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汉楚方言区文献中的脂部与微部

秦汉楚方言区文献中的脂微合韵与方音有关,带有楚方言色彩。先秦时期,楚方言里脂微合韵现象较为突出,至东汉,脂微两部发生合并。这种音变现象起初是在方言中发生的,是秦汉时期楚方言、秦晋方言共有的特征。     

中国少数民族人口学特征空间分布地域性的再研究

当代人口学特征的民族性是民族形成、发展过程中环境影响的积淀,被深深地打上了历史环境的烙印,是一种“历史地域性”。教育水平以及为“边缘效应”“胁迫效应”所强化的人口空间分布离散度,是民族人口学特征的主要环境塑造力。地域性内涵包括相互关联的“地域趋异性”“民族趋同性”和“聚居地烙印”。对民族人口学特征空间分布地域性的论证,理论上来自地域性内涵,以及“地域因子综合作用原理”“离散效应”和“教育效应”;实证上表现为人口学特征的东（部）西（部）、（西）南（西）北差异,离散度和平均受教育年限的显著相关,以及聚居地分类与人口学特征综合因子聚类（东部与西部）、聚居地分类与综合因子设定分类（西南与西北）之间十分显著的地域重叠度。     

上海方言的组合式谓补结构

上海方言中有“得”、“来”、“得来”三个补语标记。从语法形式上看,它们构成的补语是组合式的;从语义上看,它们可构成能否补语、情态补语、程度补语。这三个补语标记是多功能的,它们构成的补语在形式上和语义上也不是一一对应的关系。考察上海方言中带能否补语、情态补语和程度补语的谓补结构,探讨“得”、“来”、“得来”三个补语标记的异同及其组合式谓补结构在上海方言中的使用,并从方言的句法扩散、历史来源与层次、语言接触等方面进行解释。     

编辑道德从“追求”到“符合”的嬗变与回归

在对编辑道德概念进行新的阐发并将其分为两种基本类型的前提下,历史地考察编辑道德30年来的发展,鲜明地呈现出从“追求型编辑道德”到“符合型编辑道德”的嬗变过程。新形势下,文化繁荣与发展的需要呼唤向“追求型编辑道德”回归。     

从赋、比、兴看中西文化的内核差

通过对英语诗The Shark和汉语诗《大雾垂江赋》运用“赋”、“比”、“兴”手法的比较，从中、西方在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上的“和而不同”，探讨中西文化的内核差。     

猺人、蜑人、山贼与土人

兴宁县位于韩江支流梅江中游,明正德十一年(1516)知县祝允明主修之《正德兴宁志》,为韩江中上游客家人聚居地区现存地方志中最早的一部。该方志有关猺人、蜑人、山贼与土人的记载,为讨论15至17世纪该地区族群关系的变迁及其社会意义提供有力佐证。作者发现,通过一系列艰难复杂、充满冲突与妥协的互动过程,原来“随山散处”的“猺人”和“舟居网捕”的“蜑人”转变为以农为生的“土人”,成为朝廷的“编户齐民”,而原来活跃于南岭山脉崇山峻岭间的“山贼”、“流贼”及其后代也更多地服从官府的管治,以合乎朝廷典章制度和官方意识形态的方式建构乡村的社会组织,地域社会的经济形态与文化面貌随之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该地区后来被视为“客家人”最重要的聚居地之一,而所谓“客家”身份及其认同,要在原来大量存在的“畲人”和“猺人”转变为“编户齐民”之后,才有可能产生。     

清中叶以来北京官话反身代词的演变

通过对清中叶以来的语料进行调查,发现北京官话反身代词系统先后有“自家”的消失、“各自”和“各自各儿”的出现、“自己个儿”和“自个儿”的出现等演变,并最终整合为“自己”和“自个儿”两种各有分工的形式。北京官话反身代词系统内部的演变,与北京话的减音等现象关系密切。     

新时代进城落户农民“三权”问题的战略解构及其路线图

进城落户农民“三权”问题是关乎当今中国新型城镇化和农业农村现代化成败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将“三权”问题置于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的逻辑结构和城乡二元结构的历史变化中进行研究，发现进城落户农民“三权”问题是在剥削型城乡二元结构向保护型城乡二元结构转变的改革过程中产生的，成员权是其原因、本质，而“三权”则是成员权的结果、形式。在中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上，在成员权之得失与“三权”之变动的关系上应坚持缓和有因性主义。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不同战略阶段，“三权”问题所蕴含的矛盾的主要方面及政策取向将不断演变。由于“三权”中各项权利的诸多方面存在差异，进城落户农民有序适时退出“三权”的路线图呈现复杂的时空差序格局。     

