桓谭生卒年新考

因为历来直接证据较少,桓谭生卒问题一向争议很大。桓谭自云＂年十七为奉车郎中＂与《后汉书》本传称桓谭＂出为六安郡丞,……道病卒,时年七十余＂,无疑是考察其生卒年的关键点。桓谭十七岁陪侍汉成帝赴甘泉的时间,有可能是汉成帝＂微行＂的鸿嘉元年（前20）。本此,桓谭生年当在汉元帝建昭三年（前36）,卒年在汉光武帝建武十一年（35）。     

建国以来桓谭研究述评

桓谭，字君山，沛国相（今安徽淮北市）人，是两汉之际著名的思想家、学问家。传见范晔《后汉书》卷二十八，其主要著作是《新论》．该书在东汉时影响很大，后亡佚。建国以来，桓谭的思想价值及其历史地位逐渐受到学术界的重视，研究也逐步深入，一、建国以来区造研究的三个阶段建国以来，关于桓谭及其《新论》的研究大体上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l、“文革”前17年。建国以后，学术界对中国古代唯物主义思想的产生、发展及其与唯心主义的斗争历程较为关注，而桓谭的思想既不媚俗，又不苟合于官方哲学，具有明显的进步倾向，因而开始受到学者…     

論桓譚

(一) 桓谭(公元前23年?—公元56年),字君山,沛国相(今安徽淮北市相山)人,是西汉末期到东汉初期的一位尊法反儒,反谶纬迷信的唯物主义思想家。桓谭的父亲在西汉成帝时做过太乐令,桓谭因此十七岁就被推荐为奉车郎,不久又做了乐府令。他多才多艺,“博学多通” (《后汉书·桓谭冯衍列传》,以下引文未注出处者同),很快就成了政治舞台上引人注目的人物。当时位高权重的孔乡侯傅晏和大     

扬雄至京、待诏、奏赋、除郎的年代问题

扬雄长安初期的生平事迹 ,如至京、待诏、奏赋、除郎的年代问题 ,众说纷纭。本文论证扬雄写奏《甘泉》、《河东》二赋的时间应在汉成帝永始四年 ,并由此推断 :扬雄至京的年龄 ,今传《汉书》本传“赞”文说“四十余”确实错了 ,应是“三十余” ;先为王音门下史 ,后得王音和杨庄举荐 ,于永始二年或三年待诏 ;由于受到日蚀影响 ,永始元年即复的甘泉、河东郊祠 ,迟至永始四年方始实行。扬雄除为黄门侍郎 ,应在此年末奏《羽猎赋》和元延二年上《长杨赋》之间的元延元年。     

《三国志通俗演义》作者罗贯中为元人及原本管窥——试说庸愚子《序》的考据价值

庸愚子蒋大器《序》是今见研究罗贯中《三国志通俗演义》的第一篇重要文献.其说“前代尝以野史作为评话”云云证明《演义》作者罗贯中为元人；其说“读《书例》曰”云云证明原本有《书例》,数句即《书例》佚文；《演义》原本正名即《三国志通俗演义》；蒋序本《演义》叙事“自汉灵帝中平元年”即公元184年起,嘉靖壬午本《演义》“却说中平元年甲子岁”云云以前千余文字实非蒋序本所有,而是蒋序本《演义》以后,也许就是嘉靖壬午刊本新增的.     

张衡“木雕犹能独飞”新探──兼论飞机的发明

张衡“木雕犹能独飞”新探──兼论飞机的发明曹景祥一、张衡的“木雕”是世界最早的飞机毫无疑问地说：世界最早的飞机发明者是我国东汉时代张衡（公元７８—１３９年）所发明的独飞木雕。《后汉书》卷５９《张衡列传》引《应间》：“三轮可使自转，木雕犹能独飞”，《太...     

