确立天本体——孔子·孟子·程颐·朱熹

<正> “理学”前锋程颐(伊川),“心学”殿军刘宗周曾简赅地点出宋明“理学”和“心学”的根本矛盾。程颐说:“圣人本天,释氏本心”①;刘宗周说:“释氏之学本心,吾儒之学亦本心”②。“本天”还是“本心”,亦即认取客观外在的“天”为最高道德形上本体,还是认取主观内在的“心”为最高道德形上本体,构成了程朱理学和陆王心学截然相反的道德本体论。这一矛盾的形成源远流长,与儒的内圣之学共始终。本文拟探讨:从孔孟到程朱,怎样最后确立了一个客观形上的道德天本体。     

本体与工夫之辩:致良知说再阐释

王阳明以致良知立说，致良知的过程具体展开为本体（良知）与工夫（致）的统一。王阳明以“本体上说工夫”与“工夫上说本体”界定本体与工夫的关系，在对本体作先天预设的同时，又以后天工夫限定了本体，二者之间存在着内在的理论张力。由工夫而达本体的过程，既表现为正面的切入，又有去蔽、日减的维度，后者以意见的悬置与世俗的意义世界之消解为其内容，其中包含多重理论意蕴。     

王学的罅漏和刘宗周对王学的补救

阳明心学是在程朱理学不足以羁络人心的情势下建立的。王阳明认为,程朱理学所以不能羁络人心,在于朱学以为心仅仅具有明觉的功能,在格得天地万物之理之后,才与天理合一。这种观点不但把心看得虚了,而且也容易使学者游心于外物,使心为物累。针对朱学的这一弊端,他重新提出“心即理”的命题。王阳明认为,人心之所有者,不惟明觉,而且天理充盈,因此无须通过朱熹所谓的“即物穷理”,待格得天理之后,才能达到与天理的合一。但是王阳明“心即理”这一基本命题存在着严重的理论罅漏。“心即理”中的心,指主体意识;理,或天理,则是封建社会道德准则的异化,亦即封建纲常的异化。封建社会道德准则是该社会全体成员的意志通过复杂的合成而形成的社会共同体意志的体现,因此封建社会的     

周初"善"、"恶"观念考

善恶是道德评价体系的基本尺度,中国传统的关于“善”、“恶”的观念在殷人的精神世界和社会生活当中还缺乏一个现实的理性基础,其形成应始于殷末周初。在西周初年,虽然善、恶作为一对范畴,甚至是作为描述价值取向的单个概念还没有被明确提出,但是“善”和“恶”的观念已经开始应用于政治生活、祭祀活动、农业生产和人格评价等方面了,构成了当时社会价值评判的内在标准。     

王阳明的“知行合一说”

关于“知行合一”阳明主要有两种说法,一种是唯心主义说法,即所谓“销行归知”的说法。如“见好色属知,好好色属行”。“闻恶臭属知,恶恶臭属行。”(《传习录》上)“欲食之心即是意,即是行之始矣。”“欲行之心即是意,即是行之始矣。”(《传习录》中《答顾东桥书》)总之,“一念发动处便即是行了。”另一种是所谓唯物主义的说法,“如言学孝,则必服劳奉养、躬行孝道然后谓之学,岂徒悬空口耳讲说而遂可以谓之学孝乎?学射则必张弓挟矢,引满中的;学书则必伸纸执笔、操觚染翰。尽天下之学无有不行而     

从“功夫即本体”的命题看黄宗羲哲学思想的实质

本文从“功夫即本体”的命题入手,深入剖析了黄宗羲哲学思想的本质。认为“工夫”是黄宗羲哲学中的本体范畴,它意蕴着“理气合一。”的思想,黄宗羲正是籍此推演出他的整个哲学体系的。因此,把他哲学中“盈天地间皆气”与“盈天地间皆心”这两个命题割裂开来、对立起来的;做法,乃是对黄宗羲哲学的曲解。     

王阳明思想中“言语”与“心”的内涵

王阳明的一生 ,可以说始于“无言” ,终于“无言” ,但在始终之间却有“言语”。这“言语” ,实已隐含了阐明其思想的关键。本文探讨了作为王阳明思想的核心的“良知”(心之本体 )说以及“致良知”、“心即理”等“言语”的意义及其思想内涵。作者认为 ,在王阳明那里 ,良知本身是不能用话语来捕捉的东西。而“良知”一语 ,是把本来无法用言语来阐明的本然自我 ,用言语作了表述。提倡“致良知” ,就是要回归自己本然的样子。这若有似无、若简易而又精微的“良知”话语 ,成为对最深邃精奥之本我的指涉。这个表述自我回归之无尽期的语词 ,在自我本然中即化为“无言”的存在。这应该就是王阳明“致良知”说的终极目     

