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我国古代廉政思想及廉政制度－－学民泽民同导“七一”讲话的体会

在我国古代 ,廉政思想及廉政制度的提出和建立 ,有一个漫长的发展形成过程。中国古代的史治中 ,特别强调“以廉以本”的思想。廉政是我国古代官僚政治中的一项重要制度。     

廉政的内涵与中国廉政建设的历史经验

本文在探讨“廉政”理论内涵的基础上,概括地总结了中国古代廉政建设的历史经验。作者认为,“廉政”的本来涵义就是“廉正”,指的是清廉公正的政治。而当代“廉政”的基本涵义,就是公正廉明的政局、政制、政策、政德的良性结合与辩证统一。中国廉政史的基本内容,应从指导思想、基本制度、政策举措、政德政风、典型人物事件以及历史文献文物方面去把握与发掘。在中国廉政史上,以民为本、德法并重、勇于进谏、公正执法、严于律己、廉洁奉公的优秀传统与历史经验,是值得当代执政者继承发扬和借鉴的。     

中国古代的官吏监督

中国封建社会，是一个人治社会，人存政举，人亡政息。要保持吏治清廉，除了要注意官德建设、制度建设，使为官者“不想贪”之外，更重要的是加强对各级官吏的监督，使之处于经常、严密的监督之中，使之“不能贪”、“不敢贪”。注重官吏监督，是中国古代廉政建设的一条重要经验。中国古代廉政建设有其阶级的和历史的局限性，封建社会不可能从根本上铲除腐败。中国古代廉政建设同我们今天的廉政建设有着根本的不同，但中国古代对廉政问题的做法和思考，对当代有着可资借鉴的意义     

浅谈我国古代廉政思想及廉政制度--学习江泽民同志"七一"讲话的体会

在我国古代,廉政思想及廉政制度的提出和建立,有一个漫长的发展形成过程.中国古代的史治中,特别强调"以廉以本"的思想.廉政是我国古代官僚政治中的一项重要制度.     

中国古代的廉政建设

王增平在《齐鲁学刊》1 999年第 4期撰文指出 ,贪污腐败是中国古代官僚体制的必然产物。一部中国官僚政治史 ,也就是一部贪污腐败史。但是 ,贪污腐败会危及皇家的江山基业 ,因此 ,历代王朝都注意提倡廉政 ,惩治贪官 ,在绵延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里 ,逐渐形成了反腐倡廉的一整套措施 ,成为涉及思想教育、运行机制、法律制度等方面的系统工程 ,其中思想道德教育、监督约束机制、重奖严惩机制是三个重要的子系统。重视思想教育 ,让为官者明其清廉之理 ,树立做官为民、忠君报国的价值追求 ,使为官者思想上“不想贪”。注重廉政制度建设 ,加强监督 …     

论清初的廉政建设

清王朝建立初期,吏治腐败成为影响新建王朝生存和发展的极大威胁.因此,清初历代皇帝都将廉政建设作为巩固皇权专制统治的一项重要内容,特别是康熙、雍正、乾隆三帝,在继承明代廉政的基本制度基础上,并加损益,围绕维系君主的专制统治,构建了系统完备、独具特色的廉政体系,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腐败,为清朝全面盛世的出现打下坚实基础.康、雍、乾三帝廉政建设的首要特色是“乾纲独断”,维护皇权的绝对权威;其次强调“君民一体”,将吏治与民生联系在一起;第三是注重廉政制度的创制和改革.     

“兵刑合一”：中国古代“大一统”观念的国家主义表达

国家统一与繁荣富强是中华民族的最高价值准则。国家统一既需要理念、精神与文化的滋养作为基础,也需要通过制度、法律和军事力量来予以维护。中国古代注重通过法律维护国家统一和社会秩序,在必要时依据法律动用国家军事力量以“兵刑合一”的方式维护统一、稳定秩序。在中国古代的“大一统”观念下,“兵刑合一”既体现为法律上的制度规制,也体现为政治上的军事强制,以其秩序功能联结起维护国家统一和社会稳定的政治诉求与法律实践,实现政治系统与法律系统之间的互动。儒家文化和“大一统”观念的文教功能与制度维系功能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实现了“大一统”观念的制度化、法律化,使中华民族成为一个“文化共同体”,奠定了“历史中国”的文化基础,丰富了中国作为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内涵及其表达。     

