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非的理欲观剖析

韩非继承和发展了黄老之学的理欲观。他以“生”与“治”为人生最大的希求 ,从而构建了以法、术、势为统治术 ,以圣无欲体道 ,众有欲循理 ,而宗归自然之道的道、法合流的理欲观体系。其中含有诸多富有启发意义的东西     

章学诚与浙东史学

章学诚承浙东史学之绪,系统提出“六经皆史”说。他强调道不离器,理不离事;反对空言,崇尚实用;并针对乾嘉考据学自矜博雅而不能汇通大义的弊端,“辩章学术,考镜源流”,成就了开通风气的学问。“六经皆史”说剥去了六经的神圣外衣,还原为史,并以史学代替经学,这在清代经学鼎盛时期是不随流俗之见。     

王船山对张载“太虚即气”本体论议题的承续与开新

王船山以张载为宗师,"希横渠之正学",其哲学思想是张载哲学思想的延续与价值开新。以"太虚即气"为议题,由张载之"太虚即气"到船山之"太虚一实",由张载之"气化"到船山"气之化也",彰显出船山哲学本体论对张载哲学本体论的承续。由船山气之化的差异性导致宇宙万物的层级性,彰显出船山对张载之超越。     

东林学派与明清之际的实学思潮

被誉为“一堂师友,冷风热血,洗涤乾坤”的东林学派于明神宗万历中期在江南崛起,它针对当时谈空说玄、虚渺迷茫学风笼罩,以“济世”、“救民”的“实念”为主旨,“不贵空谈”而“贵实用”,倡导“治国平天下”的“有用之学”,因而开晚明实学高潮之端绪,并由此把实学思潮推向明清之际的鼎盛阶段。     

张载关学奠定了明清实学的思想基础

张载关学指张载在陕西关中地区创立的理学。其理论核心是承认“气”为宇宙本体 ,万物之源 ;其学风坚持“经世致用”传统。张载关于“至虚为实” ,“太虚者 ,天之实也”以及批判佛家之“空”、道家之“无”的观点 ,奠定了明清实学思潮的思想基础。明清实学是传统儒学在宋、元、明、清时期形成的独特的理论形态 ,既是宋明理学分化的思想结晶 ,又与其相区别。明清实学 ,坚持“经世致用”传统 ,发扬实体、实学、实用学风 ,有自己的理论体系。     

苏轼的散文理论──兼谈其散文风格

苏轼的散文理论,虽未有专著,多散见于书、序跋、杂论之中,但综合观之,还是比较全面系统的。在继承前人文论遗产的基础上,往往不囿于传统之见,能从文学本体的特征、规律出发,比较客观地进行探讨而有所发展和创新,自成一家之言。一 对于文学中“道”的概念及其与“文”的关系,一直是唐、宋时期的一些古文家所讨论的重点。不管是韩愈的“文以载道”或柳宗元的“文以明道”之“道”,也不论是以穆修、石介等所推尊的“道”和欧阳修所倡导的“文以充道”之“道”,基本内容、实质,不外乎“孔孟之道”,即儒家的理论核心。王安石虽曾提出了“有补于世…     

论宋应星科学思想的特色

明末科学家宋应星在科学哲学思想方面亦有重要成就。他的贡献在于扶正了被程朱所颠倒的“理一分殊”的理气观,沿着张载、罗钦顺、王廷相的思路,把“理”还原为气化的条理和规律,主张在观察气化过程时,“穷其理”,把握“形气生化之理”,并从科学方面,对“形气生化之理”作了有益的探讨。     

《老子》“道”的哲学释义

本文以“道”的逻辑演进为序，以哲学为视角，阐释了《老子》“道”的分成系谱，提出了“道”分为“无名”的本体之道与“有名”的规律之道，并对“道”如何内化为本体和外化为规律，作了详细说明，同时对《老子》研究中的一些疑难作了必要的辨析。     

