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变动与“小人”政治文化——以“小人”与嘉靖朝的祀典改制为中心

随着嘉靖朝大礼议的演进,在嘉靖朝的政治文化中,君子小人之辩贯穿始终,这是明朝其他时期较为少见的现象。嘉靖朝祀典改制的不断演进,不光是支持世宗的张璁、桂萼等议礼派推动的,在整个议礼活动中诸多小人的奔竞与投机,不断激起世宗祀典改制的欲望,进而影响了嘉靖初政的实施。嘉靖朝祀典改制中的小人众生相所体现的政治文化,促成了世宗皇权意识的提升、形成献媚奔竞的仕风、混淆了对那些支持世宗议礼者的评价。小人之干进是考察嘉靖朝大礼议及相关祀典改制的一个新视角,也是进一步研究嘉靖朝中前期政治变动的一个立足点。     

论“大礼仪”并非权力之争

嘉靖初期“大礼议”是重大的政治事件，学界大都认为其实质是以杨廷和为首的内阁（或者官僚集团）与嘉靖皇帝之间的权力斗争，笔者不敢苟同，窃以为“大礼议”是以皇帝为首的议礼派与以内阁为首的反对派之间意识形态的分歧与争论，不能把“大礼议”上升到内阁（或者官僚集团）与皇帝权力之争的层面来看待。     

论“大礼议”并非权力之争

嘉靖初期"大礼议"是重大的政治事件,学界大都认为其实质是以杨廷和为首的内阁(或者官僚集团)与嘉靖皇帝之间的权力斗争,笔者不敢苟同,窃以为"大礼议"是以皇帝为首的议礼派与以内阁为首的反对派之间意识形态的分歧与争论,不能把"大礼议"上升到内阁(或者官僚集团)与皇帝权力之争的层面来看待。     

方献夫与“大礼议”之争

在明嘉靖朝的“大礼议”之争中,世宗与廷臣势成水火.方献夫不顾位卑职微,两次上疏,提倡“圣人制礼本缘人情”,力倡世宗应“继统不继嗣”.其后,方献夫与张璁、桂萼、霍韬等人因议礼骤贵,共同编纂《明伦大典》,定议礼诸臣之罪,全面奠定世宗一方在“大礼议”中的胜利.方献夫在“大礼议”中所起的作用虽不及张璁、桂萼,然其发挥的影响亦不容忽视.     

明孝宗美政与“大礼议”之关系述论

由于明孝宗是明代中期美政颇多的一位难得贤君,且距明世宗称帝之际为时不远,所以群臣在嘉靖初年"大礼议"时的一边倒多是出于真心实意地思念孝宗美政之情。张璁等人议礼时对反对者极为愤恨,对反对世宗者加以"元恶"、"奸党"、"宁忤天子不敢忤权臣"等丑诋之词,但这绝非杨廷和等大臣对张璁等异议者有所打压所能彻底造成的。"大礼议"毫无疑问既是明朝统治集团内部的一场礼仪之争,也是一场权力之争,但也确实有这两种解释所不能涵盖的内容。     

试论明代孔庙祀典的升降

在 儒家 政治 背景 下 ，孔 庙祀 典作 为 学术 与 道统 的象 征，它 操纵 于国 家，充 当了 润饰 政治 和 教化 臣 民的 精神工 具 。明 代孔 庙 祀典 承继 了 历史 的积 淀 ，洪武 以 后孔 庙 祀典 不断 上升 ，目 的 是借 孔 子之 道厉 行“教化 ”。嘉 靖九年 ，明世 宗缘 于 大 礼议 之际 士 儒以 道 统”对 抗君 权 ，屡 次 反对 礼制 改革 ，故而 世 宗通 过降 杀 孔庙 祀典 ，打 “ ” “击士 气 ，显现 君 权。     

汉译佛典之“论议经”及其影响

作为汉译佛典十二部经之一的“论议经”，其文体性质具有双重性：一日动态性，既用于实际的论辩活动，又结合于具体的伎艺表演；二曰静态性，即形成了内容各异的经典文本。“论议经”东传中土之后，其影响之主要表现有三：一者深化了世人对“论”体的认识，二者促进了三教“论议”程式的定型，三者加速了论议伎艺化的进程。     

历史唯物主义“思想”与“现实”关系的解释学分析

“思想”与“现实”的关系问题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主题.从解释学视角上看,思想与现实关系是解释对象与解释根据的关系.“思想”实质上是具有双重意义结构的“象征符号”,而作为“具体整体”的“现实”则是思想深层意义的根源.马克思对两者关系的分析实质上是以“现实”为根据对“思想”的解释,即通过分析思想植根其中的现实对立关系而对思想深层意义的揭示.相比于正统马克思主义和知识社会学,解释学的分析能更准确系统地把握历史唯物主义思想与现实关系的实质.     