关于“悠悠万事,唯此为大”

范晔《后汉书》卷六十三《李(固)杜(乔)列传》记东汉来宫廷政变的一幕幕丑史。公元144年汉顺帝刘保死去,太子刘     

论袁宏的创作及其《后汉纪》

袁宏在东晋一代,文名颇高。《世说新语·文学》注引《续晋·阳秋》称他“有逸才,文章绝丽”。可是他的作品今存者殊少,仅诗六首,文十余篇,而且多为残存的佚文。其中较完整的只有《咏史诗》二首和《三国名臣序赞》稍为人们所重视。真正使他不朽的则为史学名著《后汉纪》。不过,从这部著作中的一些议论看来,和他现存的创作中所表现的思想不大一样。这是什么原因呢?在这里笔者想就他所处的时代及其经历作一些探讨,请大家指正。     

《玉篇零卷》与《说文》的校勘

顾野王所撰《五篇》,是继《说文》之后的又一部重要字书,也是我国历史上的第一部楷书字典,在中国字书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顾野王（公元519－581年）,宇希冯,吴郡吴1（江苏吴县）人,（玉篇）是顾野王在梁大同九年（公元543年）所编撰。原本（五篇》引书十分丰富,仅就（玉篇零卷）统计,已达50余种,内容涉及经史子集各个方面①。正如（玉篇·自序）所言：“总会众篇,校雕群籍。”《说文）是（三篇）征引的重要书籍,也是（五篇》释义的主要依据,确切地说,（玉篇）就是在许慎（说文）的基础上增字加注而成。（玉篇零卷）今存…     

皇甫谧《高士传》初探

一九七九年新版《辞海》这样介绍《高士传》(P 4684): 晋皇甫谧撰。三卷。记录上古至魏晋隐逸之士九十六人。据南宋李石《续博物志》,原书记述高士七十二人,今本系后人杂抄《太平御览》所引嵇康《高士传》、《后汉书》等,附益而成。这样介绍准确不准确呢?至少有两个问题需要探索:一、皇甫谧《高士传》原来记述了多少人?二、今本《高士传》的渊源。首先应该指出,《辞海》新版的介绍,是一个流传很久的看法,几乎成了定论。这是纪昀《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的看法。《提要》说: 《高士传》三卷,晋皇甫谧撰。……案,南宋李石《续博物志》曰:“刘     

汉语辞书成语引源要破除传统史学观念——读《东观汉记》札记及其他

读《东观汉记》(东汉刘珍等人撰),发现辞书上传统引源于《后汉书》(南朝宋人范晔撰)的成语条目,不少已见于本书。现列出《辞海》1936年、1965年(所谓“未定稿”)、1979年(三卷本)三版中引证于《后汉书》的一些条目来说明。推心置腹《东观汉记·光武帝纪》: 贼各归营,勒兵待帝轻骑入,案行贼营,贼曰:“萧王推赤心置人腹中,安得不投死。”——三版《辞海》引《后汉书》同纪。     

《请迁玄宗庙议》非韩愈所作辨

世綵堂本《昌黎先生集》外集卷第一有《请迁玄宗庙议》一文,《五百家注音辨昌黎先生外集》卷第一亦载之,并注引宋樊汝霖云:“此议旧史载於《礼仪志》(按:指《旧唐书·礼仪志》),曰:长庆四年五月(按:原文为正月)礼仪使奏云云。公时岂以吏部侍郎为礼仪使耶!是岁穆宗崩,肃、代、德、顺、宪、穆,明皇帝亲尽当迁,而(?)穆宗及高祖、     

新版《辞海》成语溯源书证商例(二)

<正> 笔者曾写了一则短文,举出三个例子说明新版《辞海》所收的部分成语的定型式书证尚可上溯。(文见《汕头大学学报》人文版八六年第一期第120页)。今再举四例: 【椎心泣血】《辞海》引唐代李商隐《祭裴氏姊文》:“椎心泣血,孰知所诉”。可引唐代陈子昂《陈子昂集卷之三·为程处弼辞放流表》:“何图诚效未申,     

