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楚辞》浪漫主义的两种风格及其影响

《楚辞》的浪漫主义,以《离骚》为代表,突出地表现了“奇美的想象”;以《招魂》为代表,突出地表现了“险怪的想象”。“奇美的想象”和“险怪的想象”是《楚辞》浪漫主义的两种迥然不同的艺术风格,因此有必要把这两种不同风格加以考察,找出它们在文学史上的演化轨迹,以便更好地评价楚辞的贡献和影响。一在《楚辞》中,奇美的想象首先创造了屈原美的人格。屈原希望在楚国实现他的“美政”理想,最终使楚国统一中国。为此,他在服饰、行为、生活、环境、精神世界等各个方面都突出“奇美”二字,以培养自己实现“美政”所必须具备的“内美”、“修能”。比如:     

楚辞的美学价值四题

楚辞本身并不是美学著作,但却是研究中国美学不应忽视的角度。骚人遗韵,开辟了中国人审美生活的新境界。说到楚辞的精神气质“,自怜”二字最可当之。楚辞的“自怜”,一是自怒,二是自爱,三是自慰,三者一体相联。楚辞的格调是忧郁的,楚辞具有浓厚的感伤色彩。楚辞的“自怜”还深藏着一种超越情怀,在超越的境界中延伸生命、寄托理想。从哲学和艺术观念上看,楚辞对后代的重大启发之一,是关于时间的咏叹。此称为“物哀”意识。楚辞触动着中国艺术琴弦的最隐微之处,中国艺术的唯美传统、超越情怀、感伤的气质以及对生命意义的追问、存在价值的追寻等,这些艺术世界的核心内涵,都与楚辞有密切的关系。     

《诗经》《楚辞》比较研究的空前力作——评《风骚比较新论》

《诗经》是我国现存最早的一部诗集，是现实主义文学的源头，堪称北方黄河流域地区中原文化的杰出代表；《楚辞》是我国第一部以屈原为代表而创作的新诗集，是浪漫主义文学的远祖，堪称南方长江流域地区楚文化的卓异楷模。它们以其优良的“风骚”传统，在几千年来的中国文学史上一直起着无可替代的光辉典范作用。然而，对于中国文学这两大源头之间的关系问题，学界历来众说绘纭，莫衷一是。一种认为，以屈原为代表的《楚辞》，既有南楚本土固有文化的哺育，又有以《诗经》为代表的北方中原文化的沾溉，《诗经》影响《楚辞》毋庸置疑；另一种则认为，《楚辞》与《诗经》是“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的各自独立的两大文化版块，是泾渭分明的两大文学源头。     

《风骚比较新论》评介

《诗经》是我国现存最早的一部诗集,是现实主义文学的源头,堪称北方黄河流域中原文化的杰出代表;《楚辞》是我国第一部以屈原为代表而创作的新诗集,是浪漫主义文学的远祖,堪称南方长江流域楚文化的卓异楷模。它们以其优良的“风骚”传统,在几千年来的中国文学史上一直起着无可替代的光辉典范作用。然而,对于中国文学这两大源头之间的关系问题,学界历来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一种认为,以屈原为代表的《楚辞》,既有南楚本土固有文化的哺育,又有以《诗经》为代表的北方中原文化的沾溉,《诗经》影响《楚辞》,在在俱见,毋庸置疑;另一种则认为,《楚…     

从《九歌》之草木试论香草与巫术

一、前言“香草美人”,是《楚辞》的主要素材;香草之缤纷,美人之求索,营造了《楚辞》瑰丽的辞采,与回肠荡气之浪漫氛围,南方文学能与《诗经》相抗的代表风格也由此树立。然而令人奇怪的是,这种创作取材与表现手法在屈、宋之前并未尝见,几可说是凭空崛起,而在屈、宋之后,汉赋虽沿袭了《楚辞》铺陈华藻的外衣,却不再喜用“香草美人”,这对研读《楚辞》的人来说,实在是个值得探究的问题,也是文学史上一个令人大感兴味的疑点。如果我们推断“香草美人”之用,乃由于屈子性情特异,好修尚洁,故为文取譬独特,风格迥异他人;或搬出…     

中国文学史的建构：基于经典名著的讨论

“文学”一词是一个由西方引进的概念,用之描述中国古代文学的实际有诸多不适,主要表现为：中国古代诗学的主体精神是“诗言志”而非单纯的文学意义上的以情为胜;中国古代诗学的形式特征是“以体论文”而非“文学”一词的综揽众体;中国传统经、史、子、集四部分类与文学学科的研究对象之间既有交叉又有乖离。改革开放以来,许多学人对此进行了检讨和深刻的反思并积极进行文学史新格局的建构,文学史新格局的建构应首先注重“文学”概念的辨析：其次重视文学文本经学背景的交代以及子、史身份与文本文学性关系的强调;再者适当维护集部作品文学性的独立身份。     