天人回环视野下理学之统的重建——论船山对理学的批判式继承

以正学的终极理想以及天人回环、交尽的整体视野为标准,在理学大传统中,船山区分了三种不同的思想进路:一为周张,二为程朱,三为陆王。在船山看来,张子保持了天人回环的架构且体系严整,所以船山以之为正学的楷模;程朱强调了理的重要性而忽视了天人之间的本原交互作用,船山以之为正理然而不能比肩于正学之规模;而陆王只强调心的地位而忽视了天作为理之本原的地位,所以船山以之为偏至而不足承继正学之大统。     

王船山政治民族主义思想萌芽发微

本文跳出"冲击一回应"模式、"传统一近代"模式、帝国主义模式这三种西方中心主义诠释模式的影响,论证了王船山民族观已实现由传统的文化民族观向近代政治民族观转化,说明了船山的民族观具有政治民族主义的思想萌芽,并强调这种政治民族主义思想萌芽体现在"可禅可继可革而不可使异类间之"的民族自决论、"彼无我侵,我无彼虞"的民族关系论、"天下交相灌输"的民族发展论三个方面,从而揭示了船山民族思想的近代意义以及与同时期欧洲近代思想的同质性,以思想历史的真实性证实中国社会走向近代社会的自我表达.     

马克思正义观的复合结构——对分析学派马克思主义正义观论争的前提批判

分析学派马克思主义者对于马克思正义观的理解,或者持“马克思反对正义说”,或者持“马克思赞成正义说”.然而这两种看似对立的观点及其论证方式,却受制于共同的前提性错误:将马克思复杂、具体的正义思想内涵抽象化为单质性的、抽象同一性的静态逻辑.事实上,马克思的正义观是一个具有以“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为理论硬核的复合结构,包括本体论承诺、历史科学评判、法权制度分析、意识形态揭露、道德标准建构、特定场城论战等等既相互关联又各有所指的层次.只有从这一复合结构出发,才能厘清马克思正义观的全貌,超越分析学派论者非此即彼的思想分歧,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公平正义观的建构奠定坚实的思想基础.     

从伦理之诚到本体之诚——李翱、周敦颐诚论与唐宋儒学之发展

唐宋时期儒学思想的演变,是探究儒学发展演变的重要进路。通过对李翱、周敦颐诚论的分析,可知唐宋儒学存在从伦理之诚上升至本体之诚的发展过程。李翱以“至诚”解释天道,使得天道内涵明确化,并赋予天道之诚以“定”“不动”“虚”等特征,致使天道之诚显现本体色彩。同时,李翱从以诚性为代表的道德之性与“诚”的道德修养工夫等方面着重对人道之诚进行阐发。周敦颐采取将人伦道德本体化为天道的方式,将伦理之诚归于天道提升为本体,又把本体之诚落实到具体的人性中,实现了天道与人道的真正贯通,并通过对“诚”作为道德规范、修养工夫及理想境界等问题的讨论,强化了本体之诚的地位。从李翱伦理之诚到周敦颐本体之诚,展现了儒学本体化的发展过程,也为汉唐注疏之学向宋代性理之学的发展指明了方向。     

试析荻生徂徕道论

荻生祖徕(1666～1728)是日本德川时代中期的哲学思想家,古学派之萱园学派(又称古文辞学派)的创始人。徂徕不满于后世儒者(中国和日本)对“道”的解释,主张通过“古文辞”方法来探究“道”之意蕴,以期对“道”作出经典的、切合先王本意的阐释,达到恢复儒学本来面貌的目的。在徂徕看来,“道”就是“先王之道”,“先王”指中国古代的尧、舜、禹、汤、文、武、周公七位圣人。因此,“先王之道”     

情系何处──中国古代文人情诗的文化剖视

相对于西方情诗那种比较鲜明的形上色彩、精神意味和浪漫情调，中国古代文人情诗则更多地具有感性的、人间的、近昵的、亦情亦欲、灵肉合一的审美品格，从而构成了独持的艺术风貌。造成这种风貌的原因乃是一种特定的文化语境，即表现于性观念、婚姻方式等方面一种并非禁欲的文化，不把人的性爱欲求视为原罪的天人合一的文化，讲究世俗安乐、身心调适的“乐感文化”，以及“道器不离”，即本体与存在、感性与理性等中和如一的中国文化基本范式。     

