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康德“至善”的幸福观

幸福与德性的关系问题一直是伦理学家们讨论的热点话题。古希腊时期,在此问题上,出现了斯多葛学派与昔勒尼学派之间的争论,之后以经验论为哲学基础的感性幸福论与以先验论为逻辑前提的道义论纷争不断。康德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认为只有与德性相匹配的幸福才是有价值的,有德性的人才配享受幸福,德性是幸福的条件。他倡导的“至善”幸福观仍然是当今和谐幸福社会构建的重要理论参照。     

至善与圆善——论牟宗三对康德三个公设的消解

德福一致的问题在中西哲学中的解决显示出各自不同的智慧。康德强调追求幸福是人的义务 ,但又把它置于实践理性的约束之下 ,最终引出了上帝的公设来保证“至善”的实现。牟宗三以孟子的心性本体为依据 ,发掘其内在而超越的特性 ,将德福问题消解在体用之心内 ,使物随心转、心意知物只为一事 ,完成圆善论。实际上 ,他们都还笼罩在理性主体的阴影中 ,从而忽视对展开状态下生活世界的关注。作者认为通向真理的道路在马克思所指出的历史与实践中     

走向至善的澄明之境

善作为处理人与人、人与社会关系的正向范畴 ,是人类道德生活所追求的永恒主题 ,它对加强当前我国的社会主义道德建设起着十分积极的作用。然而 ,走向至善的澄明之境 ,不是一蹴而就的 ,它是人们在实践中通过善的实现、善的积累、善的抵达而最终走向至善的漫长、艰辛的过程。     

论至善——张东荪先生及著者对康德“至善论”之批评

:“至善”之于康德是必需的 ,因为没有“至善” ,其道德便永无缘涉于经验界、自然界。东荪先生肯定康德的“至善” ,但对其“至善论”关于“至善”的安排提出了批评。“至善论”以为道德是纯粹的、最高的、最完全的 ,而东荪先生以为此种纯粹、最高、最完全之状态 ,根本就不存在。正是顺着东荪先生的思路 ,引发著者对康德道德哲学尤其是其“至善论”的相关批评     

论康德的至善学说

康德实践哲学的意图旨在使主体所具有的自由本性能在对象中确立起来,这个确立导致的结果就是至善何以可能的问题。至善作为实践理性的最高客体构成了德性原则和幸福原则的一种联结,这种联结由于是本体界与现象界的一种综合,就必然产生了实践理性的辩证法问题。辩证法的解决就是通过德福一致的原则推导出灵魂不朽和上帝存在,从而给至善的原则提供一种理论上的保障。通过这种方式,康德也就把神学进一步纳入其道德哲学之中了。     

对康德哲学中至善理念研究的再思

在康德哲学中,至善概念源初的涵义是纯粹实践理性之对象的无条件的总体,其派生的具体内涵是道德和与之一致的幸福相结合的整体。在更具体的层次上,宗教的至善和尘世的至善这两种至善概念贯穿在整个康德思想中,都是富有实践意义的理念。至善的理念作为一种实践的理想,为道德行为提供了指导;作为一种信念,至善能够促进道德意向,对持久的道德生活起必要的作用。     

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真、善、美”

人类命运共同体是“真”思想,它在继承马克思主义对“共同体”科学分析论述的基础上,结合当今世界发展的总体趋势不断探索、不断实践、不断发展并取得了显著成效。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和”“善”的思想,因为它充分汲取了中华文明的优秀基因,将中国传统文化中“和”与“善”的思想推向全世界。人类命运共同体是美丽的思想,因为它不仅准确把握了时代的主题,力求构建美丽新世界,还将全人类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转变为现实的动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马克思主义在21世纪焕发强大活力的显著象征,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和平思想的集中体现,是贡献给世界的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至善——西方古典哲学的宗旨

古典哲学是德性之学,而德性于世实现就是至善,因此哲学的宗旨便是至善.在此基础上,重新审视西方古典哲学,并且以苏格拉底、柏拉图为例,认为苏格拉底、柏拉图皆以至善为其哲学宗旨,而接近、臻于至善的方式是理性.但在苏格拉底、柏拉图那里,理性展现为不同的内涵--对话式辩证法、哲学王.     

博学至精 明德至善——刍议南京医科大学校训的传统意蕴与审美

校训是一所大学独特精神的体现。“博学至精,明德至善”作为南京医科大学的校训,其本身有着温柔敦厚的文化内涵和乐观崇高的道德审美。在校训精神的指引下,南京医科大学注重医学与人文的融通,培养至精至善的精诚大医。     

康德“促进至善是人之道德义务”命题的义理基础与实践指向

康德至善论中有一个颇具争议的核心观点,即每个人都负有“促进至善”的道德义务。而为何“促进至善”是人的道德义务,他并未清晰地阐明。对此,许多批评者不仅明确质疑“促进至善”是人的道德义务,而且质疑它在康德伦理学中的实践意义。通过深入分析至善与道德法则紧密的义理关联,可以发现,康德之所以将“促进至善”设定为人的道德义务,根本原因在于至善是人的理性道德意识潜在映射的一个理想的道德世界,后者构成人的道德实践必须预设的一个背景性条件。基于此,康德认为,当至善以道德法则为基础,就能够且应当完成对纯粹意志的完整规定,而一旦至善获得规定意志的合法权利,也就存在着“促进至善”的道德义务。这项义务的特殊性在于,“促进至善”本质上是一个与“义务的后果”相关的实践命题,充分发挥着对其他义务的范导性作用,即通过“一个目的之整体的理念”,使所有道德性的义务能被系统化为一个统一整体,共同致力于理想道德世界的创建。     