魏晋时期的“古典”封禅之议与天下分合

秦汉帝王功成封禅泰山,成为王朝正统、天下一统与盛世太平的标志,为后世帝王封禅创建了可资遵循的“古典”模式。魏明帝朝“遵古封禅”之议,时在天下三分;孙皓采纳群臣封禅之议,遣使“封禅国山”,时在吴晋对峙;晋武帝朝“古典封禅东岳”之议,时在天下一统。“天下未一”则拒绝封禅,正是大一统思想在分裂割据时代的独特作用方式。魏晋时期的“古典”封禅之议,体现了君臣对“功成封禅”“封禅以告太平”的古典模式的认知与理解,彰显了“古典”封禅所承载的大一统思想对魏晋君臣的影响与塑造,其实质是对秦汉大一统思想的认同与继承。在天下分合的三国西晋历史进程中,大一统思想通过魏晋君臣“古典”封禅的政治言行得以维系、传承与强化,从而对该时期由“分裂”走向“统一”的历史进程产生了深远影响。     

论明初曹端的理学及其历史意义

曹端(1376—1434),号月川,河南渑池人,学宗程朱,称明初大儒.他在理学中,排开技节的议沦,直接就理学中心的理气问题,著《戾说》篇,提出理气一体之说,与朱熹“商订”.曹端比说一开,即有“闻先生(曹端)之风而起者“薛瑄,和以曹端之说而发异议者罗钦顺,王廷相等等,他们或者把朱学推向“悃愊无华”的境地,或者把朱学理本气末,推阐为气本理末,颠倒了朱学.因曹端之说而产生的这些影响当中,即可看到新的思想,在原来理学的土壤中是如何孳生的?又可看到朱学(即程朱理学),至明代是如何被弄得“支离破碎”,以至王学得以乘间而起的?可以说,曹端在理学中提出理气一体之个新的论题,在后期的理学中是别开生面的.但曹端这一重要思想,过去却几无触及.本文即以曹端的理学及其影响两个方面,试为论述.     

王夫之对张载“礼之本”论的承继与新释

张载和王夫之皆基于时代需要,在其“礼之本”论中内嵌天人合一结构。王夫之在承继张载思想的基础上,提出礼之所以具有自运而运天下的特性,就在于道为礼之本。二者所言之道皆分天道和人道。就天道而言,张载释《礼记》中“礼必本于大一”为太虚即礼之大一,王夫之释礼之大一为理无不涵、富有万殊而极乎纯者。就人道而言,二者皆由天与性的关系,主张礼本于天与礼出于人心是相贯通的,但张载言性是合两结构,以礼可持天地之性,王夫之则言一本然之性,礼通天道之理以治人情。     

七月派“人本思想”与世界文学因素

七月派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一朵奇葩.由于长期被划为左翼文学之“异者”,其独特价值迄今被淡而化之.七月派作家群体是左翼文学的一支,但在左翼文学独尊文坛的时候又扮演了一个独特的角色.七月派文学的核心价值是“人本思想”,其精神资源与19世纪西方文学密切相关.七月派赋予了中国左翼文学一个开放性视野和超越的品格.研究七月派文学不仅需要现当代的文学视域,更需要世界文学的视域.     