契嵩"心"范畴的二重性及其意义

宋初云门宗契嵩的“心”范畴具有二重性 ,一方面作为“本体之心” ,“心”具有更多的超越性 ;另一方面作为“道德之心” ,“心”又具有更多的现实性。前者主要表现为对佛教心性论的继承 ,后者则主要表现为对儒家心性论的吸纳。这种二重性服务于当时调和儒佛、佛道乃至戒定慧、禅教的需要 ,客观上表明儒学化 (世俗化 )是当时佛教发展的总的态势。     

“以警当世之道”——试述明清作家对“发愤抒情说”的继承与发展

清人潘德舆在论述《水浒传》一书之“愤”时,认为其作者是在“大声疾呼前代之乱,以警当时之道也”。这话,很有代表性。明清作家继承并发展了那个萌芽于先秦、成熟于汉代的“发愤抒情说”。他们在论述小说的社会功能时,不论是“大声疾呼前代之乱”,还是本朝之乱,都是为了“以警当世之道”,即为当代的人们敲起警钟,提出警告,以便找出改善的办法。“以警当世之道”,正是明清作家所以要继承并发展“发愤抒情说”的共同用心。     

汉代《老子》政治观的黄老色彩（二）——以《老子河上公注》为中心

和《老子指归》一样,《老子河上公注》也是现存汉代最重要和对后代影响最大的老子注本之一。从老学史的角度看,《老子河上公注》无论是宇宙观还是养生观和政治观,都反映了鲜明的汉代黄老思想的特点,体现了老学发展的时代特征。具体到政治观上,则主要体现在作品以君主为说教对象,提出明理身理国之道以及因循无为的主张等方面。     

邓小平的实践观

辩证唯物主义认为,“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但是,由于多种因素,人们往往忽视实践在社会生活、社会发展中的决定性作用而走向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这就使得坚持科学的实践观在社会的进步和发展中更加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邓小平同志对此体会很深,因而对马克思主义实践观的继承和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邓小平实践观的特色 在中国革命和建设数十年的艰难历程中,科学的实践观一直是中国人民走向胜利的指南,它是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的产物,这在毛泽东同志和     

确立天本体——孔子·孟子·程颐·朱熹

<正> “理学”前锋程颐(伊川),“心学”殿军刘宗周曾简赅地点出宋明“理学”和“心学”的根本矛盾。程颐说:“圣人本天,释氏本心”①;刘宗周说:“释氏之学本心,吾儒之学亦本心”②。“本天”还是“本心”,亦即认取客观外在的“天”为最高道德形上本体,还是认取主观内在的“心”为最高道德形上本体,构成了程朱理学和陆王心学截然相反的道德本体论。这一矛盾的形成源远流长,与儒的内圣之学共始终。本文拟探讨:从孔孟到程朱,怎样最后确立了一个客观形上的道德天本体。     

辽代儒士传统品格探讨——兼论道统与政统的斗争

儒家知识分子即儒士之群体不断给历史面貌以重大影响。在其留下的精神财富中,除大量的文学、艺术、哲学、史学和科技等“产品“外,还有理想、信仰、抱负及为此而努力奋斗的精神,从而显示他们的传统之品德、人格。本文拟以辽代儒士群体为例,试图探讨该课题。这既是辽史、契丹史、文化史、思想史的重要部分,又是伦理学中不应回避的内容。一、弘道是儒士的基本责任孔子提出:“士志于道”。道是我国古代哲学的重要范畴,涵义宽深。一些学术流派作过多种诠释,本文是按宋代理学家陈淳的主张:“道,犹路也”,“日用间人伦,事物所当行之理,众人所共由底,方谓之道。”也可以说成儒家的人生观、世界观、政治主张和思想体系等。继孔子之后,该学派许多著名人物常论及士与道的关系。孟子的说法较形象:“天下有道,以道殉身;天下无道,以身殉道。”这个宗旨,具有极为重要的指导作用,特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