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诗"当句对"艺术研究

钱钟书先生为"当句对"作出质性的界定,是一大贡献;但他认为此格是杜甫首创,则为失误,早在梁朝何逊的诗中就已出现此种对仗形式.杜甫的贡献是把前人的五律"当句对"引入七律,并通过创作实践把这种对仗形式推入极至.     

陆游学杜甫诗考辨

陆游对杜甫非常推崇,他诗中化用了大量杜甫诗,陆游是宋代诗人中使用杜甫诗典故最多的诗人。陆游精心安排对仗,他诗中的当句对和具有"时空并驭"特征的对仗,可以看作杜甫以来精心锤炼语言的传统所产生的影响。陆游的一些五七言诗也直接学习和模仿了杜甫诗。尽管如此,陆游诗总体上和杜甫诗并不相似,杜甫诗之苍茫深厚尤陆游所不能及。     

苏轼七言古诗中的对仗艺术——兼论古体诗“律化”的问题

古体诗并不要求对仗,苏轼在杜甫的基础上使古体与律诗一样达到了艺术上的审美并重,用韵和句式都越来越接近律诗,这种创作态度与欧阳修趋向保守相比更为大胆。追溯对仗手法在七古中扮演的角色和地位,可以发现苏轼的七古在宋代具有一定的特殊性,这来自他对初唐以及杜诗的继承,尤其是面对可视为其座师的欧阳修继承李白诗风时,他能够开辟新路径,在宋人诗歌当以意为主的观念下发挥自身才华,形成了一种瑰伟绝特的"似律古体诗"。     

杜甫排律体制研究

杜甫排律是排律体诗的巅峰,他把初唐时期诞生的这种诗体艺术推向极致。从声律、韵律、对仗、结构四个方面对杜甫排律的体制进行研究,可以发现杜甫的排律体制有以下特点:(一)在声律上,入蜀之前偶有以三平尾对三仄尾,入蜀之后则不复出现;重视拗救,一联中如果出句拗,则于对句救之;存在大量三仄尾句;严守粘对规则。(二)在韵律上,严格使用平声韵,在总计1708个韵字中仅有5个韵字出韵、1个韵字重韵;使用韵部覆盖面广而又有所偏重;有相对稳定的韵字群;韵数皆为偶数。(三)在对仗上,五排首联对仗较为常见,七排则无;对仗种类、句式节奏、句法结构多样化;邻联间的对仗种类、句式节奏、句法结构绝少雷同。(四)在结构上,长篇排律段落分明,情思主线贯通首尾;在两段之间安排具有过渡功能的联语,使前后内容平稳转换。杜甫以其卓越的创作实践,为排律在声律、韵律、对仗、结构诸方面确立了体制,在文学史上具有重要意义。     

多向发展的元人小令借对

借对的概念,王力先生在《汉语诗律学》中论近体诗对仗时说得很明确:“有时候字在句中的意义对起来本不甚工,但那字另有一个意义却恰和并行句中相当的字成为颇工或极工的对仗。这就叫借对。”“另一种借对是借音。”“借音多见于颜色对。”后来他在《诗词格律》中论近体诗对仗时又说:“一个词有两个意义,诗人在诗中用的是甲义,但是同时借用它的乙义来与另一词相为对仗,这叫借对。”“有时候,不是借意义,而是借声音。借音     

大而能化工而能变--论杜甫七律首尾联的特殊对仗

讨论了杜甫七律首尾联中似对非对的对仗现象.认为之所以有这些特殊现象出现,一方面是因为受对称平衡传统文化习惯心理的影响,诗人不得不对仗;另一方面也是因为诗人想摆脱过于讲究对偶平衡的诗赋传统,寻找一种既可灵动地表达诗意又不丢弃诗歌形式之美的对仗方式.     