政治的至善--康德的永久和平思想与当代世界

永久和平是贯穿整个康德哲学及其发展历程的一个重要主题。康德在政治 -法哲学领域完成了一场哥白尼革命 ,用和平的国际法代替了战争的国际法 ,永久和平从而成为判断和衡量人类的道德进步和现世幸福的最高尺度 ,它是政治的至善 ,是康德政治 -法哲学的拱心石。尽管康德的许多提法必须根据时代的变化做出修正与拓展 ,但他所确立的原则与精神在今天愈发显示出特别的理论生命力。     

幸福、道德与至善——康德关于幸福与道德的二律背反

至善是康德伦理学的核心。在提出了至善是幸福与道德的统一的命题时,康德发现了纯粹实践理性的二律背反:追求幸福的欲求是德行准则的动因和德行准则是幸福的原因。康德通过纯粹实践理性的两个悬设即灵魂不朽和上帝存在解决了幸福和道德的二律背反,把道德及作为道德主体的人推到了崇高而神圣的地位。     

幸福、道德与至善——康德关于幸福与道德的二律背反

至善是康德伦理学的核心。在提出了“至善是幸福与道德的统一”的命题时,康德发现了纯粹实践理性的二律背反：“追求幸福的欲求是德行准则的动因”和“德行准则是幸福的原因”。康德通过纯粹实践理性的两个“悬设”即“灵魂不朽”和“上帝存在”解决了幸福和道德的二律背反,把道德及作为道德主体的人推到了崇高而神圣的地位。     

至善：德性与幸福的合题——论康德伦理学中的德福观

从西方伦理思想史看,德福问题一直是伦理学家讨论的话题。康德伦理学的哲学基础是人的理性,即人的德性。康德认为,幸福不是道德的根源,幸福不能作为道德的动机,伦理学不是“幸福学”,不是怎样谋求幸福的学说,而是教人怎样配享幸福的学说。康德认为只有与德性相匹配的幸福才是有价值的,有德性的人才配享幸福,德性是幸福的条件。最高的善是善良意志,是其他善的条件,但不是完全的善———至善,德福的完美匹配才是至善。透过他的德福观我们可以看到西方伦理思想史上的德性论与幸福论论争的历史和现实价值。     

善与性:儒家对善的定义

日常语言的善表达了人们的一种主观判断。但是古汉语之善,主要指能力的完备以及因此而能够完成某项工作的状态。善即完备。从儒家道德哲学的角度来说,善即性的完成或圆满状态。这便是儒家对善的定义。它明显区别于西方的主观判断性的善的概念。     

朱熹、王阳明对程颢“以天地万物为一体”的诠释

对于程颢所言“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仁者,浑然与物同体”,朱熹既有肯定,也略有不满,而明确讲“仁者,爱之理,心之德”,同时又讲“天地万物本吾一体”。王阳明则讲程颢“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又讲朱熹“天地万物本吾一体”,并进一步讲“以天地万物为一体”之体用在于“明明德”与“亲民”,解“亲民”为“安百姓”,进而认为“以天地万物为一体”就是要关心百姓的困难和痛苦,重视百姓的物质生活,由此开发出“亲民之实学”,实际上突破了程朱仁学仅限于心性境界     

朱子“新民”诠释的理论意蕴及其内在紧张

朱熹认为古本《大学》首句“在亲民”当作“在新民”,并在“明德、新民、止于至善”的三纲领的整体关联中诠释了“新民”的理论意蕴,即以“明明德”为根基、以“止于至善”为意义指向、以政教为手段实现社会整体的归化。若以周文王典范,“新民”则成为道德主体由内而外自我开显的历时性过程中的一个必然阶段;若以孔子为典范,“新民”则成为主体成德过程中一个受时势限制的偶然性事件,只具备纯粹的外王意义。相互否定的“文王之道”和“孔子之道”在朱注中的并存凸显出高度的内在紧张,并消解了成德的确定性和必然性。     

重“道”而兼顾“文”：朱熹美学的整体视阈

朱熹是宋代理学的集大成者,不仅在中国思想史上具有重要地位,而且在文艺美学领域也影响巨大。朱熹的美学思想以“道”为根本,反对“文”的独立地位,不过他并未彻底否定文辞的形式美,而是在坚持道德美的前提下,对诗的赋比兴创作方法和审美方法做了有益的探讨,体现了比较圆通全面的美学视阈。     

“勤学、修德、明辨、笃实”的古今义理

论成人,中国文化从古至今便自有一套完整的成人次第,即勤学是成人的保障,修德是成人的根本,明辨是成人的觉智,而笃实则是成人的标准。四者之间不仅相互倚靠、互为秩序,更有各自独立而丰富的精神意涵。深入挖掘个中义理,不仅有利于理解传统文化,对于更好地实践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亦具有比较突出的历史意义和时代意义。     

至善论的自由主义如何回应公共理性的批评？

自由主义既可以被看作是一种旨在推行个人自主的良善生活观念的至善论主张,也可以基于公共理性的理念被理解为一种试图在所有良善生活观念间保持中立的主张。公共理性的理念之所以反对至善论的解释,是因为它认为个人自主只是人们可以选择的诸多生活方式中的一种,不是所有合理公民都会认可的公共理由,因此不应该成为自由主义的道德基础。然而,通过描述一种更加包容的个人自主的生活方式,可以表明公共理性的理念也同样预设了这种良善生活观念,它对至善论自由主义的批评最终是无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