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议信、达、雅

再议信、达、雅魏颖超我国近代翻译理论，影响最大的当推严复的“信、达、雅”了。严复，这位中国思想史上第一个系统介绍西方学术的启蒙思想家，在译述英国生物学家赫胥黎（Ｔ．Ｈ．Ｈｕｘｌｅｙ）的《天演论》（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ａｎｄＥｔｈｉｃｓａｎｄＯｔｈｅｒＥ...     

先秦两汉“持满”思想与修身为政之道

“持满”或“持盈”是先秦诸子普遍关注的人生修养问题。战国、秦汉的多种文献均载有孔子由观周庙（或鲁庙）欹器“虚则欹,中则正,满则覆”而兴叹“恶有满而不覆者哉”,进而阐发出谦卑恭谨、自损而益的人生持满之道。西汉时期多种文献也载有孔子对《周易》的《损》《益》二卦的感叹,其阐发的也是一种自损而益、虚以受人的持满之道。《老子》强调“不欲盈”,认为“持而盈之,不如其已”,主张“功成身退”,反对骄奢淫逸,这实际上也是一种持满之道。《管子》既继承了《老子》“功成身退”的人生之道,也主张“持满者与天”,认为明主要效法天道“满而不溢”,做到“贵而不骄”“富而不奢”,进而可以“长守富贵”“久有天下”。《国语》通过对范蠡的叙述,进一步演绎了《管子》中的这种“持盈者与天”的思想。先秦的持满思想对两汉士人与权贵的为人处世之道产生了深刻影响,之后的中国人也都或多或少受到这种人生观的影响,这既是一种美德修养,也是重要的政德修养。儒道两家所强调的“谦受益,满招损”“功成身退”“光而不耀”的持满修身之道共同塑造了中国人优秀的精神品格。     

在回顾和反思中把握“社会学中国化”

关于"社会学中国化"这个问题,笔者想从与会学者提及的中国有没有"化"的话题说起."化"之为汉字,古已有之.《管子》"七法"篇有"渐也,顺也,靡也,久也,服也,习也,谓之化";而表达由内外因素影响所引起变化生成之义的"化"字在《易经》、《道德经》和《庄子》等文献中也可见到.按笔者的理解,一些学者提出中国有没有"化"这一话题的本意,是想说如"本土化"等词所对应的外语词根"-ation"的"化"义,中国究竟有没有?这不失为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严复译的《天演论》,原文标题中有"evolution"一词,但严复并未直接将其译作"进化"而是解作"天演",但《天演论》下卷"能实"篇中还是有"伏变化之机"、"极变化之致"、"合而言之天演也"之句;下卷"教源"等篇也多有涉及"化"的字句.尽管严复的译作对当时整个思想界的影响巨大,然而与其所译"群学"等概念一样,他对"化"的译法乃至总体上的译式,毕竟没有成为此后学界主流的译语体系.     

董仲舒求雨止雨祝辞中“情”与“理”的张力分析

董仲舒请雨、止雨祝辞中既强调天道阴阳原理，又渗透着人之为人的性情、意志与精神，从中可以揭示出天人互动的内在机制。董仲舒要求“择巫之洁清辩言利辞者以为祝”,以虔诚、恭敬之心去感化天。《请雨祝》《止雨祝》超越了商汤祷辞中鬼神崇拜与血腥残忍的蒙昧面向，以“开阴闭阳”“开阳而闭阴”的天人感应原理来实施求雨、止雨之术，更趋于理性化和人文化。“以身度天”是人通达天的独特体认方法，人们以人之本能欲求与情绪好恶去揣度天，人喜爱美食好酒，天、神也应如此，故祝辞中强调敬进“清酒”“膊脯”“肥牲”的人间上等食物，使用叹词来引发天与人的情感共鸣，以劝诱上天达成人们的祈愿。《止雨祝》严正强调“无使阴灭阳”,阳尊于阴，阴不可凌阳，借此以申明天意，表达人对天的绝对遵从与崇高敬意。人与神灵沟通的动力源于其对天道的理性认识与坚定信念。     