吴澄李杜比较观述评

吴澄虽为元代的理学家,但其文学批评思想却相当丰富,其中有关李白杜甫比较的评论就特别值得重视。在宋人几乎集体大合唱式的抑李扬杜的历史背景下,吴澄对李白给予了相当高的评价。他以李白比夫子,称之为"诗圣;"他对李白的仙才、仙气、仙语尤为叹赏。吴澄认为杜甫众体兼备,为诗家冠冕,为诗人之宗。在吴澄眼里,李杜应当并尊,李杜诗歌都法度谨严。当然,吴澄也客观指出,李杜虽为名家大家,并非篇篇可人意。此外,吴澄还将李杜与其他朝代的作家进行多维比较。吴澄在李杜比较接受史上是由宋人的一边倒过渡到明清的理性思辨的一个重要节点。     

杜甫五律体制研究之一

杜甫五律的声律体制是:严守声律三项规则,即全诗由律句(正格律句或变格律句)构成、一联中两句声调对立、邻联声调相粘;完全由正格律句组成者共计283首,占总数的45%,其余则由正格律句和变格律句混合组成;其变格律句有三种类型,在创作中起到重要作用;使用四种平仄格式,而以首句仄起仄收式(458首)为主。其韵律体制是:押韵严格依照平水韵,总计625首中仅有一首出韵;使用韵部广泛,覆盖了平水韵28个平声韵部;大量使用宽韵,以便于表意抒情,拒绝在押韵上争奇斗险。其对仗体制是:对仗规则的严密化;对仗数量的富态化;对仗种类的多样化。     

杜甫七律体制研究之一

杜甫七律的声律体制是:1.确立四种正格律句和三种变格律句,其首创丁卯句法对后世影响深远;2.正体七律(全诗由正格律句或由正格律句加变格律句构成,且粘对无误)共计117首,占总数(151首)的77%;3.拗体七律34首,有四种类型:局部失粘、首联或首句非律句、对仗使用非律句、全诗多用拗句仅保留中间两联词性相对,皆事出有因;4.失律度为23%,低于初唐的39%,盛唐的27%,为七律声律定型于大历时期起到重要作用;5.使用四种平仄格式,主次合度。其韵律体制是:1.严格依照《唐韵》押韵,仅有1首出韵;2.限押平声韵;3.以首句入韵为主要格式,共115首,占总数的76%;4.使用韵部覆盖面大,而以使用宽韵为主,亦有所偏好。其对仗体制是:1.对仗规则严密,杜绝一联中重复用字;2.对仗数量超出额度;3.对仗种类多样,追求工整,最先将"狭义当句对"引入七律。     

说“诗圣”

诗人杜甫被尊为"诗圣",是经历了一个过程的:宋人是视杜甫为诗圣的,但诗圣成为杜甫的专称则在明代中后期以后。而杜甫的被称为诗圣,包括两个方面的意义:一是指诗艺的高超绝伦,一是指道德修养达到极高的境界,足以为人师表,为人们所景仰和崇拜。杜甫忧国忧民的爱国思想,仁民爱物的博大胸襟,舍己为人的奉献精神和精妙绝伦的诗歌艺术,仍是我们所应继承和发扬光大的。他"诗圣"的桂冠是当之无愧的。     

论译诗是外国诗歌影响中国新诗的中介

学术界经常讨论外国诗歌对中国新诗文体以及创作的影响,却往往忽略了处于二者之间的译诗的中介作用.本文从两个层面论述了译诗是外国诗歌影响中国新诗的中介:译诗是外国诗歌影响中国新诗文体的中介;译诗是外国诗歌影响中国新诗创作的中介.在此基础上探讨了中国新诗及创作的发展对译诗的促进作用,由此也突出了诗歌翻译与创作的互动关系.     

从宋诗选本看唐宋诗之争

宋诗选本的发展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宋代的始兴期、元明的中衰期、清代的复盛期，这与唐宋诗之争中宋诗历史地位的变迁是一致的。而综观宋诗选本的发展史，可以看到：宋诗总体上不如唐诗，宗唐、宗宋派在经历了几百年的对立冲突之后，到清代逐渐走上了融通唐宋、不拘一家的道路。     

诗意与诗译

中国古典诗歌是中华民族文化中的一颗璀璨的明珠。由于英汉两种语言存在极大的差异,加之中国古典诗歌所特有的音韵美、意境美等特点,使得中国古典诗歌英译的道路显得尤为艰难。本文试图从中国古典诗歌的特点出发,借鉴前人研究的理论,对中国古典诗歌的英译方法提出自己的看法。     

