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都市区域治理何以可能?

城市群的发展为国家转型所依赖的城市治理,提出了大都市区域治理的挑战与困境.这种挑战与困境与大都市区域城市主体间的协调机制直接相关.城市治理的区域主义范式认为,区域统治与区域治理理论是应对上述挑战与困境的所在.考察黄浦江死猪污染事件的各行为主体的行为,发现在缺失跨越行政区间的建制性大都市区域政府的结构限制下,区域统治理论所倡导的大都市区域协调机制无法发挥有效作用,作为类区域政府的中央条线部门作出的是在地化处理选择;同时,区域治理理论所关注的横向协调机制,做出的是理性的“反”区域治理选择.在此结构限制下,要达成大都市区域治理,在满足促成性条件的前提下,必须克服阻碍性条件拦阻.     

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中的我国节点城市产业定位与协同发展研究

随着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战略的逐步推进,节点城市将成为其崛起的有力支撑,以丝绸之路经济带沿线的28个节点城市为研究对象,通过分析节点城市的综合竞争力和产业竞争力,将节点城市分为4个等级,以经济带现有的城市群和都市圈为桥墩,以节点城市为桥梁,以产业为支撑,确定各个节点城市在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中的产业定位,促进节点城市产业协同发展,为经济带的迅速崛起与协调可持续发展提供产业支撑。     

宪政视野中的社会协同——基于我国城市基层治理问题研究

社会协同是宪政实践的一项重要内容,宪政视野下的社会协同具有治理、价值、技术、过程等不同内涵,它是指政府与各类社会组织之间的分工、协作的治理模式.社会协同与城市基层治理和社区建设的联系最为密切,社会协同可以在民主和秩序两方面推进宪政价值的实现,改革和完善基层社会管理体制可以从制度建设上落实宪法的权威,推动我国城市基层治理实践从政府全能向社会协同转变.     

广西北部湾城市群产业-城市协同发展分析

城市群的形成绝不单纯是政府实施行政规划的成果,而是地区城市化和产业化高度发展、协同发展的产物。产业一城市协同发展是保证城市群内资金流、人流、物流、信息流、技术等生产要素合理流动与优化配置的基础。推进广西北部湾城市群产业与城市的协同发展可考虑以下措施：一是加快城市发展、降低其相对产业发展的滞后效应是推动广西北部湾城市群产业-城市协同发展的重要环节。二是以系统的视角,加强群域内的产业分工与协作,避免产业同构,实现错位竞争。三是推动服务业的发展。全面提升生产性服务业、生活性服务业、新兴服务业的发展水平和行业收入。四是加大科技研发投入,推动企业和产业创新。五是进一步扩大开放性程度,积极创造条件吸引外国投资企业、扩大出口创汇。     

社会组织参与城市公共危机协同治理的路径

城市公共危机让社会公众和政府部门更加了解社会组织在参与社会事务、推动解决社会问题中的多元化价值,但同时也暴露了社会组织存在良性协同体制尚未完全形成、多元协作应急联动问题凸显、高效管理运营能力亟需增强、从业人员专业水平有待提升等诸多问题。风险面前,社会组织要把“危机”变“契机”,就要看到城市危机事件影响下社会组织发展“转机”和改革的“先机”,通过推动政府与社会组织协同治理、加快社会组织之间的联动协作、增强社会组织的危机管理能力和提升人才队伍的专业性等途径,来发挥社会组织参与城市公共危机协同治理的作用。     

SFIC模型视角下城市社区协同治理的挑战与对策

多元主体协同治理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手段。文章以社区协同为论域,基于SFIC修正模型的分析框架,探究合肥市A社区协同治理实践。研究发现：当前城市社区协同治理存在起始条件鸿沟、政府催化协同作用有限、协同治理制度设计迟滞、治理主体沟通交流不畅以及治理结果评估反馈机制欠缺等现实挑战。基于此,从目标、过程和结果三个维度提出一个协同治理新体系：在目标上,夯实起始条件基础、强化催化型领导、系统改良协同过程来构建协同治理机制;在过程上,兼顾刚性制度设计与柔性人文关怀的双重嵌入,切实推动协同治理的善治进程;在结果上,强化效果评估与信息反馈工作的制度安排,实现以评促改、以评促建。     

我国哪些城市有望成为国际大都市

20世纪末,全球有多少国际大都市?21世纪初至二三十年代,中国将有哪些城市可登上国际大都市的“宝座”? 资料显示:20世纪末全世界大约有14个国际大都市,它们是:美国的芝加哥、纽约、休斯敦、波士顿、洛杉矶等5个,英国的伦敦,法国的巴黎,德国的法兰克福,俄罗斯的莫斯科,韩国的汉城,日本的东京和横滨,中国的香港,新加坡的新加坡等。 从全球超大城市未来发展情况大致可以看出当今中国超大城市、特大城市未来的走向。2015至2020年世界超过500万人口的超大城市可望从16个增加至26个。其中北京、孟买     

国家治理体系下城市社区治理的挑战与创新

社区治理是国家治理体系中的基础性工程。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战略任务,这给社区治理提出了挑战。以国家治理为历史背景,基于规范性研究的逻辑着重分析社区治理实践的新变化和面临的挑战,并从社区治理的实践层面,探讨城市社区治理的创新——协同治理机制和实现路径。     