严复语言哲学探微

严复是中国近代语言哲学史上一位重要的思想家,其《英文汉诂》是一部可与《马氏文通》相媲美的语言哲学名著,二著并驾齐驱,同被梁启超誉为“文典学”之椎轮。此外,其语言哲学思想在诸如《穆勒名学》《名学浅说》《政治讲义》等著作中都得到很好的呈现。要言之,严复在中国语言哲学史中的贡献主要有如下几个方面：其一,强调了语言作为人的本质规定性方面的意义（“人所以能为人者,在能言语”）,其关于语言本质的观点几与西方语言学家赫德、洪堡特等人接近;其二,分析了中西语言的异同,并提出了“即异观其同”的语言学习方法;其三,阐述了其地理语言学视域下的文谱观,凸显了语言受具体的地理背景、社会条件和文化语境影响的观点,其文谱观是他对人类语言形式与人类思维形式、逻辑形式思考的集中反映;其四,关注到了语言与民族精神之间的内在联系,他虽然承认中华语言形式影响了中国人对“自然之道”的追求,但秉承“国语者,精神之所寄”的观点,强调中国语言与中华民族精神的关系是末与本、器与道的关系,因而否定尊国语与爱国之间存在必然的联系;最后,论证了界说之于中国语言哲学的必要性和紧迫性,体现了同一律和矛盾律的内容和要求,为中西思想文化交流、中国近...     

干部能上能下的良药——读《天演论·导言十七·善群》有感

《天演论·导言十七·善群》说:“世治之最不幸,不在贤者之在下位而不能升,而在不贤者之在上位而无由降。”“不贤者之在上位”何以“无由降”呢?“门第、亲戚、援与、财贿、例故,与夫主治者之不明而自私,之数者皆其沮降之力也。”“譬诸重浊之物,傅(辅佐)以气脬(尿泡)木皮;又如不能游者,挟救生之环,此其所以为浮,而非其物之能溯洄凫没以自举而上也。”“使一日者,取所傅而去之、则本地亲下,必终归于其所。”那么,     

元代礼失百年与明初礼制变革

朱元璋一改历代因袭前朝礼制的传统,开国之初即弃元礼不用,而另谋擘划一代礼制,有其特定的历史情境。元明之际“华风沦没、彝道倾颓”的礼俗现状使传统社会的伦理秩序受到严重挑战,不仅为朱元璋的礼治宏图提供了反面借鉴,也使他深刻地认识到礼治的治政作用,从而将礼治推到“国之纪纲”的政治高度,并且属意于创立一代礼制。朱元璋的制礼思路主要是因袭前代之制,稍加损益以合时宜,但元代五礼皆以“国俗”行之,带有浓厚的蒙古特色,严重偏离了历代相承的“礼统”,不堪新诞生的汉族政权袭用,构成明初礼制变革的根本原因。自元礼观之,明初礼制变革是种断裂,但以周汉唐宋以来的“礼统”观之,明初礼制变革是对元代礼失百年的一种反正,又是一种延续。     

王阳明的“知行合一说”

关于“知行合一”阳明主要有两种说法,一种是唯心主义说法,即所谓“销行归知”的说法。如“见好色属知,好好色属行”。“闻恶臭属知,恶恶臭属行。”(《传习录》上)“欲食之心即是意,即是行之始矣。”“欲行之心即是意,即是行之始矣。”(《传习录》中《答顾东桥书》)总之,“一念发动处便即是行了。”另一种是所谓唯物主义的说法,“如言学孝,则必服劳奉养、躬行孝道然后谓之学,岂徒悬空口耳讲说而遂可以谓之学孝乎?学射则必张弓挟矢,引满中的;学书则必伸纸执笔、操觚染翰。尽天下之学无有不行而     

古乐府臆札 附:俞平伯先生来信

前言 岁在丙、丁之际,偶成古乐府臆札十一则。甫脱稿,一夕而失之。至己酉春夏之交,复写定,得十篇十四则。因于诣古槐书屋时呈俞平伯师乞正。承平师逐条审读,并以不同意见相示,今悉附于每篇之末,兼致谢忱。 一、战城南 思子良臣,良臣诚可思。朝行出攻,莫不夜归。 此四句旧说有三解:一、“良臣”指良 将。沈德潜《古诗源》:“思良臣,怀颇、牧 之意也。”余冠英先生《乐府诗选》引申其 义,而释为“善于谋画调度的大臣”。二、以 “良臣”为讽刺语。陈本礼《汉诗统笺》: “此讽今之自命为良臣者。”三。以“良臣” 为“良人”之误。闻一多先生《…     

《天演论》阐译研究

“释”是严译《天演论》达旨术最重要的变通策略“增”之一种。“释”的单位有字、词、小句、复句，以词语为多。“释”的方式有释正以俗、释以中例、释略以详、释以背景、释以内涵等。严译的“释”具有释疑解惑、解释原因、具化内容、提供相关知识等功能。     

谈鲁迅前期的发展变化观点

达尔文创立进化论是生物学领域的一场真正革命。达尔文用数量惊人的实际材料,生动地描绘出生物界由简单到复杂、由低级到高级的发展图景,给了那种认为生物由上帝创造、物种恒古不变的唯心论和形而上学观点以毁灭性打击。十九世纪末,资产阶级改良派严复首先把达尔文的进化论介绍进中国,并以其中的发展变化观点为依据,鼓吹变法维新、救亡图强。他译述赫胥黎的《天演论》(即《进化论与伦理学》),印行后震动学界,风靡全国,     