新加坡的廉政制度建设及其对中国的启示

新加坡的廉政制度主要包括治理官员腐败的廉政制度和治理职业腐败的廉政制度两大方面。新加坡的廉政制度建设一方面注重减少产生腐败的机会,另一方面也强化对贪腐行为的惩罚力度,其治理官员腐败和职业腐败的一些经验为中国腐败治理提供了有益的借鉴。中国治理腐败行为,既要加强对贪腐行为的惩治,也要注重对腐败问题的预防,加强源头治理、标本兼治,加快形成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体制机制。     

中国古代行政监察制度起源刍议

中国古代的行政监察制度包括两方面的内容 ,一是自上而下的“监察制度” ;一是自下而上的“言谏制度”。它与国家政权是相辅相成的。先秦时期 ,虽然在官职的设置上、制度的设计上和具体的实践中 ,已经有了丰富的监察和谏诤活动的史料记载 ,但正式的制度化的监察制度还没有形成。先秦时期只是中国古代行政监察制度形成的萌芽期 ,而正是以此为源泉 ,秦汉时期才能在总结前人经验的基础上 ,制定出适合自身发展的独立的监察制度     

中国古代的廉政建设

中国古代的廉政建设是一项系统工程：注重思想道德教育,对为官者明之以理;注重廉政制度建设,对官吏进行监督和制约;建立奖惩机制,对贪官污吏绳之以法。这一工程对维系历代封建王朝的统治有极其重要的作用。深入研究其成败得失,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试论汉唐时代家庭继承制度的反向制约

家庭继承制度包括家产继承与身份继承两大内容。汉唐时代家庭继承制度中,上述两种继承的基本原则与精神恰相泾渭。家产继承中的“均”与身份继承中的“不均”,家产继承中的“不分嫡庶”、“不分长幼”与身份继承中的“嫡庶分明”、“长幼有序”,再加上王朝政权对家产继承与身份继承不同的行政态度,共同构成了一种互相贯通的反向制约关系。这种反向制约是中国古代小农家庭与小农经济存续的根本保障,也是中国古代基层社会稳定延续的根本保障。     

竞争与谦让——中国古代“争”“让”范畴的现代启示

竞争与谦让是一对对立的范畴。中国古代通常称为“争”、“让”。我们的先哲通过对“争”的考察 ,达成了“争则乱、乱则穷”的共识。他们的学说在制度和思想两个方面排斥“争”。同时 ,他们又提倡“让”德 ,力图实现社会的和谐。考察古代先哲关于“争”、“让”范畴的论争 ,分析其利弊得失 ,对于以市场经济为基础的当代中国社会 ,如何处理竞争所带来的负面影响 ,不失为一种有益的借鉴     

网络社会廉政教育的制度化及其路径

在网络社会中,政治的权威性与教育多元化之间的张力、廉政的公共需求和个体需求之间的差异、廉政目标的赋权和控权的双重导向,共同塑造了网络社会廉政教育的多重特性。制度化因其具备适应性、复杂性、自主性和内部协调性的特征,为重构网络廉政教育制度体系提供了新的路径。未来廉政教育的制度化应遵循网络社会的特殊性,更新制度观念,明确教育对象,完善和整合网络廉政教育的机构设置和管理体制,借助互联网技术优势探索参与学习模式,建立廉政教育参与的动员机制和规范性原则,注重网络教育与传统教育的衔接,建立网络廉政教育立法保障机制,实现廉政教育机制的协调一致。     

礼、法、俗的规范融通与伦理善性：中国古代制度文明的基本特点论略

中国古代制度文明源远流长、自成一体，在东亚区域内具有广泛的、深远的影响力，不论是在历史上，还是在现实中，中国古代制度文明的影响都不容小觑。中国古代制度文明的基本特点，从不同角度可以概括出许多，但既然是基本特点，就不能不顾及其历史渊源、制度形态、运行程序、规则特点及价值目的等制度文明中较为重要的关节点。中国古代制度文明在制度内容上虽然依照现行标准可以划分为经济、文化、社会、政治等领域，但其在古代的实际情形却并非如此，而是表现出了形态上的不可分割性，并且整个制度在内容上都体现着礼、法、俗的规范融通，在执行的环节上则体现着道德与政治的双驱动，在制度规范的目的上则体现着道德纲常、成人成己的伦理善性。     