《离骚》“求女”辨

屈原《离骚》有一段求宓妃、佚女、二姚的浪漫主义描述。对此“三求”,历来注家解释不一。王逸以为往求“天下贤人”,“与俱事君也”(见《楚辞章句》);赵南星以为是“托为远游,求女圣帝之妃以配怀王”(见《离骚经订注》);贺宽以为“女以比郑袖”,“求女”即欲走郑袖之路,“转以达于其君”(见《坎骚》);朱熹、蒋骥则以为是“求贤君之意”(分见《楚辞集注》、《山带阁注楚辞》)。诸说纷纭如此,实有一辨之必要。怀王无贤内助,《离骚》“求女圣帝之妃以配怀王”,此说貌似有理,其实不然。屈原     

《诗经》《楚辞》比较研究的新探索——评《风骚比较新论》

《诗经》是我国现存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是现实主义文学的源头,堪称周代北方黄河流域中原文化的杰出代表;《楚辞》是一部收录战国及两汉楚辞体新诗的诗歌专集,是浪漫主义文学的滥觞,以屈原的作品而论,堪称战国时期南方长江流域楚文化的卓异楷模。它们以其优良的“风骚”传统,在几千年来的中国文学史上一直起着无可替代的光辉典范作用。然而,对于中国文学这两大源头之间的关系问题,学界历来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一种观点认为,以屈原为代表的《楚辞》,既有南楚本土固有文化的哺育,又有以《诗经》为代表的的北方中原文化的沾溉,《诗经》影响《楚…     

文学史的名与实:林传甲《中国文学史》考论

长久以来,林传甲的《中国文学史》被视为“第一本中国文学史”,近时学者又以为这本文学史是依照《京师大学堂章程》的规限写成的“标准教科书”,其内容主要参考日本川种郎《中国文学史》而有所不及。这些观点虽然各有根据,但也存在不少误会和错判。在重新考察林传甲之作的撰写背景和相关资料后,笔者发现这本“中国文学史”的文学史意识并不强,与日本的《中国文学史》关系亦不深;因为此一著述原是京师大学堂优等师范科的“国文讲义”,其用意和宗旨与现今的文学史著述并不相同。     

“九叶派”研究新探

“九叶派”是中国现代诗坛与“七月派”齐名的一个社团流派。她的命名故然来源于《九叶集》的出版 ,但正是这一简单的命名追加使其备受争议。对此笔者稍做处理 ,以廓清研究之滞。一所谓“赞同者”指的是认同“九叶派”这一称谓的研究者。它有两种表现形式 :一种沿袭《九叶集》的规定 ,“九”成为讨论的全部对象 ,如前文提到的骆寒超 ;众多中国现代文学史教材尤其如此。另一种是对“九叶”的基本内涵 ,比如成员和活动时限 ,做出有限扩大。“九叶”中人 ,唐、辛笛等赞同成员扩大。唐沂大概是“九叶”情结最为深重的 ,他认为 :“九叶”之“九…     

论楚辞对汉诗的影响

汉诗大抵包括楚歌、乐府、文人五言诗。楚歌在艺术形式上与楚辞实无区别;乐府中的部分作品变化楚辞而创为三言体;文人五言诗“风神或近楚《骚》”。艺术情调上,楚歌本身就具有哀怨悲凉的情调,而屈、宋又把这种悲凉之音加之以更为深沉的内涵,形成“以悲为美”的审美倾向;汉代下层文人的人生悲剧命运,促使他们在创作中自觉认同楚辞的创作倾向。从而使这种情调在汉代的楚歌、乐府与文人五言诗中再度复现。     

从郭茂倩《乐府诗集》初探汉唐乐府与楚辞的关系

楚辞《九歌》本是源于沅湘之间的民间歌谣,民间歌谣与祭神祀曲的歌乐特质,影响及于汉唐乐府。郭茂倩《乐府诗集》编集了从陶唐到五代乐府诗一百卷,共分十二类,其中保留楚声、楚调的有《郊庙歌辞》、《鼓吹曲辞》、《相和歌辞》、《清商曲辞》、《舞曲歌辞》、《琴曲歌辞》、《杂曲歌辞》、《杂歌谣辞》、《近代曲辞》、《新乐府辞》十类。考察这十类乐府诗的形式、曲调、篇名、题材可以发现,汉唐五代乐府诗与楚辞楚声存在密切的关联,楚辞楚声是汉唐五代乐府诗的重要资源,汉唐五代乐府诗是对楚辞楚声的接受与转化。     