《张衡传》

【题解】 本文节选自范晔的《后汉书·张衡列传》。 范晔(公元398——445年),字蔚宗,顺阳(今河南省淅川县东南)人。他博贯经史,又善属文,在南朝刘宋时期,曾任尚书吏部郎、宣城太守、太子左卫将军等职,后因密谋拥戴文帝的兄弟刘义康,被文帝处死刑。 《后汉书》是范晔从尚书吏部郎贬为宣城太守以后开始写的。他根据前人各家撰写的有关后汉史的著作,写了《后汉书》。全书共一百二十卷。包括本纪十卷,列传八十卷,志三十卷。其中志三十卷是梁刘昭取西晋司马彪《续汉书》的八个志补入的(因范晔遇害,只完成了“纪传”,“志”未完成)。到北宋时合刻,即流传自今的本子。范     

也谈今本《大唐新语》的真伪问题

文章全面考察了《何氏语林》所引《大唐新语》、《澹生堂藏书目》关于《大唐新语》的著录,今本《大唐新语》中所谓“伪文”以及“佚文”,指出吴冠文《关于今本〈大唐新语〉的真伪问题》一文判定今本《大唐新语》为明人伪造的理由不能成立。吴文违背了“孤证不为定说”、“不隐匿反证”等学术规范,不是实事求是的态度。     

《程氏杂说》佚文考说

《程氏杂说》当为十卷,此书曾为宋人李明复《春秋集义》所征引。考李明复《春秋集义》引《程氏杂说》佚文凡十七条,其中可与刘绚《春秋传》佚文相较者有四条,而此四条文辞几乎完全相同,这充分证实了李明复所言“今世传《程氏杂说》首卷所载皆绚传”确非虚言。由于《程氏杂说》首卷所载《春秋》经解在当时被很多人误认为是“程解”,而此首卷又恰止于闵公二年,僖公以后全无经说。这可能正是导致程颐《春秋传》止于闵公这一误说产生的原因。《程氏杂说》佚文对程颐《春秋传》有两个重要作用,一是推广其义,二是补其未及。单从著述完成先后来看,程颐撰作《春秋传》应该还参考了刘绚《春秋传》,而不是相反。     

出其不意 攻其不备——读《李愬雪夜入蔡州》

本文选自《资治通鉴》卷二百四十。《资治通鉴》是北宋历史学家司马光(公元1019年——1086年)奉宋英宗的诏令主持编订的。参加编写的还有历史学家刘攽(bin)刘恕、范祖禹三人。他们先分段写成长篇,最后由司马光定稿。此书录述上起战国周烈     

徐干、陈琳、应瑒、刘桢籍里歧说考略

“建安七子”中,有四子的籍里出现歧说。他们是徐干、陈琳、应(王易)、刘桢。现将四子籍里略加考证。 一、徐干 徐干籍里,旧说有四:1.曹丕《典论·论文》云:“北海徐干伟长”,以徐干为北海人;同于此者有严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全后汉文》、逯钦立《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魏诗》、向长青《诗品注释》等;2.余冠英《汉魏六朝诗选》、北大中文系中国文学史教研室《魏晋南北朝文     

应当重新确认孙思邈的出生年份

由于《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对孙思邈出生之年的误判,导致孙氏晚生40年。实际上孙思邈在与卢照邻的讲话中已提供了他生年的干支,也就是隋文帝的出生之年——开皇辛酉(公元541年)。重新认定孙思邈的出生之年,不仅是单纯的学术研究,它还具有很强的社会现实意义。     

昙曜与《方便心论》

沙门统昙曜在北魏文成帝复法之后,于延兴二年(472年)组织西域沙门吉迦夜翻译的《方便心论》(一卷),着重反映了佛教中辩论时所用到的逻辑学,但昙曜在当时翻译《方便心论》不仅是为了宣讲佛教的逻辑学,同时也反映当时北魏的政治背景及佛教发展状况,充分表现了沙门统昙曜护法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