《野草》与《十夜梦》形式论

鲁迅与夏目漱石这两位中日文学巨擘在文学意义上关系密切,他们的作品集中,有两部作品在形式上具有非常显著的相似性,那就是《野草》与《十夜梦》,这具体表现在一“暗”一“明”两个方面,所谓“暗”就是指这两部作品集中有一部分作品的意义显得不是那么明朗直露,它们不约而同地采取了一种“我做梦”这种“由具象到抽象”的表达策略。要强调的是,他们现代手法的运用仍是着眼于文章意义表达的完整性;所谓“明”是指这两部作品集中有一部分作品采取了一种“由抽象到具象”的表达策略,这时作者不再是借助写作技巧来极力遮掩自己的内心隐秘,而是通过像《百喻经》里“讲故事”的形式,最直接最明朗地传达出自己想要表达的思想。而这一点又常为研究者所忽视。     

《庄子》的“自”世界

《庄子》的“自”类语词—观念群展现了一个丰富多彩的“自”世界。“自”世界包含形上和现象两个层面。“自本自根”“自化自生”“自然”是最为重要且关系密切的三类范畴：“自本自根”表示形上之道是世界的本原,既独立自存又生成、畜养着现象“自”世界;“自化自生”表示现象之物自主地运动、变化、发展,反映基本和普遍的存在状态,依据道、本性,可分为本真的“自化自生”与非本真的“自化自生”;“自然”表示现象之物自身合理、合道的本性与存在状态。“自”世界的重心在于自我应当避免非本真的“自化自生”,实现本真的“自化自生”,处于良性的“自—他”关系中,亦即展开与呈现“自然”。      

从“蓓蕾初放”到“烂漫极矣”——明清之际词坛中兴历程

继两宋以后的词坛再盛始于明万历后期,止于清康熙二十年前后。在此期间,就词的“体格性分”的演进而言,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约自万历后期至崇祯年间,《诗余图谱》《啸余谱·诗余谱》以及其他词谱盛行于词坛,改变了入明后词失“法度”之弊而词学复明,词体体制意识趋向自觉,为词的中兴奠定了不可或缺的基石;约自明天启至清顺治年间,词坛开始突破以往唯《草堂》《花间》是从、唯婉约“正声”是尊的单一逼仄的局面,“变调”始行其道,给词坛吹入了一阵清健之风,初步构建了“正”“变”兼尊并举和众体兼备的多元格局;约自顺治末年至康熙二十年前后,这一多元格局得到了充分发展,尤其是各类“变调”得到了发扬光大,形成了强劲的态势,与各类风雅“正声”争奇斗艳,异彩纷呈,呈现出“正”“变”交相辉映的鼎盛景象。     

类虚假新闻再批判

“类虚假新闻”不同于那种完全无中生有的全虚假新闻,它的基本内容并非来自虚构。但这种看似真实却隐藏着各种各样不完全符合原本事实的失真成分的“新闻”在受众当中产生的恶劣影响非常大。完全编造的假新闻容易被看穿,而且一旦被揭露就无人相信。而“类虚假新闻”却如同附在新闻机体上最隐蔽的病毒,人们对其不易察觉,但它却时时刻刻在不知不觉中危害着我们的新闻事业。“类虚假新闻”的表现有“非有效信息型”、“弱新闻源型”、“数字来源可疑型”、“高强原则下的‘硬伤’型”、“刻板套路型”等五花八门的类型,而其产生的根源则更是极其深远和复杂。有必要对“类虚假新闻”进行更加深入的学术批判,并在实践上加以更大规模和更彻底的围剿。     

湘西地区民族关系发展流程略论——湘西民族关系和谐发展研究之一

湘西地区民族关系发展的历史,是一种逐渐走向和谐的历史。尽管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因其主客观条件的差异而呈现出不同的历史形态,但其总体上依然充分显现出一种“走向和谐”的大趋势。因此,“走向和谐”可以视为湘西地区民族关系发展史上的突出特征。     

民国部聘教授及其待遇

日军侵华的残酷环境，教授、学生的生存和心理空间被强烈挤压，团结抗敌而又必须延续文化血脉的时代召唤，成为共同的心理感知。民族危机时刻的家国情怀，群己权界，与以往不同，西迁大学与国民政府的关系也更加密切。国民政府教育部为改善教授生活待遇，“优以名位，以示尊崇”，藉以提高学术影响力，并进一步鼓励学术研究，特设立“部聘教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所存教育部档案，有详实的文字记录，特别是《教育部学术审议委员会临时常务委员会会议纪录》中“临时动议”一项，显示出为何首届评选30人，却只公布27人及公布时间的“关键证据”。这些原始、清晰、准确的官方档案文献，展示出两届部聘教授的评选程序及实际待遇，同时也将复杂的人事关系和真实的人性在民国学术现场呈现出来。     

