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记人散文漫说——鲁迅散文创作概观之二

拙作《鲁迅记事散文漫说》认为,鲁迅散文除《朝花夕拾》十篇外,还应包括鲁迅杂文集中一般认为是散文的十二篇。这二十二篇散文中偏于记事的十一篇,已在前文论及,这里考察余下的十一篇。②从作者与所记人物的关系看,除《阿金》记自己所不相识的人和《无常》、《女吊))记自已儿时喜爱的戏曲形象外,其余八篇都是记与自己有交往的人物,分别考察如下。     

《琵琶行》赏析

白居易的诗近三千首。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把他众多的篇什,分编为“讽谕诗”、“闲适诗”、“感伤诗”、“杂律诗”四类。以《新乐府》和《秦中吟》为代表的“讽谕诗”,大多是在他作谏官时写的。在思想性和艺术性上,都达到了很高的成就。这些诗,或同情劳动人民,或揭露统治阶级,笔锋犀利,尖锐泼辣,往往一针见血,莫不鲜明地表达出诗人的政治态度,是白居易诗歌中的精英。七言歌行体《琵琶行》和另一首著名叙事长诗《长恨歌》被编在《感伤》一类中,也都是白居易很具     

从乐制变迁看楚汉辞赋的造作——对“赋者古诗之流”的另一种解读

汉武帝时立乐府之制与献赋之风有着内在的联系,乐制思想的象德缀淫与辞赋创作的欲讽反劝也是一致的。从历史上看,孔子倡导“思无邪”、反对“郑声淫”,是对乐制和诗教的要求,而从殷商的《桑林乐》到战国楚人的《好色赋》,正显示了继“郑声”而归“雅正”的思想演变。汉代乐府的内廷娱乐性质与象德缀淫思想的矛盾,辞赋创作欲讽反劝的矛盾,均在乐制的变迁中得以展示。     

论《史记》的人文精神

文学是人学 ,史学也是人学 ,作为文学和史学婚媾的宁馨儿 ,《史记》体现了深沉的人文精神。这种人文精神有深厚的历史文化渊源。从体裁上看 ,《史记》创立了以“人”为中心的纪传体形式 ,司马迁不但把传主作为历史的人来看 ,还把他作为人性的人来看待。《史记》记录了最广泛的社会人物 ;并对所写人物的“为人”表现出特别的关注 ;还从社会结构的角度整体地反映各阶层人群的历史活动。从内容上看 ,《史记》把神话素材进行了历史化处理 ,体现了远神重人的理性取向 ;并通过对人与天、人与社会、人与自身等一系列关系的考察 ,展示了重人事的思想 ;重才智 ,尊文明也是其人文精神的重要表现     

从《诗经》中政治讽谕诗看周代士人的忧患意识

《诗经》中的政治讽谕诗主要收录在《大雅》和《小雅》中，按照《毛诗序》的说法共有53首。这些诗歌主要产生在西周末年厉王、幽王时期，作者主要是当时的士人，包括“卿士”、“上士”、“中士”、“下士”。这些作者虽然爵位级别不同，与周王室的关系有远近之别，但因为他们绝大多数身为王臣，或多或少都与王室王事发生关系，有知识，有才华，头脑比较清醒，思想比较敏感，政治见识较之常人更深远，容易发现国家政治和社会生活中潜在的矛盾和危机，所以他们创作的这些作品，也就表现出特别强烈的忧患意识。《诗经》中政治讽谕诗所表现出的周代士人的忧患意识，虽有个人的忧生之嗟，但更多的则是对国计民生的忧虑，不仅比较集中地体现了作者身处乱世的危机感，而且也表现出作者对国家命运和民生疾苦的关切而升华的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具有忧国忧民、力求突破现实和历史的局限，积极进取的思想品格和精神，它不仅对后世士人产生了重大的影响，而且也成为了我们中华民族优秀的民族文化传统和宝贵的精神财富。     

一个杂文家的思想历程——读《田仲济杂文集》

在文坛上,田仲济教授是以现代文学史专家、文学评论家著称当代。大概由于长期供职教育界的缘故,对他的杂文创作的成就有所掩盖。尽管从四十年代初期以来先后有四个杂文专集出版,但学术界一直未予充分注意。最近山东文艺出版社出版了《田仲济杂文集》,这是一本包容作者杂文全貌的合集,是改革开放以来继唐弢杂文集、夏衍杂文随笔集、徐懋庸杂文集、秦似杂文集、柯灵杂文集等出版之后,又一位出杂文合集的作家。这本近50万言的杂文集是田仲济先生近70年来杂文创作的结晶。这样一本著作,奉献给社会的是一份什么财富呢?就其特质而言,其重要价值在于作者以敏锐的史识为     