新诗旧诗之辨与废名的新诗观念

从"辨明新诗与旧诗的性质"入手,探讨"新诗的前程",是废名《谈新诗》的问题和方法。废名从"诗的感觉"入手,把新诗的源流上溯到晚唐的"温李"乃至六朝,为新诗发展寻找源头活水。废名标举"诗的内容",是希望打破对旧诗形式的迷恋,同时为1930年代现代派诗歌正名。废名以"内容"为本体的诗学观,颠覆了传统诗学的形式本体观。废名的"散文的文字"、"诗的内容"的新诗观念,体现了新诗发展的历史趋势,他和朱自清所见略同,但早于朱自清。     

记抗战时期的旧体诗杂志《民族诗坛》

《民族诗坛》是抗战文学中的一种发表旧体诗的杂志,其撰稿人大多是国民党方面的政客、文人。该杂志的宗旨是“以韵体文字发扬民族精神,激起抗战之情绪”,作品多以控诉日本侵略,表达国土遭受蹂躏的愤怒为题。但有些诗作将现代战争隐没于风花雪月的咏叹世界中。这种状况,笔者认为源于“旧体诗的感性”不问政治的本质。     

皎然《诗式》与中国诗学之转型

中唐诗歌是中国诗歌由唐音入宋调的关键。皎然《诗式》的诸多理论和范畴所揭示的意义昭示着唐诗从创作构思方式到批评观念的转型,并深刻地影响着后世诗学的发展变化,可视为中国诗学转型的理论界标。     

“莽汉主义”诗歌:“垮掉”阴影下的游走

中国当代新诗之"莽汉主义"与美国垮掉派有着密切的亲缘关系。1980年代中期,莽汉诗人初涉诗坛时,不仅可以上承朦胧诗、"文革"地下写作而汲取到今天派等精神因子,还可相当广泛地接触到已被批量译介的垮掉派文艺。在具体创作中,以李亚伟为样本,我们更可以清晰看到垮掉派作品传播对诗人创作风格转变的牵动。伴随垮掉派的强力辐射,莽汉主义表现出迥异于传统诗歌的精神气质和艺术形态,成为第三代诗歌运动的先行者,但仅隔数年就衰落解体,无力成为先锋诗坛的主力。究其病灶,主要集中在两方面:一是以行动意识代替写作实践、以青春激情稀释人文理想;二是"文革"记忆恶性膨胀。二者合力将莽汉主义推至破坏、解构一极,而未确立积极的建构意愿。     

早期新诗中的"自然"论与新旧诗之争

早期新诗的"自然"之说既已发生,其话语迅速衍生,成为新诗的重要观念.一方面,在早期新诗人的信札、文章中,"自然"论被广泛应用于理论表达和批评实践;另一方面,对"自然"论的阐释和辩驳,事实上关涉到新旧诗之争等重要话题:其一,关于"自然"一词的论证,即是新诗、旧诗争夺的话语场所.其二,关于"写"与"做"的争论,从强调其对立转化为申明其并列和统一,其价值优劣甚至呈现某种程度的颠倒,并都被整合到"自然"论中.其三,新诗与旧诗之争,表现在"有韵"与"无韵"、"自然"与"格律"的争辩上,其所指实际在于新诗是否具有"合法性".新诗、旧诗的维护者运用相似资源,却得出了不同结论.     

《集杜诗》又名《文山诗史》探源

文天祥的《集杜诗》200首,又名《文山诗史》,历来少有人关注。就《集杜诗》溯源,可以看出其对南宋灭亡原因的思考、对南宋末几代帝王的真实记载、对有节义大臣和将士的批评与讴歌,再现国难中将士的英勇斗争形象。梳理《集杜诗》与《指南录》《指南后录》文本,时见其序文的互补性:《集杜诗》序弥补《指南录》《指南后录》未载之东南沿海战斗,《集杜诗》有关北行途中之诗与《指南后录》相互辉映,《集杜诗》序文有意为师友、亲人和自己立传等,从而印证不愧为"诗史"之称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