七十年来域外学者《边城》研究述评

概览七十年来域外学者有关《边城》研究的论文、论述,其兴奋的视阈可归纳为牧歌--中国人形象说、悲剧--命运说、象征--原形说三种类型。域外学者认为,一部《边城》是“人情风俗画卷”中的“完璧”,写出了“无垢纯真的中国人”的形象;“爱的神曲终成一曲让人忧伤的挽歌”;一部《边城》充满着复杂的象征意义,《边城》中的“‘死亡与再生’,是作为原型而存在的”。     

男性规范、酷儿身份和同性恋欲望 ——英国哥特式小说的男性叙事策略

依据德国文化历史学家乔治·莫斯提出的“男性规范”理论，并以英国哥特式小说的三部“男性哥特”的代表作——霍勒斯·沃波尔的《奥特兰托城堡》、威廉·贝克福德的《瓦塞克》和马修·刘易斯的《修道士》——为研究案例，分析了英国哥特式小说的男性叙事策略。确凿的事实表明，霍勒斯·沃波尔、威廉·贝克福德、马修·刘易斯是“酷儿”，其男性身份存在这样那样的缺陷，分别体现了“同性恋”或“双性恋”的倾向。而在18世纪，英国是一个“异性恋”主导的国家。人们对于“同性恋”产生的憎恨或恐惧，导致上述三位作家成为“身份隐蔽者”，并在心理上产生不同程度的压抑。他们的哥特式小说正是这种不同程度压抑的自然或不自然的反映。英国哥特式小说的男性叙事策略实际上是“同性恋”意识的叙事策略。     

伦理世界的技术魅影——以《创业史》中的“农技员”形象为中心

《创业史》中的韩培生这一人物凝聚着柳青对“农业技术”与“合作化运动”之间关系的思考。与20世纪50年代同类题材的小说不同,柳青的《创业史》试图从根本的伦理维度上把握“合作化运动”,并激活“技术话语”的政治语境。从这一视野审视,韩培生的农业技术推广叙事呈现出多重维度,并形成了科学实践、社会实践、政治实践与伦理实践四个彼此相关的层次。借助这种叙事,柳青展示出“合作化运动”中“伦理”与“技术”的深层张力,也对“国家—乡村”二元结构中的现代化想象进行了深刻的反思。     

“左联”时期的文学生产与编辑出版行为

“左联”时期编辑出版文化在文学发生发展过程中扮演何种角色,其意义决不亚于以往从政治因素、时代社会背景、文学文本构成等方面审视文学;“左联”时期编辑出版行为作为在革命、战争的罅隙间生存的新文学发生机制之一,体现在一是“左联”时期的文学生产与编辑出版文化市场关系密切;二是“左联”时期编辑出版行为有意开拓作者群,在其制约下的新文学生产具有鲜明的文化“现代性”。     

关中方言音韵结构共性与历史行政区划

从音韵特征共性看,关中方言地理东至晋西南临汾和运城两地区与关中毗邻的数县及豫西灵宝、卢氏两县,西达宁夏固原东南、甘肃平凉、庆阳和天水地区,南到陕南丹凤、山阳一带,北接陕北甘泉、延长一线,正好与史称的"关中"相吻合.这种方言地理与关中历史行政地理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从西汉到北魏近八个世纪里,关中与晋西南、豫西同属司州,北宋又同为治所在京兆府长安城的永兴路所辖,这三个地区方言之间的联系可能是在这两个时期漫长历史中建立起来的;关中西部与甘肃东南、宁夏固原东南的联系自宋代就开始了,元明两代它们又同属陕西行省.正是由于行政地理在千百年的历史变迁中不断趋于一体化,关中方言才沉淀出自己的个性.     

当下喜剧电影创作的类型化与寓言性

中国当下颇为繁盛的喜剧电影创作与中国社会现实的关系暨喜剧电影的现实性与现实主义精神等问题无疑值得深入探析。以电影的“寓言性”为研究视角,以“现实文本化”和“主题寄寓性”这两个“寓言性”特点为切入点,对当下中国喜剧电影中有代表性的三种喜剧亚类型的艺术特点、寓言性以及与现实的关系等进行分析阐释可知：喜剧是当下电影与现实发生关系,即“接地气”的重要电影类型,这也是喜剧得到受众喜爱,票房屡创新高的一个重要原因。不同类型的喜剧对现实的折射或“寓言化”各有不同,甚至也有歪曲和扭曲,但无论是黑色喜剧的价值解构和社会缝合,还是都市爱情轻喜剧的中产阶级超现实梦幻,抑或是冯氏喜剧的世俗关怀,都是当下中国现实某一方面的影像化、寓言化呈现。通过分析喜剧电影对现实的寓言化表意以及对社会中人的造梦治愈和心灵抚慰等功能,我们可以进一步认识喜剧在精神文化层面上与我们这个“娱乐化”的“大喜剧时代”产生的复杂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