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邺侯家传》与《邺侯外传》考

李泌是唐代重要的政治人物,其传记有李繁的<邺侯家传>10卷和不知名作者的<邺侯外传>.二者并非一书,前者详录李泌一生事迹功业,书至明代亡佚;后者主要反映李泌身上传奇性的一面,因<太平广记>收录而保存至今.<新唐书>、<资治通鉴>中大量有关李泌事迹的记载,主要出于<邺侯家传>.     

杨绾与《郭夫人碑》

杨绾是安史之乱后，以清德高尚风范一时的名相，为平息安史之乱的主将郭子仪所敬重。杨绾又长于文辞，他撰写的《郭夫人碑》凝聚着他和郭子仪的心血和友谊．郭子仪夫人王氏不见于正史记载，《郭夫人碑》对王氏家世、生平记述较详，并且对正史记载郭子仪的事迹有所补充。同时，《郭夫人碑》对唐代丧葬风俗的研究也有一定的启发．     

路遥:文学战场上的"红卫兵"

从路遥在"文革"初期的红卫兵经历入手,通过对路遥作品、创作随笔以及路遥生前好友回忆文章的仔细解读,分析了青年时期的红卫兵经历对路遥精神气质、性情、心理所发生的重大影响.红卫兵经历形成了路遥一生都挥之不去的英雄情结,具体体现为受难情结、政治情结、绝望意识,这直接影响到路遥的创作心理以及作品的具体写作.     

于谦之死原因浅析

于谦是明代正统、景泰年间著名的军事家、政治家。他一生清正廉明,政绩卓著。景泰八年（1457年）＂夺门之变＂之后,于谦惨遭杀害。＂夺门之变＂是明代历史上重大的政治事件,对明代政治的走向和一些重要人物的命运有着重要的影响。通过分析,于谦在＂夺门之变＂后被杀的悲剧有很多必然因素。     

李白行踪考辨——读唐诗札记

唐代大诗人李白一生遨游南北,到过很多地方。历代研究者通过年谱的修订和事迹的考证,已整理出一条可以连贯起来的线索。不过,关于这方面的研究还不能说已经全部完成,因为有些经历尚没有完全搞清楚,又有些经历看起来似乎已无异议,实际上仍有值得商榷的地方。本文根据李白及他人的有关诗作,结合当时的历史地理,对李白前后三个阶段的行踪依次加以考辨。这些考辨只是初步的,有待于今后补充和纠正。现在把它写出来,以就教于专家、读者。     

孙洪伊立宪思想及历史评价

孙洪伊是近代中国立宪运动的先驱,其一生立志报国,追求进步,组建政党,实践民主宪政,对于中国近代民主政治的发展做出了极大的贡献.孙洪伊参加和组建了多个近代政党,参与了近代中国的许多重大政治事件,但在孙死后他的事业和思想几乎被世人和历史所遗忘.因此,对于孙洪伊政治活动和立宪思想研究,将有助于我们进一步深刻理解他在近代中国立宪运动中的重要作用.     

唐高宗废立皇后事件新论

废立皇后是唐朝初期的一个重大政治事件。然而对这个事件的研究却不多。通过微观的内视与宏观的研究发现,这是一次由个人感情纠葛引起,进而转化为一场政治斗争的事件:唐高宗因私情而与武则天联结在一起;王皇后因与萧淑妃争宠而助高宗引武则天入宫;武则天因问鼎皇后宝座而使情感事件上升为政治事件;高宗的家事化处理因李义府之策而转化为国事化处理,又因李责力之言复回到家事化处理方式上来,最终确立了武则天的皇后地位。     

《唐乔梦松墓志》相关问题考

志主乔梦松,其墓志与其家族成员的另外几方墓志应为同出洛阳北邙山乔氏家族旧茔。由该志考得,至迟北魏汉化之际,本为南匈奴旧姓的北朝乔氏已经攀附或改姓为汉姓“桥”氏,至西魏、北周时期又改“桥”为“乔”。志主有关事迹对于全面了解开元九年以来唐朝在宇文融的奏请之下分设劝农判官、摄御史巡查天下事大有裨益,为确定《唐御史台精舍题名碑》的追书时间提供了佐证,为开元十六年志主出使西域册立于阗、疏勒二国事及相关问题提供了新资料。     

