领导是一种最能体现社会主义本质的领导范式；从领导与群众关系的维度看，道德型领导是一种律己亲民的领导；从领导对公民道德的作用方式来看，道德型领导是一种充当公民道德催化剂的领导。道德型领导的领导策略是政府领导制度的道德化设计、政府领导行为的道德性示范、政府领导道德的法制化建设。     

生态人类学视野下村落的生态结构与功能探究——以西南民族村落为考察的重点

人类聚群而居,组建各种不同形式的村落,通过农耕生产活动,与自然界进行物质和能量的交换.在生态人类学的视野下,几乎所有的前工业社会村落都是一个复合的生态系统,具有各自不同的层次、结构与功能.考察西南民族地区村落的生态空间与生态构成可以发现,村落内环境生态系统、农田山地生态系统、山林生态系统是村落复合系统的主要构成主体,三者之间或高度关联,或密切同构,维系着村落生态的稳定.     

腐败的根源分析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的腐败现象有不断蔓延的趋势,造成腐败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改革前进道路中存在的体制上的缺陷和混乱等体制根源,也有社会上对腐败问题反常的心理预期等社会心理根源,以及腐败者个人私欲过度膨胀后导致思想道德防线崩溃和理想信念丧失等思想根源,而党内监督制约权力失控和监督制约机制乏力是导致腐败现象产生、蔓延的组织根源。无论哪种原因导致的腐败,都与党内民主监督存在的几个主要问题密切相关。     

张载认识论研究的回顾与反思

以“德性所知”的涵义、“德性所知”与“诚明所知”和“天德良知”之间的关系、“德性所知”与“德性之知”的区别三个问题为中心,对学术界有关张载认识论的研究进行了回顾,并结合明清学者的注释,对这些问题和争论做了反思,认为必须回到经典之中去,在对张载思想进行更全面更深入的研究基础上,方能对其认识论有一更为准确的理解。     

比喻意象的言语策略及认知分析

比喻是意象营构中意象功能最强的言语策略。比喻的意象化是通过强化能指优势的言语策略来实现的。比喻的意象认知功能的前提,就是意象性喻体与本体所具有的同构关系。喻体借助于自身与本体的同构关系反映事物本质或特征,从而能在思维中取得与概念相对等的认知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