大都市政府治理绩效的构成分析与取向调适:基于大都市发展转型的背景

大都市是城市化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从根本上解决大都市发展中面临的问题要求推进大都市发展转型。大都市发展转型既要求大都市政府治理保持较高的绩效,也要求这种较高的绩效是与大都市发展新模式的要求相适应的绩效。要满足大都市发展转型的要求,就需要厘清大都市政府治理绩效的内涵和构成并分析适应大都市发展转型需要的政府治理绩效取向。大都市政府治理绩效主要表现为绩效价值结构、内容结构和驱动结构三个方面,其绩效取向的调适也需要从上述方面进行。     

中国大都市发展与治理研究

联合国人口状况报告显示,世界城市化速度不断加快,突出表现为城市居民数量持续增长、特大城市数量增多且规模庞大。回顾中国城市化历程,起步晚发展快,并已进入最快的发展阶段,城市规模也不断扩展,呈现出大城市快速增加、Ⅱ型小城市减少,同时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等大都市圈高速发展的显著特点。以巨型工商城市为中心的城市群已成为国家经济增长的引擎,随之而来的"城市病"(环境污染、人口分布不均、资源紧张、人口老龄化、家庭空巢化、社会治安管理难、交通拥堵、房价飞涨等等)对公共管理和政策研究提出了挑战。从政府管理向社会治理理念的转变,已成为世界大都市研究的新思路。梳理国内外社会治理研究的学术成果,为中国的大都市治理提出政策建议:充分借鉴国际上大都市治理的优秀成果,科学研究、综合治理、改善城市规划,利用大数据挖掘等现代科技手段把大都市治理及其研究推向一个新高度。     

大都市区政治碎化与中国的大都市区治理改革

大都市区政治碎化,一直是困扰西方特别是美国大都市区发展的重大问题。传统区域主义理论认为,解决政治碎化带来的一系列政治经济问题的出路,就是建立具有独立权威大都市政府结构。大都市政府一般是指大都市地区政府的结构或制度安排,根据政府的层次以及权力在不同层次政府间的分配,可以分为单层和双层大都市政府结构两种类型。在学者和政客的共同推动下,20世纪中期大都市政府改革在西方大都市区付诸实施。在经历一段时期的低潮之后,20世纪80年代之后大都市政府改革在西方社会得到复兴。以科层体制为基础的大都市政府,对于推进中国大都市区治理改革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政府协同治理:中国区域协调发展协同治理的实现路径

从治理和协同治理的概念分析出发,探讨中国区域协调发展协同治理的实现路径,提出以政府协同治理克服体制变革路径的困难,从而实现政府由传统范式治理向协同治理的角色转变.     

都市圈地方政府整体性协作治理机制研究

随着城市化和区域一体化的发展,都市圈公共事务的协作治理问题越来越突出。构建不同利益主体间的整体性协作治理机制是实现都市圈有效治理的重要途径。在这一过程中,地方政府间的信任与沟通机制是实现整体性协作治理的运作基础,利益分配与补偿机制是地方政府间协作治理有序推进的保障,监督和评估机制是提升都市圈地方政府协作治理整体绩效的关键。     

我国社会隐性收入治理研究

隐性收入的大量存在严重扭曲了国民收入分配,对于我国社会的发展存在着多种负面消极效应。围绕利益交易而博弈的均衡是隐性收入形成的内在逻辑和内生基础。产生社会隐性收入问题的基本原因在于隐性收入利益交易的外在博弈环境和内在博弈均衡。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中,应通过法治这一重要路径,在对立中寻找平衡,贯彻落实我国的收入分配改革方案和隐性收入治理政策,严厉打击贪腐寻租,彻底消除社会隐性收入,创造一个公平、和谐的市场经济发展环境,促进我国社会实现共享发展。     

我国民间枢纽型社会组织的培育机制

如何把日益增加和分散的民间社会组织有效地组织起来,协同完成特定政策目标,成为社会建设的重要问题。本文从协同治理的视角研究了我国社会组织的服务由碎片化走向集成化的实现机制。研究认为民间枢纽型社会组织是承担该任务的载体之一,它发挥着纽带、资源整合、社会组织的组织化和服务供给集成化的功能。应该进一步下放行政审批权,优化政府的赋权授能机制,优先培育公益慈善、社会服务类的民间枢纽型社会组织,提高枢纽型社会组织的协同治理能力,来推进地方治理和社会建设。     

我国多民族地区县域协同治理之道

多民族地区即多个民族共生、共存的区域,具有文化多样、利益多元的特点。也就决定了其在公共利益诉求上多元性的特点。在公共治理层面作为我国最完整的一级基层政权组织——县级政府,集权显然不合时宜;在民主基础不成熟的条件下,盲目竞选或其它的竞争性投票可能导致易撕裂族群。因此,在多民族地区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过程中唯有坚持党委领导,通过政府"搭台"、各不同民族之间及其内部协同参与,共同协商达成公共事务处理共识的治理模式即协同治理,是当前我国多民族地区实现善治的必经之道。     

我国社会治理创新趋势研究

时代发展要求国家创新社会治理。中国传统治理模式有其内生性优势,同时也有随着社会发展而不敷所需之处。党的十八大以来,在党中央全面领导下,在全面深化改革中,我国大力推进社会治理创新。具体表现在治理理念、治理体制和治理方法上的创新。在社会治理理念上维护社会的动态稳定;解决社会问题要理顺社会治理的体制机制、摈弃人治、依靠法治,强化法律在化解矛盾中的权威作用;治理的方法上能引导公民积极参与自我治理,政府主导并服务于这种公民自治。最终实现社会治理理念、治理体制、治理方法上的协调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