商鞅“更礼”论

商鞅是以提倡“尊君重法”而名显一时的法家代表人物,但并非不重视礼,只是其对礼的看法和使用与儒、道、墨诸学派大异其趣。面对战国时代“礼崩乐坏”的现实,他明智地提出“更礼”的主张。商鞅之“更礼”基于他的历史观和人性论。其“变法”与“更礼”并行,而“更礼”则以“礼者,所以便事也”为指导原则,从而弱化了礼的道德意义,将礼变为功利之礼、实用之礼,对秦国及后世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诠释学视域中的“以意逆志”

“以意逆志”的解释方式,强调以“己意”来意度、推想和体味作品的意旨,是对解释的主体意识的高扬——它强调了接受者和阐释者在理解和解释活动中主体意识的介入和参与,肯定了接受者和阐释者参与作品意义重构的权力;它把解释活动看成是释义者之“意”与释义对象之“志”通过“逆”的方式相互交融而形成新的意义的过程,这是中国古代朴素、经典的解释学思想。     

礼之于性——以《荀子礼学研究》立论

荀子的礼学思想是荀学的核心,而荀子的礼学体系则是在礼性关系的基石上构架起来的。从“礼性之关系”、“礼性相分对立之根源”和“礼用之于性”三方面,探究了礼性关系。在荀子那里,礼性关系之所以呈现这种状貌,从思想根源上考究,无疑与荀子主张性恶论直接相关。值得一提的是,以礼学为核心的荀学是一个完整的体系,它本身不存在自相矛盾问题。     

嘉靖“议复河套”述略

明代中叶,南倭北虏,为祸孔棘。尤其是自明正统以来,北元蒙古部落入据河套,不时寇掠诸边,成为危害明朝政权的心腹之患。嘉靖二十五年(1546),总督陕西三边军务曾铣条上复套之议,内阁首辅夏言襄赞其事,给予了全力支持,后因种种原因而归于失败。虽然议复河套功亏一篑,赞决其事者又罹杀身之祸,但此一重大事件对明朝的政治、军事等方面都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中国传统道德价值的衍变与晚清“义理经济”思想的产生

义利之辩构成了中国传统哲学探讨价值观问题的基本线索,在“义”与“利”的博弈中产生了各家互不相同的义利观.汉武帝对儒家正统地位的确立使儒家义利观独具一尊,“重义轻利”成为中国传统道德体系的核心.晚清时期,中国社会遭逢重大变局,社会历史条件的转换必然带来价值观念的变化,传统重义轻利的道德追求已不再符合当时的社会现实,一些较为开明的知识分子不再囿于传统义利观中“义大于利”或“利重于义”的空疏论辩,主张把义理之学与经世致用结合起来,从而形成了“义理经济”合一的思想主张.     

论晚近美学论争中的“身体空场”

晚近以来,“实践美学”及其所衍生的“实践存在论美学”、“新实践论美学”与“后实践美学”发生了一场“跨世纪的论辩”.在论争中,因双方或多方相互遮蔽而出现了“身体空场”,致使中西美学对话的平台出现错位,同时在一定程度上丧失了有效利用具有身心互渗特质的中国传统美学思想资源的契机.当前的美学论争与中国当代美学建设应尽早填补“身体空场”,返回“身体思维”,以化解主客体、身心对立及感性与理性对立等理论吊诡.     

“物”的多重面相

在中国古代思想里,“物”从来不是僵死的客体或者枯燥的抽象者,而是内部包蕴着动能与元气的有机体.古代经典文本里的“物”,始终闪烁着自内而外显形的独特光辉和多重面相.借助词源考察和文本分析的方法,将使人们更深地理解“物化”、“成物”、“序物”、“格物”、“与物同体”等思想的内在相关性,并将这些看似独立乃至对立之“物”的面相凝结为一个整体.这对思考“物”之现代意蕴也是颇有裨益的.     

“同异”、“坚白”之争新解读

冯友兰先生认为 ,名家内部存在着以惠施为代表的“合同异”派、以公孙龙为代表的“离坚白”派。学术界普遍接受这一观点。本文则对此提出质疑 :1.与“合同异”对立的观点是“别同异” ,与“离坚白”对立的观点是“盈坚白” ,所谓“合同异”与“离坚白”的对立提法不妥 ;2 .惠施虽持“别同异”观点而与“合同异”的庄子展开过辩论 ,但是也受到庄子的影响 ,提出“天与地卑 ,山与渊平”等“合同异”命题。公孙龙持“离坚白”观点而与后期墨家的“盈坚白”对立 ,在“同异”问题上则既讲“别同异”也讲“合同异”。因此 ,名家内部不存在各以惠施、公孙龙为代表的“合”、“离”两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