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学为什么是人学——从比较文化的角度看儒学的特质

儒学之所以为人学除了春秋社会的特定历史原因，还有更深刻的文化动因。文章因此追溯到人类文明的门槛，从中西社会不同的文化进程中发现，与以人与自然的关系为思考对象的西方文化不同，人与人的关系成为中国文化的思考对象和起点，其典型表现是西周的礼乐文化，而礼乐文化作为孔于思想的源头和反思对象，决定了由孔子创立的儒学的人学性质。文章还从比较的视角揭示了儒学中“人”的存在特性。     

等级中的合和：西周礼制与性别制度

从大约公元前11世纪周武王率领周部族灭商定都镐京建立了周王朝，到公元前770年周平王迁都洛邑，这一段历史时期史称“西周”(又称“宗周”)。西周是中国文明史和华夏制度文明建设的滥觞时期。“周礼”，被视为华夏制度文明之圭臬，而社会性别制度是其中的重要有机组成部分。本文将考察周礼和社会性别制度的内容及其关系，追溯形成周代社会性别制度的历史文化与思想渊源，并适当兼顾考证性别制度运行中的性别关系，以期得到一幅对西周时期华夏族社会性别制度起源、构成和运作施行的比较完整的图画。由于受文章篇幅限制，不得不舍弃大量的例证引文，希望能在有关的著作弥补。在研究方法和材料方面，注重文献和考古成果的结合，特别注意引入社会性别视角和性别分析。     

信息化与文明休闲时代

全球信息化进程将把人类带入“休闲文明时代”。人们的休闲时间将超过工作时间 ,休闲经济将占GNP的 50 %以上 ,社会主导价值观将向“时间自由”转型 ,并进而使社会的时间结构从劳动时间轴心化过渡到劳动—休闲“两轮化”。     

道统维护与思想启蒙的悖结—论李贽“童心说”的双重使命及内在困境

在明末名教桎梏和市民社会的催逼下,李贽为恢复儒学的真精神和探究性命下落,借用佛教“真空”观取代传统儒学的“道器”论,将性善论的“赤子之心”置换为自然之性的“童心”,通过“童心说”在中国思想史上第一次确立了“真”的本体论地位,在心学范式下艰难维护儒学道统的同时开启了前近代的思想启蒙运动。然而,由于在农业文明时代道统维护与思想启蒙的悖结,李贽不仅因其“童心说”而成为儒学“异端”,还被由其催生的明清启蒙思潮所扬弃。     

“以国故整理科学”:《儒学五论》与国史体系重建

晚清民国时期,以西方学术重构中国文化体系成为近代新学术社会建立的必要环节.国难之际,科学学术与民族精神间的张力日趋紧张,如何在中国传统历史文化与现代学术、社会之间建立联系,成为学界的焦点.蒙文通撰述《儒学五论》,以秦汉新儒学为轴心沟通中华文明义理之学、经史之学,力图重建国史体系,阐释中国历史文化中义理、制度与事实的能动关联,回应清季以降纷纷扰攘的经史、中西文化论争,为在现代学术语境中落实与实践“明体达用”之儒家提供有效途径.     

山林与社会

社会存于人世间，也存于人世外。任何一个文明体的存在，都需要拥有一种超越性的精神世界。中国文明始终以政统和道统的双重体系而发展，而山林文化系统则是承载道统的本体构造。这个理想的世界将一种恒久的精神力和神圣性注入人的心灵之中，成为了道统的依存之所。山林文化系统形成于魏晋隋唐时期。佛道二教对于士大夫内在精神的培植，创造性地将孔子思想中的隐逸观与老庄哲学中的自然观结合起来，中国文明由此进入了一个以诗文书画为载体而传承、守持和弘扬道统的时代。山林文化系统始终与人世间、王朝政治以及天下图景保持多重和多形态的互动。关于山林与社会的讨论，意在反思现代社会中人与世界的关联方式，给出另一种文明意义上的可能路向。     

江南轴心期与中国古典美学精神的生成

中国民族在轴心期(约西周至战国前后)最重要的精神觉醒是"人兽之辨",即由于意识到人与动物的不同而把自身从它与自然的原始混沌中区分出来.江南轴心期所带来的最根本的精神觉醒则是唤醒了个体的审美意识,它使人自身从先秦以来的伦理异化中摆脱出来并努力要成为自由的存在.与轴心期一样,这同样是生命在巨大的悲剧与苦难经验中的产物.中国民族的审美精神是在江南文化背景中生产出来的,如同轴心期的诸子哲学一样,它构成了这个民族一切审美活动的"原本"与"深层结构".以后大凡真正的或较为纯粹的中国审美经验,可以说与江南轴心期的精神结构都是密切相关的.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对“四个之问”的深刻回答