先秦儒家的古代管理思想综论

本文在强调摒弃“西方中心”主义和从“中国历史语境”解读古代管理思想的方法论原则的基础上,借助中国社会发展史和思想史的研究,探讨了先秦儒家古代管理思想的主要内容：思想出发点、治国模式、社会组织化方式、社会组织根本大法、“合法——合理”性依据。     

浅议“天人和谐”的中国古代法律观念

“天人和谐”是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主要内容和最高目标。这一思想对中国古代的政治、文化、法律都有着十分深远的影响。本文就“天人和谐”的法律思想予以分析 ,说明在中国古代的法律制度上 ,诸如立法、司法及审判 ,都在印证着天与人相和谐的法律观念。     

中国、欧洲大分流的政治表现

“加州学派”的代表人物彭慕兰提出“大分流”理论,一度引起了国际学术界的普遍关注,但经过一段时间的研究后发现,这一观点在分析中国与欧洲在历史发展中的大分流是有明显缺陷的。随后,“加州学派”的其他学者对“大分流”理论进行了反思和修正,对这一问题的研究引入了政治因素即制度因素的变量,其目的是从政治上解释中国和欧洲经济变迁的因素,但依然是经济分析的视角,而没有将政治制度这个关键性因素作为比较的内容。政治最为关键的制度是权力制度,古代中国很早就建立起一套非常完整的政治制度,最终定型于以郡县制为内容的君主专制制度,这一制度历两千多年而不衰。而欧洲的君主专制则始于屋大维时期,在对待君主专制制度的态度上,古代中国与古代欧洲是大相径庭的。古代中国在体制内几乎对政治制度没有任何异议而得以顺利推行;欧洲的君主专制则自始至终都存在着非常大的挑战,这主要来自思想界。欧洲思想界对政治制度的反思几乎伴随着欧洲整个政治发展史。因此,对君主专制的态度彰显了中国、欧洲大分流在政治上表现的客观实际,其他所有的制度都是基于这一制度的分流展开的。     

毛泽东廉政思想的基本特征

毛泽东廉政思想是毛泽东同志关于执掌各类政治权力的机关和个人,要严守法纪、廉洁从政、秉公尽职、艰苦奋斗、当好人民公仆,而不要以权谋私、行贿受贿、奢侈浪费、贪赃枉法的思想。毛泽东廉政思想的基本特征可以从两方面加以探讨:一是把毛泽东廉政思想放到中国社会的大环境之中,放到毛泽东思想的整体结构之中去探讨。这样做,可以看到它的中国特色以及它与毛泽东其它思想乃至马克思主义廉政思想的联系。二是从毛泽东廉政思想的整体内容去概括。关于毛泽东廉政思想的整体内容,我们概括为一个“纲”、三个“目”、几条以“纲”带“目”的措施。一个“纲”是指权力属于人民,掌握各类权力的机关和个人应该用权力为人民服务。毛泽东始终认为,既然我们的权力是人民给的,那么我们只能用权力为人民服务,而不应该以权谋     

关于廉政制度建设的几个问题

十三届五中全会指出,必须坚决克服腐败现象,切实加强廉政建设和党风建设。廉政制度建设是廉政建设的一项重要内容,因而建立完善的、合乎科学、切实可行的廉政制度是当前一项紧迫工作。根据我市廉政制度建设试点工作的经验,我们认为要搞好廉政制度建设应该注重以下四个结合。 一、廉政与勤政结合 廉政制度建设的根本目的是保持党的国家机关的清正廉洁,消除腐败现象,恢复和发展同人民的血肉联系,提高党政机关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办事效率,进一步坚定社会主义方向,巩固政权,维护党和政府的威望。所以廉政制度建设既要有利于促进廉洁奉公,提高人     

廉政保证金制度反腐效果的有效性和有限性

我国个别地方政府借鉴新加坡和香港地区在预防腐败上的成功经验试行了廉政保证金制度,尝试运用"经济治腐"的理念来实现廉政建设的目标。但在政策推进过程中,廉政保证金制度备受争议。从制度经济学分析视角出发,可以更好地理解廉政保证金在反腐上的有效性和有限性。廉政保证金的激励约束机制决定了其在反腐上的有效性,但法理上的冲突导致了其在反腐上的局限性。需要完善廉政保证金的制度设计,规范制度运行机制,确保制度的合法性和合理性。同时,也要做好配套制度建设,提高廉政保证金在反腐上的有效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