当下一念之别:阳明学现成良知之辨的关键问题——以王龙溪与聂双江、罗念庵的争论为中心

见在良知与圣人同异与否(圣愚之辨)是中晚明思想史上现成良知之辨的一个核心论题。从“体知”的视角深入分析争论双方对“当下一念”的不同指涉,龙溪以一念善端为依据,当下回溯至心体的一念之微并时时把持于此超越层的良知心体,一念之微与良知本体是同质同层的关系,即本体即工夫,发挥了阳明学向上一机的致知理路;而双江、念庵则是从经验层之可能被欲根遮蔽的一念善端来质疑现成良知的,一念善端与良知本体是同质异层的关系,从而开辟了体用有别、用工夫以复本体的渐修进路。     

张载哲学中的本体呈现思想及其意义

张载哲学中的本体呈现思想是在整体的联结、神妙的组合中呈现的。从实现过程看,“太虚”、“道”、“性”、“心”不可分辨地融合为一个需要直觉、体悟的把握的“一”。这个“一”的呈现,是“气化”、“神化”、“感通”和“大心”的结果。“尽性”与“体物”、“成化”是同一呈现方式。本体呈现的状态是一种澄澈之“明”,即“诚明”,在人类社会之中,其本体呈现于“玉成”。其意义在于:让我们回归到最高的本体、价值、明觉之源,使我们能够穿透经验世界的黑暗而走向“澄(诚)明”,并有助于未来的中国哲学的重建和发展。     

亚里士多德的中道德性论及其对构建和谐社会的启示

中道是亚里士多德伦理学的核心概念和价值追求,是判断善恶的标准、衡量德性的准则。所谓“中道”即德性,分为两类:理智的和伦理的。亚里士多德的中道德性就是善,过与不及就是恶,“伦理的德性即是中间性”。中道德性是相对性和绝对性的统一,对于恶与不当的情感和行为,它们的恶性质是绝对的,“不存在中间的过度,永远是罪过”。中道的实现是不易的,但是可能的,这需要行为者具有知识,且需用理智去克服欲望。中道德性论对当前我国构建和谐社会具有启发意义,中道德性论有利于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人与人的和谐相处、人与社会的和谐共存。     

阳明“物”范畴之我见

<正>“物”这一范畴在中国哲学史上一直用得很含糊。除指自然物外也经常指“事”。孟子说:“有人于此,其待我以横逆,则君子必自反也;我必不仁也,必无礼也,此物奚宜至哉”?①这是把有人“待我以横逆”这件事当做“物”。朱熹也说:“物犹事也”。“盖天下之事皆谓之物。”②阳明比前人更明确地强调“物”为“事”。“先儒解格物为格天下之物。……我解格作‘正’字义,‘物’作‘事’字义。”③“意之所用必有其物,物即事也。”④不少人把“物”与“事”混淆视为阳明“物”范畴的特色。而我认为阳明“物”范畴之特色在于,有时指“物”为客观之物,有时指“物”为主观之物或曰心所生之物。如他说:“天下事物如名物度数,草木鸟兽之类不胜其烦……。”“名物度数,草木鸟兽之类”可理解为客观之物。他又说:“意之所用,必有其物,物即事也。如意用于事亲,即事亲为一物;意用于治民,即治民为一物;意用于读书,即读书为一物。”⑥“以其(心)明党之感应而言则谓之物。”⑦这是把心随境而生的意念所包含的具体内容当做“物”,此类“物”可理解为主观之物。阳明讲“格物”格的不是客观之物,而是主观之物。其所举格竹子一例颇能说明这一点。竹子是客观之物,而在身心上做的“格物”功夫是在格主观之物。下面我对这两种“物”作详细探讨。     

“傫傫兮若无所归”之我见——读《老子》

《老子》二十章云: “唯之与阿,相去几何?善之与恶,相去若何?人之所畏,不可不畏。荒兮,其未央哉!众人熙熙,如牢太牢,如喜登台。我独泊兮其未兆,如婴儿之未孩,傫傫兮若无所归谌私杂杏?而我独若遗。我愚人之心也哉!沌沌兮!俗人昭昭,我独昏昏;俗人察察,我独闷闷。澹兮其若海,(风翏)(漻)兮若无所土。众人皆有以,而我独顽似鄙。我独异于人,而贵食母。”     

人性判断及其法律价值——儒家伦理法与基督教教会法之比较

儒家和基督教之所以将人性评判作为建立自己思想价值体系的起点,其目的不在于判断人性本“善”还是人性本“恶”,而在于创立的学说是以弘扬人性之善还是惩处人性之恶来达到其终极目标,即“扬善”或“抑恶”。儒家伦理法与基督教教会法不仅对传统中国社会和中世纪的西方社会产生过深远而广泛的影响,而且对当今中国和西方的法律与社会依然有着不可低估的作用。     

从伦理之诚到本体之诚——李翱、周敦颐诚论与唐宋儒学之发展

唐宋时期儒学思想的演变,是探究儒学发展演变的重要进路。通过对李翱、周敦颐诚论的分析,可知唐宋儒学存在从伦理之诚上升至本体之诚的发展过程。李翱以“至诚”解释天道,使得天道内涵明确化,并赋予天道之诚以“定”“不动”“虚”等特征,致使天道之诚显现本体色彩。同时,李翱从以诚性为代表的道德之性与“诚”的道德修养工夫等方面着重对人道之诚进行阐发。周敦颐采取将人伦道德本体化为天道的方式,将伦理之诚归于天道提升为本体,又把本体之诚落实到具体的人性中,实现了天道与人道的真正贯通,并通过对“诚”作为道德规范、修养工夫及理想境界等问题的讨论,强化了本体之诚的地位。从李翱伦理之诚到周敦颐本体之诚,展现了儒学本体化的发展过程,也为汉唐注疏之学向宋代性理之学的发展指明了方向。     