习近平总书记把生态文明建设作为“国之大者”,以前所未有的力度推动生态文明建设,科学回答生态文明建设的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不断破解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难题,形成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科学回答了生态文明建设的中国之问,创造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科学回答了世界之问,构建清洁美丽的世界;科学回答了人民之问,增进人民群众生态福祉;科学回答了时代之问,走向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新时代。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在回答“四个之问”的过程中,为全球生态文明建设贡献了中国智慧、中国方案,开辟了21世纪马克思主义生态文明理论的新境界。     

论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世界意义与贡献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世界意义与贡献,首先在于它所拥有的对于广义上的生态环境保护治理理论与实践的世界性重要影响。在理论层面上,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至少体现了如下三重意义上的全球性绿色理论话语议题的重大丰富、拓展与创新：面向广大发展中国家的绿色现代化发展理论、当今时代的马克思主义生态学或“红绿”性质的社会政治变革理论、当代中国版本或风格的环境人文社会科学理论。在实践层面上,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在倡导与推动国际生态环境保护治理合作,使当今中国逐渐成为全球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参与者、贡献者和引领者的同时,也在发挥着不断扩大的世界性影响：推进以联合国平台为中枢的国际生态环境保护治理合作、促进以发展中国家为核心的全球绿色发展互惠合作、推动构建基于国际新秩序理念与目标的人类(地球)命运共同体建设。无论是对于全球环境治理的核心理念、制度与政策架构还是主体构成来说,它所彰显的是,当代中国正在同时作为发展中国家代表和现代工业文明转型探路者,在双重意义上成为一个未来可期的世界领导者。     

制度文明建设与当代中国的社会转型

制度文明是存在于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之间的第三种文明形态.它包括社会基本制度的文明,也包含一定社会形态下具体政治、经济、文化、法律体制的文明.其实质是法治文明,因而具有民主、制度权威、平等与公正、宽容与大度的内在规定性.处于社会转型时期的当代中国,制度文明建设的核心是,通过制度创新,实现由人治文明向法治文明、由政治灌输文明向政治制度文明的转变.     

张载关学与韩国南冥学研究的新进展——“关学·南冥学与东亚文明”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

“关学·南冥学与东亚文明”国际学术研讨会,从张载的易学、礼学、主体精神等角度深化了关学研究,反思了唯物、唯心研究模式;从南冥学的理学渊源、与李退溪的比较、社会思想、文学研究等角度丰富了南冥学研究;从儒学与东亚文明、儒学的现代化、新儒学的当代发展等方面,深入到了儒学研究的前沿,讨论了中国哲学的合法性问题、儒教问题、中国哲学的体用问题等。本次会议对深化中国哲学前沿问题研究、加强中外哲学交流具有重要意义。     

习近平法治思想的“中华法治文明论”试绎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深刻总结中国古代法制传统和成败得失，挖掘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精华，深入揭示中华法治文明的深厚底蕴并赋予其新的时代内涵，可称之为习近平法治思想的“中华法治文明论”。习近平总书记系统阐明了中华法治文明突出的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及其清晰制度表达；中华法治文明的直接载体是中华法系，《唐律疏议》是其精华要素的集中呈现；中华法治文明的发展方向是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法治文明，马克思主义法治理论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实践、同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相结合是必由之路。习近平法治思想的“中华法治文明论”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在法治领域的典范，是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理论基础与实践动力，为建构中国自主法学知识体系建构提供了智识来源与方法论指引。     

诗意地栖居——生态文明与全球气候变化

全球气候变化严重威胁人类的生存与发展,这一问题已成为全球共识。人类与自然的关系、气候变化与生态文明的关系成为现代人不得不面对的问题。国际社会反思危机的根源,提倡生态文明建设并采取行动。在这种大背景下,中国传统文化的“天人合一”思想重新回到人们的视野,其包涵的丰富的生态伦理文明思想成为现代生态文明的有益补充与借鉴。     

中国传统反腐败制度、文化构建与现代学习(英文)