《老残游记》新论

<正> 自刘鹗(1857--1909) 的《老残游记》问世以来,有人以“谴责小说”目之,有人以“反动小说”批之。《老残游记》究竟是怎样的一部小说,人们似乎都忽视了刘鹗在《老残游记·自叙》中对《老残游记》所作的自我说明。他在《自叙》中认为,“盖哭泣者,灵性之现象也”;哭泣分两类:一为“无力类”;一为“有力类”。“有力类之哭泣又分两种:以哭泣为哭泣者,其力尚弱;不以哭泣为哭泣者,其力甚劲,其行乃弥远也”。他说,他的《老残游记》则是后一种“有力类”哭泣:“棋局已残,吾人将老,欲不哭泣也得乎?吾知海内千芳,人间万艳,必有与吾同哭同悲者焉!”这一说明,应该说是符合《老残游记》的实际的。那么,刘鹗又是为着什么而“哭泣”呢?     

兴与象:中国文化的原型批评

本文认为原型是一部凝缩和积淀了的人类历史和文化历史,原型批评是一种“精神考古”。历史虽然消逝得无影无踪,但是人类认识世界和感觉世界的特殊符号——象征,却用最简洁的形式贮存着人类那部惊心动魄的历史。从原型批评出发,本文分析了中国古老的象征系统——兴与象。作者认为《诗》之“兴”与《易》之“象”是中国艺术和中国哲学最早对原型的理论表述,而兴象系统中那些富于联系和富于传统的象征物,正是中国最早的文化原型模式。从这一理论出发可以看出,兴象根源于远古文化传统;兴象是一种深刻的象征;兴象也是一种集体无意识。依据兴象与原型的联系,文章找到了《易》与《诗》作为表现方法的共同文化基础,阐述了《易》之阴阳与《诗》之男女的逻辑联系,破译了《易》与《诗》作为兴象之物的密码系统。     

《贫穷问答歌》与汉晋咏贫诗

山上忆良(660?——733?)是日本负有盛名的“社会诗人”。在《万叶集》中,收有他的诗作62首。《万叶集》向有日本《诗经》之称,是日本古代的和歌总集。它汇成于公元八世纪末叶,相当于我国的盛唐时期。虽然它与《诗经》“何其相似如兄弟”,但却因它成书时间晚于《诗经》一千年之久,而这期间中日文化使者交流频繁,所以,     

孟子哲学是对子思子哲学的深化与发展——兼论子思子哲学及“慎独”与孔子的关系

子思子哲学是先秦儒家哲学的重要阶段。竹书《五行》以成德为主题,并在德之行的基础上子思子区分了“五行和”与“四行和”的两种道德境界,指明“为一”“慎独”是君子“为德”“为善”的工夫。孟子反省、深化和发展了《五行》思想,他所提出的人性善观念为四行成德提供了内在之“善”的本源。孟子又区分了君子和圣人的两种人格,并强调了四行为善说的重要性。在性善说和新四行说的基础上,孟子将子思子的忧思之心转变为四端之心,并以“尽心”为根本工夫。孟子对于《中庸》思想有所取舍,他放弃了慎独说和中和说,而选取了中庸说和诚身说。从宋明儒学来看,《中庸》的思想价值集中在中和说和诚身说上。从《缁衣》等篇的书写体例来看,子思子构造了一个二帝三王相承继及孔子传之的新王道说。孟子的王道论是先秦儒家王道论的高峰。此外,根据安大简《仲尼曰》,“慎独”本是孔子之学,其本义很可能同于《五行》的“慎独”观念;曾子和子思子不过传述和推阐了孔子的“慎独”说。     

李退溪的应变之道

李退溪毕生殚精竭虑,探求天道、人事规律。举凡天地构成、人物化生、政治治乱、吉凶祸福等等,都是他关注的问题。为了国家的长治久安,如何认识和对待天灾人祸、内忧外患,预防突发事变,在退溪思想中占据重要地位。“制治于未乱,保邦于未危”,体现出政治家的深谋远虑,思想家的辩证精慎,不少见解值得借鉴。本文拟就其应变之道的理论和方策,引其要者,约略探讨。一、灾异谴告恐惧修省李退溪在《戊辰六条疏》这篇著名的施政纲领中,对宣祖大王启奏说:“臣闻董仲舒告武帝之言曰:‘国家将有失道之败,天乃先出灾害以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异以警惧之。尚不知变,而伤败乃至。以此见天之仁爱人君而欲止其乱也。’”。(《退溪全书》第一册,第190页)上引董子之言,是汉儒董仲舒在汉武帝诏举贤良对策时,回答武帝关于“灾异之变,何缘而起”的问题而发的。汉武帝为求“百姓和乐,政     