《边城》语言艺术成因探析

沈从文的《边城》,在语言艺术上取得了非常高的成就。从“四个题记”出发,结合作者思想、性格以及社会环境等因素对《边城》语言艺术加以蠡测,便会发现,其成因显然与作者所谓的“人事”、“恰当”与“文字”有着密切的关系。     

怀念可爱的“傻小子”——郭靖——金庸小说人物评析之二

郭靖是《射雕英雄传》里的主人公 ,他虽然“痴”、“愚”、“笨” ,是个“傻小子” ,但是他宅心仁厚、真诚、勇敢 ,而且富有伟大的同情心。本文除了作以上的分析外 ,还就郭靖从“傻小子”成长为“为国为民”的“侠之大者”的外在影响和精神内省做了剖析     

《长恨歌》“劝讽说”的实质及与讽谕各说的比较

劝讽主题说论证了《长恨歌》描写李、杨真情对于表现政治主题的重要甚至关键作用。如果不大力渲染李、杨真情 ,《长恨歌》表达政治主题的力度将极其有限或难以实现。这一进展是劝讽说与讽谕各说的根本区别 ,其意义在于突破了《长恨歌》主题研究最大两说爱情说与讽谕说的尖锐对立 ,确立了《长恨歌》选择的“动之以情”的表达方式 ,可以有效解释《长恨歌》文本特征、结构的统一性、白居易自述“风情”、将《长恨歌》归入感伤诗、对重要史实的艺术处理等主要问题。     

越是博大精深的越是无言的

老子说:“大智若愚,大巧若拙,大辩若讷。”孟子的词锋犀利是有名的,但当问起他来时,他却赶紧为自己辩护说:“予岂好辩哉,予不得已也。” 大块无言,而却“四时行焉,百物生焉”。越是博大精深的,越是无言的。这种想法形成我们民族普遍的一种内省的性格。这性格形之于外的是沉默、木讷与含蓄;而藏之于内的却是聪明、睿智、善观察、好深思;表现在学术上的则是精简与渊博。使我们的人民在国外学术界常有“不鸣则已,一鸣惊人”的表现,也是来自这内省与深思的特性。当别人把精力浪费在无益的辩论与浩繁而钻牛     

试论汉赋的讽谕

最早使用“讽谕”(“风谕”)一词的,是西汉末、东汉初的刘歆、班固。在他们之前,人们通用“风”、“刺”、“讽谏”等术语评论诗、骚和汉赋,刘、班也只在评论汉赋时使用这个词语。如《汉书·艺文志》说:汉兴,枚乘、司马相如,下及杨子云,竞为侈丽(?)衍之词,没其风谕之义。由于《艺文志》是班固根据刘歆完成的《七略》写的,所以也体现了刘歆的看法。到班固写《两都赋》的时候,对于具有讽谕意义的汉赋就谈得更为详细了:     

“孤独”的同伴：鲁迅和卡夫卡

鲁迅和卡夫卡都曾是一个时代的“特异者”,与所处环境的不相容,使得他们拥有了一种内省的力量——孤独,由此揭开了他们生存状态的相通之处。《过客》和《城堡》即可看为这种生存状态的一种阐释。这两位20世纪伟大作家精神存在的相似处便以“孤独”为关键词,从对外态度、拒绝方式和存在状态三个方面表现出来。     

浅谈苏轼的“骂”与“谑”

苏轼有才、有识、有胆。黄庭坚说:“东坡文章妙天下,其短处在好骂。”(《豫章黄先生文集》卷19 《答洪驹父书》)曾敏行说:“东坡多雅谑。”(《独醒杂志》)苏辙说,苏轼作诗为文“托事以讽,庶几有补于国。”确实,苏轼的诗文多有寓讽于骂或谑的。“骂”、“谑”、“讽”是苏轼诗文战斗性的统一内涵,也是苏轼诗文的艺术特色之一。     