传统上，中国就极为关注反腐败的制度设计和文化构建。在反腐败的制度设计上建立了比较严密的反腐败罪名体系，动态的预防、监督和惩戒体系，以及独具特色的监察体系和增薪养廉的配套体系。在文化构建上，宣扬“民本主义”思想，使之成为从权力源头遏制腐败的非制度性力量；推动“清廉”从政治道德向日常道德转变，使之成为传统中国反腐败的核心；重视行政的道德化，使之与传统社会教育和家庭教育的目标一致；重视清官文化和职业氛围的培育，将传统政治的理想和追求加以社会化。传统中国的反腐败经验即使在今天看来也具有重大的学习价值和借鉴意义，全球视野中的反腐败斗争不应忽视传统中国的历史经验。     

生态文明建设: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与时俱进

党的十八大首次系统地阐述了“生态文明建设”,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体布局由原来的“四位一体”提升为“五位一体”,并且强调将生态文明建设融入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各个方面和全部过程之中,这表明我们党在长期的治国理政实践中主动顺应世界文明发展趋势和时代发展潮流,又一次与时俱迸地推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发展.     

展望21世纪儒学应当正视的两个问题

儒学在20世纪走过了一个奇特的历程。20世纪无疑是又一个“儒门淡薄,收拾不住”的时代,但是,透过惨淡与坎坷,儒学却在其发展史上第一次成为一个具有世界性影响的思想流派。与世纪之初“全盘西化”派“打倒孔家店”的狂潮怒滔形成鲜明对比,伴随着世界范围内对儒学的广泛关?..     

中华早期文明的文化人类学考察--读《尚书·尧典》

《尚书·尧典》所反映的尧舜时代是中华早期文明产生的时代,处于中华文明史的开端阶段。从文化人类学视角审视,这一时期的中华早期文明具有强烈的人文精神和典型的东方特点。首先是天人同构的宇宙认知体系。这种天人同构反映了尧舜时代宇宙秩序化以及天与人的关联化的文化特点,开创了极富中华民族特点的文化传统。其次是“王者、智者、巫者”三位一体的政治结构。这种政治结构反映了唐尧王国的历史文化面貌,突出了以王权(神权的代表者)为中心的政治意识,并借此强化了王权的神圣性与合理性。再次是禅让制。唐尧虞舜是以血缘宗法关系为主体,“协和万邦”整合部落集团,进而构成国家政体。这种国家政体由于形成过程中的“早熟性”,还保留着氏族社会的某些文化传统,尧舜禹的“禅让”即是部落酋长新旧更替的习惯法在尧舜禹王国的文化遗留。可以说,与古希腊智者学派所揭示的西方古代文明相比较,《尚书·尧典》所揭示的中国早期文明内涵更具东方特点。     

丹尼列夫斯基的文明形态史观理论及其价值

19世纪中期的俄国,不但政治、经济、军事等领域落后于西方,而且各种社会矛盾激进,这种现状催生了俄国思想界对国家未来发展道路问题的哲学思考。针对西方以黑格尔为代表的进步史观丹尼列夫斯基提出了"文化—历史类型"说,他吸收了斯拉夫派的思想精髓,以文明为出发点提出了各个"文化—历史类型"在不同时空维度内的共同发展的世界历史思想,继而为俄国选择走自己独特的历史发展道路提供理论支撑。丹尼列夫斯基的"文化—历史类型"说开创了从文明角度研究历史理论的先河,其理论价值不但伴随着斯宾格勒和汤因比对文明形态史理论的丰富而日益凸显,而且在亨廷顿和森格哈斯等文明冲突论思想中也得到了进一步的体现。     

试论汉代注重养老制度建设之根源——以生产方式及思想文化为视角

汉代注重养老制度建设的根源是多方面的,其中以农耕为主体的生产方式应为其物质根基,尤其是西周及秦汉间土地制度的变迁也对养老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儒学之主流地位在汉代的形成与巩固,则为汉代注重养老制度建设之主要文化驱动力。     

文化"轴心时期"古典理想社会理论之比较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我们党现阶段的治国方略,是社会主义时期的理想社会.在文化"轴心时期"中西方的政治哲学史中,理想社会也是哲学家们所重点关注的问题.中国的先秦时期和同时期的古希腊作为中西方两大文明的起源,根据各自不同的经济政治条件,分别建构了不同类型的理想社会理论.将这些理论汇总、整理和比较后,汲取其中有益的部分,对我们今天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