神圣与世俗:唐长安兴圣寺考论

唐长安兴圣寺是一座由高祖旧宅通义宫改建而成的皇家寺院,它对唐代社会政治的影响相当大。兴圣寺与唐代重要政治事件之间有着密切关系,它本身已经成为唐朝统治者利用的工具。与此同时,兴圣寺自出现之后就成为一个特别的公共空间,其中寺内的竹林神对唐代社会文化生活有很深的影响。可以说,研究兴圣寺为我们理解佛教与唐代社会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     

蜀道唐碑所反映的诸葛亮信仰

在满载着诸葛亮丰功伟业的蜀道线上,唐代的政治家、史学家、大诗人通过武侯祠或者相关历史遗迹,赞颂诸葛功业,抒发人生情怀;蜀道线上武侯祠的修建和唐碑的镌刻,不仅反映了唐代政治对诸葛亮智慧的需求,而且开启了中国传统文化将诸葛亮推向神坛的壮美历程;蜀道沿线的武侯祠是千百年来传承诸葛亮信仰的圣殿;蜀道唐碑是岿然屹立在中华文化沃土上的诸葛亮信仰丰碑!     

李君羡案件及其历史阐释

李君羡谋反案件发生于贞观二十二年。但是,在武则天时代,为了武周革命的论证需要,武则天朝廷同意了李君羡后人的解释,认为是武则天天命暴露,而李君羡之死是充当了武则天的替罪羔羊。这一说法在武则天时代写入唐朝的国史,并被后代史书如两《唐书》、《资治通鉴》等沿袭,流传甚广。《资治通鉴》不仅沿袭这个说法,还把李淳风劝杀的故事也纳入李君羡案件的解释中,从而完成了李君羡案件的再度阐释。本文仔细分析这一历史事件遭遇的阐释历程,认为除了武则天政治的需要以外,古代历史学家的政治天命观念也发挥了作用。     

新出土唐代卢公亮夫妇墓志考疏

千唐志斋博物馆新藏一合形制特殊的卢公亮夫妇墓志,具有重要的文物价值和学术价值.就形制而言,它是一合龟形墓志;就家族而言,是唐代望族家世和望族婚姻的集中体现;就科举而言,涉及唐代影响最大的长庆元年科举案;就文学而言,卢公亮原本是一位诗人,值得进一步钩稽;就撰者而言,志文撰者是唐代著名诗人殷尧藩,铭文撰者是卢公亮的再从弟卢罕,因而这是一篇志铭分撰的墓志,呈现出一种特殊的文章体式.     

新发现唐代席夔墓志的文学研究价值

新近发现的席夔墓志是唐代重要的诗人墓志，不仅可以明确席夔的生卒年、家世、科举、历官等生平信息，对研究其文学成就和交游往还也有重要价值。首先，墓志揭示了席夔的文学家世，祖父席豫为唐代著名文学家，与张说、韩休等人关系密切，为文为官备受推重；表兄李舟是唐代著名散文家、音韵学家，与梁肃、杜甫、岑参、刘长卿皆有交往。其次，从墓志评价及席夔现存文学作品可知其文学创作与科举、仕宦经历息息相关；与其有文学交往者如韩愈、白居易、元稹、刘禹锡、陆畅等皆为中唐文坛的扛鼎人物，呈现出中唐时期特定的文学环境。再者，墓志撰者陈讽是中唐时期代表性诗人，书者裴潾是唐代重要的文学家兼书法家，亦是席夔墓志重要文学价值的体现。     