《东君》“举长矢兮射天狼”新解

《九歌·东君》曰: 青云衣兮白霓裳,举长矢兮射天狼。 操余弧兮反论降,援北斗兮酌桂浆。“举长矢兮射天狼”是这几句诗中最为关键的一句,王逸注曰:“天狼,星名,以喻贪残。日为王者,王者受命,必诛贪残,故曰举长矢,射天狼,言君当诛恶也。”洪兴祖补充其说,引《晋书·天文志》“狼一星在东井南,为野将,主侵掠”,认为“射天狼”即指“日诛恶”之意。 此后历代楚辞学者对于“举长矢兮射天狼”一句的诠释,皆从王、洪二氏之说。如蒋骥曰:“天狼以喻小人。射之者,恶其因日入而见也。”袁梅也说:“古代传说,天狼星王侵掠,是恶星,弧矢星主备盗贼,是善吉之星。本句意谓:举起我长长的利箭,射那侵掠为恶的天狼。(说明日神为民除害的意志。)”     

张载心性论思想之“合性与知觉”——以朱熹和牟宗三的不同解读为引

对张载“合性与知觉”心性论思想的诸多解读中，朱熹和牟宗三的观点具有代表性。以两位对“合性与知觉，有心之名”的不同解读为引，可以反观张载心性论思想之全貌：张载以“天”“道”“性”“心”的思想脉络为基准，用“合性与知觉，有心之名”对“心”进行界定，认为“知觉”上接“性”方以成“心”。这符合其思想体系中“太虚”本体的动态一贯之路，突出了人的道德主体性，完成了“修其本以胜之”的历史使命。具有双向动态义的“合”将“性”“知觉”和“心”统一起来，既为格物穷理留有顺取之路，又为明觉经察留有逆觉体证之路，形成了宋明理学心性论思想发展内在理路的巨大张力。     

"礼器"的文化阐释

郑玄、孔颖达等训诂大师皆将《礼记·礼器》篇名及篇首“礼器”之语诠释为“礼能使人成器”。这种解释与孔子“君子不器”的哲学命题相悖 ;孔子和儒家认为人乃“天地之心” ,礼是人治国、修身之器 ,故“礼器”不得解释为“礼能使人成器” ;儒家坚信一个真正的君子不能仅有一器之用 ,而应该成为博学通才。“礼器”当为古汉语判断句式 ,意思是“礼是器具” ,可以理解为“礼是人修身之器”。     

日本文化民族主义批判--从本居宣长到今日的"靖国辩解话语"

日本文化民族主义可溯源至本居宣长。他的“真心之道”基于不辨是非、不分善恶的“主情主义”,他关于“神”的话语建立在对“理”和“善”的否定之上。这些都成为日本保守势力自我辩解、自我免罪的依据,并深深毒害日本民众,成为狭隘民族主义的精神养分,并一直延续至今日的“靖国辩解话语”。     

契嵩"心"范畴的二重性及其意义

宋初云门宗契嵩的“心”范畴具有二重性 ,一方面作为“本体之心” ,“心”具有更多的超越性 ;另一方面作为“道德之心” ,“心”又具有更多的现实性。前者主要表现为对佛教心性论的继承 ,后者则主要表现为对儒家心性论的吸纳。这种二重性服务于当时调和儒佛、佛道乃至戒定慧、禅教的需要 ,客观上表明儒学化 (世俗化 )是当时佛教发展的总的态势。     

孟子哲学是对子思子哲学的深化与发展——兼论子思子哲学及“慎独”与孔子的关系

子思子哲学是先秦儒家哲学的重要阶段。竹书《五行》以成德为主题,并在德之行的基础上子思子区分了“五行和”与“四行和”的两种道德境界,指明“为一”“慎独”是君子“为德”“为善”的工夫。孟子反省、深化和发展了《五行》思想,他所提出的人性善观念为四行成德提供了内在之“善”的本源。孟子又区分了君子和圣人的两种人格,并强调了四行为善说的重要性。在性善说和新四行说的基础上,孟子将子思子的忧思之心转变为四端之心,并以“尽心”为根本工夫。孟子对于《中庸》思想有所取舍,他放弃了慎独说和中和说,而选取了中庸说和诚身说。从宋明儒学来看,《中庸》的思想价值集中在中和说和诚身说上。从《缁衣》等篇的书写体例来看,子思子构造了一个二帝三王相承继及孔子传之的新王道说。孟子的王道论是先秦儒家王道论的高峰。此外,根据安大简《仲尼曰》,“慎独”本是孔子之学,其本义很可能同于《五行》的“慎独”观念;曾子和子思子不过传述和推阐了孔子的“慎独”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