论楚辞的文体感

作为一种具有强烈地方色彩的诗体，楚辞有着明显的文体感。楚辞的文体感，初备于《九歌》，确立于《离骚》，而为《九章》、《九辩》、《远游》所巩固。缠绵绯恻哀怨感伤的情感基调，回旋往复、一唱三叹的行文方式，芳草美人、求神问卜的巫文化事象，主人公超凡脱俗、光明峻洁的人格，是楚辞文体感的基本特色。     

《楚辞》忧患意识原论——兼与《诗经》忧患意识比较

《诗经》、《楚辞》是两部充满忧患意识的早期诗集。以屈原为代表的《楚辞》承继《诗经》精神，尤其深受《诗经》大、小《雅》贵族士人忧国忧民思想之影响，其忧患意识约有八端：自修之忧恐，不遇之忧思，育才之忧患，颓风之忧叹，遭诬之忧愤，疏放之忧怨，民瘼之忧伤，国难之忧戚，而其忧患之焦点则在于“忧国忧民”。《诗经》与《楚辞》忧患意识的本质相似，而其内涵与形态则有差异。《诗经》表现为：人称多样，无主名，集体性，句短情促，多用复句与赋比兴手法，个人、家庭、社会忧患层面丰富，多呈平民化色彩；《楚辞》表现为：诗人直抒胸臆，有主名，独立性，句长情婉，多用香草美人比兴象征手法，集中抒发忧国忧民情怀，属贵族阶层身份。《诗经》、《楚辞》共同奠树了我国文学忧患意识的里程碑，对后世影响甚大。在21世纪，我们应当继承忧患意识优良传统，为治理环境污染、保护自然生态、维护世界和平等伟大事业作出新贡献。     

王逸、洪兴祖的方言训释比较及其影响

根据王逸《楚辞章句》和洪兴祖《楚辞补注》中的方言材料,归纳和分析两家《楚辞》注本方言训释的对象、地域及各自的训释特点,比较其异同,可以发现王、洪二人的方言训释对后世《楚辞》注本如朱熹《楚辞集注》和戴震《屈原赋注》都有深远的影响。     

论楚辞不学《诗经》

历来治《骚》者都认为楚辞学习《诗经》,这一看法并不符合历史事实。20世纪考古成果已对北方文化中心论提出挑战,事实上楚文化早在春秋中叶就形成了自己的风格特色;屈原创作《离骚》并不是讽谏楚王,因此不能用《诗经》的美刺讽谏理论解说《离骚》;《离骚》列举了一些北方历史文化中的圣君贤臣,这是楚人以天下主人自居的博大气魄的体现;《离骚》的比兴来源于南楚巫文化艺术和战国士文化,“《离骚》之文,依《诗》取兴”说不能成立;最重要的是,楚辞与《诗经》分别出于两种不同的文化母体,楚辞不是《诗经》的继承,《诗》、《骚》两者是平行的关系。     

楚辞辩体

“文体”有两种含义：一种含义指体裁，即文章的外在形式；另一个含义是文章的风格，包括影响文章外在表现形式的各种因素以及对风格产生制约和影响的其他一些社会文化因素，如家族、种族、国家、方言、各个历史阶段所形成的文学风尚等等。在汉代楚辞体之“体”是指风格，不是指体裁。汉代以后历代文人的拟骚之作仅仅继承了屈原取向悲情的文学传统，徒具骚体形式，而没有了楚地鲜明的地域特色。从这个角度来说，当楚文化如盐化水一般消融在渐渐成熟的汉文化之后，作为一种文体的楚辞悄然发生了演变。     

关于《诸子汇函》所收《楚辞》作品的评点问题

本文对《诸子汇函》所收《楚辞》作品的评点形式、评点内容以及其与其他《楚辞》评点本的关系等问题进行了详细的考察和探讨。在此基础上,笔者以为,该本抄袭、伪托之迹,暴露了其成于书贾之手的性质。但尽管如此,它还是有着一定的参考价值。     

从楚辞神话看楚文化气质与民族精神

楚辞尤其是屈原和宋玉的作品大量运用古老的神话传说，不仅体现了楚辞的创作特色，同时也折射出楚民族的文化气质与民族精神，具体说来，主要表现于以下三个方面，即：民族文化个性与理性兼融的精神气质、人神合一的文化特色、念祖爱国的民族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