新发现唐代宰相高璩墓志发覆

新发现的高璩墓志是晚唐重要文人墓志。志主高璩为唐初开国功臣高士廉裔孙,中晚唐名臣高元裕之子,官至宰相。高璩墓志与近年出土的十余方高氏家族墓志、神道碑相印证,可以厘清高士廉一支的家族世系,勾勒高氏家族在唐代政治与文学舞台上的传承演变情况。高氏一族受初唐政治风波影响,一度沉沦下僚,至中晚唐高元裕、高少逸、高璩,凭借出色的文学才能及强有力的政治援引重返权力中心,体现出唐代士族在维持家族文化传统的同时,通过自我调整来适应政治环境的一面。墓志撰者为晚唐宰相刘邺,书者裴璩位至重要方镇节度使,都是兼具政治家与文学家身份的重要人物。以高璩墓志为中心,可以综合考察高璩家族与刘邺、裴璩仕宦经历的关系,挖掘科举及第、入幕经历、翰林供职、政治奥援等因素在中晚唐文人仕途升迁中的作用,从而揭示中晚唐政治与文学研究的一些重要问题。     

中古墓志铭的文体形态与书写规则

魏晋南北朝至隋唐五代的中古时期，墓志铭在发展演变过程中呈现出完备的文体形态，形成了特定的书写规则。首先，中古墓志铭是由多重载体构成的特殊体制，至少存在文本、书法与实物三重载体。其次，中古墓志铭的文体特征表现为志铭分撰现象更加凸显，墓志与诗体进一步交融，铭文的体式逐渐丰富。再者，唐代墓志铭的书写规则主要有逐步完备的题款、偶尔出现的注文、特殊的平阙格式。最后，墓志铭的集本与石本文字书写方式有所不同，比较集本与石本，更有助于我们把握墓志铭的文体特质。     

唐休璟晚年历官考论

《〈两唐书·唐休璟传〉补阙》一文较详细勾勒了唐休璟传奇的一生,然而关于唐休璟一些经历,特别是对其晚年事迹的叙述颇显粗。文章通过对唐休璟历官的考察,结合武后至玄宗时期政局来探讨个人活动的深层原因以及历史环境与个人的互动。     

说唐代牡丹

唐高宗时 ,皇后武则天移植汾州牡丹于京师长安 ,牡丹作为观赏花卉 ,始为社会普遍认识。佛教僧人为培育牡丹做出了重大贡献。牡丹价格始终昂贵。唐代赏牡丹蔚然成风。牡丹与社会生活结成种种关系 ,还进入音乐、美术领域     

唐代女权文学的神话--上官婉儿的宫廷诗歌创作及其文学史地位

上官婉儿两朝专美的身世经历是一个传奇,而她独树一帜的宫廷诗歌创作,以及她在宫廷酬唱活动中的主导作用,对唐诗发展颇有影响.武后、上官婉儿等女性在政治及文学上专权的局面,激活了初唐中后期诗坛,也创造了一个女权文学的神话.在上官婉儿的推动下,这一时期的诗歌在形式上走向了成熟,在内容、意境、风骨方面为盛唐诗的创作做了多方面的准备.     

新出文献与李白研究述论

新出土的墓志中直接和间接涉及李白其人其诗者有二十余方,可以综合利用这些墓志以印证传世石刻和史传文献,探讨李白的生平、交游、婚姻情况,解读李白的诗歌作品,探究李白的影响,还可以从特定层面提供观察李白的材料和阐释其诗歌的方法。首先,可进一步探讨李白在安史之乱中的行踪;其次,探讨李白与古文先驱者李华、韩绅卿、韩云卿的关系,进而考察李白的复古思想与古文运动的联系;再者,通过出土文献印证李白的诗文作品;最后,通过新出墓志对李白影响的记述,可深化对李白及唐代文学史的研究。     

唐名相姚崇五世孙姚勖自撰墓志简释

唐名相姚崇五世孙姚勖自撰墓志,不仅记述了其家族世系、婚姻状况、历任职官等情况,还详细记载了崇、彝、辟、偁及勖五人墓葬的准确位置,为研究姚崇家族历史提供了新的实物资料,同时为考古工作者寻找一代名相姚崇及其子孙墓葬提供了重要线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