《说文》“公”字的训诂问题

《说文》:“公,平分也,从八从厶,,八犹背也。韩非曰,背厶为公。”《说文》此段,已被人们奉为公字的经典性定义,似乎许慎与韩非的解释完全一致。其实,韩非之说并无“平分”之意,《说文》这段话里,并存着公字的两种不同涵义。《说文》的“公,平分也”,是公平不偏之意,其反义词‘私”,是指偏阿不正,《广雅》训“公”为“正”是其义。这是古代“公”字的一种涵义——道德涵义。而韩非说的“背私谓之公”,没有“平分”、及平的意思,它指的是“上下之别异”,“公”指国君公其所代表的“公室”、“公家”——政府,“私”指私人,这是古代公字的另一种涵义——政治涵义。《尔雅》训“公”为“君”,就是专指这种涵义而说的。《尔雅》与《广雅》各执公字的一种古义,《说文》则把这两种不同古义混为一谈。段玉裁的《说文解字注》与朱骏声的《说文通训定声》,都照抄不误,未予甄别。今据古籍资料,试为辨析,以就正于古汉语诸方家。     

《诗经》爱情诗探赏(四)

艰难情艳娓娓曲至——《诗经·周南·汝坟》欣赏遵彼汝坟,伐其条枚。未见君子,惄如调饥。遵彼汝坟,伐其条肄。既见君子,不我遐弃。鲂鱼赪尾,王室如燬。虽则如燬,父母孔迩。《汝坟》,序谓道化行也。毛氏以为“文王之化,行乎汝坟之国,妇人能闵其君子,犹勉之以正也”。《韩诗外传》以为“周南大夫受命平治水土,过时不归,其妻恐其懈于王事,因陈义以匡夫”。朱《集传》说:“汝旁之国,亦先被文王之化者,故妇人喜其君子行役而归,因记其未归之时,思望之情如此”。以上诸说,皆穿凿附会,因诗在周南,就伪讬文王之化。因不能解释“王室如燬”,就附会为纣政酷烈,君子行役。因“父母孔迩”,就望文生义——“勉之以正”,“陈义以匡夫”。如此牵强拟议,想像为说,很难园通全篇之意,     

鸟类兴象的起源与鸟图腾崇拜

“兴者,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词也。”以鸟类为“他物”起兴的诗在我国先秦时代的诗歌中尚存很多。本文不是研究这类兴在诗中的一般的审美意义和作用,而是从发生学的角度考察它的起源以及与此有关的问题;从“他物”自身来看,也就是考察这具有审美意义的“他物”的前身的历史性质。 首先来看一看以鸟类起兴的诗的一般情况:“宛彼鸣鸠,翰飞戾天。我心忧伤,念昔先人。明发不寐,有怀二人。”(《小雅·小宛》第一章)朱熹《集传》云:“二人,父母也……彼宛然之小鸟,亦翰飞而至于天矣,则我心之忧伤,岂能不念昔之先人哉?是以明发不寐,而有怀乎父母也…     

反礼教的形象画卷—《金瓶梅》裸露人欲的思想意义

杜勃罗留波夫在《黑暗王国中的一线光明》一文中指出:“衡量作家或者个别作品价值的尺度,我们认为是:他们究竟把某一时代、某一民族的(自然)的追求表现到什么程度”。他给评估一个作家或一部作品界定的“价值的尺度”,虽不算全面,但就思想内容而言却是正确的,以这个“价值的尺度”去论评,《金瓶梅》以“寄意于时俗”之旨,“曲尽人间丑态”之内容,充分裸露人欲(食欲、美欲、利欲、性欲)为主调,在中国古代小说史上第一次整体地勾画出异彩纷呈,新姿争艳,蕴含着历史发展轨迹与时代精神特点的反封建礼教的形象画卷,在晚明时期兴起的以“人”和“人学”为内容的文学新思潮中居于首屈一指的重要地位。书中以毫无节制的食欲狂求、越礼逾制的美欲追求、无度无耻的性欲渲泄、触处皆是的利欲横流等情节,使勃勃生机的人欲精灵在字里行间中躁动,从而揭示了以“存天理,灭人欲”为主旨的封建正统思想——程朱理学受到新思潮、新观念、新的生活方式挑战而走向式微,从“人”的解放为目标的近代思想启蒙运动正在酝酿勃发而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