尖锐的斗争 深刻的教训——评梁山泊内部两条路线斗争

早在一九三四年,鲁迅得悉美国女传教士布克把《水浒》译作“皆兄弟也”时,就曾说过:“山泊中人,是并不将一切人们都作兄弟看的。”他用犀利的眼光,看出了梁山泊内部尖锐的阶级对立和斗争。而《水浒》作者对这一点却是千方百计加以掩盖、歪曲,说什么:“八方共域,异姓一家”,“哥弟称呼,不分贵贱”,妄图把梁山泊粉饰成“无差别境界”。然而,两条路线斗争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是任何人抹煞不了     

反儒欤? 尊儒欤?——就《儒林外史》思想主流问题谈一点看法

吴敬梓的《儒林外史》是部杰出的讽刺性小说。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指出t迨迨吴敬梓《儒林外史》出,乃秉持公心,指摘时弊,机锋所向,尤在士林;其文丈戚而能谐,宛而多讽;于是说部中乃始有足称讽刺之书。”《儒林外史》的成就的确是很高的。然而,它“机锋所向,尤在士林”,却决不等于说它是反儒的。在“四人邦”所谓儒法斗争贯穿一部中国史的谬论影响下,前些年有的人片面地看问题,从形式上看问     

雾浓霜重中的悲剧女性——评《寒夜》中的曾树生

《寒夜》作为巴金民主主义时期小说创作的压台之作 ,体现了作者更成熟的创作风格和对社会更清晰更多理性色彩的把握。《寒夜》不仅让人们看到了黑暗如何扼杀理想 ,扼杀人性 ,扼杀善良的生命 ;巴金更以其犀利的笔触 ,刻画了一位挣扎于精神与物质、现代与传统、理想与现实种种矛盾交织之中的时代女性曾树生 ,体现了社会黑暗与光明、朽烂与变革交战特定时代中国女性的特定形象 ,具有深广的内涵和永恒的艺术魅力     

“内省”与道德的自我完善

“内省”是孔子提出的进行道德修养的一种方法．尊重个体、重视生命是“内省”观念的深层根源；人的可塑性是“内省”观念的行为根据。通过以道德规范为尺度来对每天的行为进行检察的“内省”活动，可以实现人的自身道德的自我完善。     

从鲁迅前期杂文看“五四”时代精神

一种文体的产生，首先是基于社会的需要。鲁迅的杂文“萌芽于‘文学革命’以至‘思想革命’”①，它是为适应五四运动、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中、作为一种革命的思想武器、文艺武器而出现的。鲁迅战斗的一生中，写了大量的杂文，据不完全统计大约有700篇，共130多万字，收在16本杂文集中。他的前期杂文包括从1918年至1927年以前的作品，收编为然风火《坟》、《华盖集》、《华盖集续编》四个集子、共128篇，另外《集外集》和《集外集拾遗》中还收有这一时期的杂文物余篇。总计前期杂文达170篇左右。关于杂文，鲁迅曾多次论述过，在《且介亭…     

《策林》与白居易“讽谕诗”溯源

白居易为应试编纂《策林》,其中与政治和文学相关的内容,反映出白居易对"讽教"的特别关注和独到见解。白居易的"讽教"观源于《诗经》的"美刺比兴",但《诗经》强调自上而下的政治教化,而白居易强调自下而上的讽谕、箴规,这种源于传统又有别于传统的诗歌主张,成为其创作"惟歌生民病"的"讽谕诗"的理论基础。同时,"讽谕诗"的创作也与白居易自身的因素密切相关,其"惟歌生民病"的"讽谕"精神,一是出自"兼济天下"的道义情怀,二是本于"贵民"的政治思想,三是源于诗人的个人遭际。从理论到创作实践,"讽谕诗"经白居易发展成熟,后来成为唐朝诗人以诗讽谏的一种范式。     

为什么要如此推崇《金瓶梅》?

任访秋先生在本院1962年第2期学报上,发表了《略论金瓶梅中的人物形象及其艺术成就》一文的第一部分。在这篇文章中,任先生不但对《金瓶梅》推崇备至,说它对于当时的社会现实作了“伟大的现实主义的刻画”;而且对《金瓶梅》的作者也百般赞扬,大加吹捧,说这位作者有着“非常鲜明”的“人民立场”和“民族立场”。我们认为,这些论点是十分荒谬的。下边着重就《金瓶梅》作者是否具有“非常鲜明”的“人民立场”和“民族立场”这一问题谈谈我们的看法,并从最近一个时期的阶级斗争形势分析一下任先生文章的不良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