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魏晋南北朝的同题共作赋

同题共作属于集体性的创作活动,赋的同题共作以魏晋南北朝为盛,这与当时文学集团的兴盛有直接关系。同一命题、相同环境下的创作,及其所固有的切磋品评的创作目的,使同题共作赋呈现出相反相成的两种倾向:一是题材范围和艺术风格上的趋同,二是同中求异的竞胜争高。这种方式的创作对于赋体文学表现领域的拓展和艺术技巧的提高都产生了重要作用。魏晋南北朝同题共作赋的文学史意义,则主要表现在促进了短赋的发展,并加快了多诗少赋的文学进程。     

汉魏六朝纪行赋论略

纪行赋是汉魏六朝赋的一大门类,滥觞于《楚辞》中的《涉江》《哀郢》。第一篇纪行赋是西汉末年刘歆《遂初赋》,两汉是其确立期,建安三国是其发展转变期,它的繁荣出现在两晋,到了南朝,纪行赋的创作逐渐减少。汉魏六朝纪行赋有几个突出的特点：乱世、衰世是其产生的温床;内容上比起其他题材的赋作更侧重纪实,当然还有怀古、抒情的成分;艺术上虽然各个时期不尽相同,但主要是融记事、怀古、写景、议论、抒情于一体;叙述结构主要以纵向的、时间的顺序展开。     

江山入赋——宋代纪行赋中的文本风景与历史地理

有宋一代，纪行赋完帙多达15篇，数目冠绝历代，且粲然可观，不乏自撰成后就广受好评的名家佳构。例如邢居实的《南征赋》，苏轼就假他人语盛赞其“亦足以藉手见古人矣”，黄庭坚亦称述其“笔墨山立，自为一家”。宋代纪行赋体格高古、文风遒健，对舟行路线、川流景观、水文特征及江河水系的叙述尤其细腻、密集，这一方面与纪行赋“因地及史、叙行述志”的文体机制以及宋人好藉“水”进行创作和论文的风尚有直接联系；另一方面也与宋代特定的历史地理环境密不可分，其文本面貌受到行政区划因革、疆域边界改易、地形水势变迁、政治氛围更替等多种外部因素的影响。爬罗剔抉宋代纪行赋文本背后的文化语境和史地信息，曾经湮没的山川形貌、人物风土、节序物候等，多可据此得悉。      

东汉京都赋的历史化倾向

东汉京都赋作为汉代赋作中久负盛名的篇章,被萧统《文选》列为赋的首类。较之西汉赋作甚少描写史事,东汉京都赋以城市作为描写对象,赋家在赋中阐述自己的政治见解,多以历史的眼光看待问题,以史学角度创作作品。在叙事铺陈上,采用纵向的历史思维来书写历史;在叙述手法上,采用历史的实录的手法;在创作内容上,以史家口吻进行议论,创立了赋学创作的新模式。     

论屈原作品和骚体纪行赋

昔文士羁旅,多作行旅赋,经途草泽之际,或欣于山水之美,或怵慑羁役行难,途中之所见、所闻、所感,往往映射内心情志与理想。屈原一生三度遭遇放逐,足迹经湘江,越洞庭,渡沅水,彷徨山泽,无所告诉,因而写下《离骚》《涉江》《哀郢》《抽思》《远游》等诸多纪行之作,文采斐丽,寓意愤然,自汉代刘向继作《远游赋》之后,启示骚体纪行赋的写作。     

汉代纪行赋的艺术特征及其影响

纪行赋是中国文学悠久的行旅文学传统在赋体中的集中体现.文章通过分析具体的赋家赋作,总结纪行赋的一般模式和艺术特色,将纪行赋与其他类型的骚体赋进行比较,研究其在赋史上的意义,并从纪行赋的诗性特征入手,揭示纪行赋的诗史价值.     

《闲情赋》研究

陶渊明《闲情赋》作于《感士不遇赋》之后 ,二者为述志陈情姊妹篇。《闲情赋》比兴象征 ,不同于《感士不遇赋》直抒胸臆。苏轼之评《闲情赋》 ,最具心眼 :“与屈、宋所陈何异 ?”本文首次紧密联系屈、宋 ,认为表现了忠君爱国之重要意旨 ,或缅怀古圣帝明君 ,或感念东晋诸帝 ,或独示对东晋恭帝被刘裕所毒害之感慨 ,或俱兼包其内也     

纪行赋中的道里信息——以沈炯《归魂赋》为例

作为一种纪实性的行旅书写,纪行赋天然地成为历史地理研究材料。赋文既沿空间展开,一篇纪行赋就是一条具体的交通线路,这条线路上不仅有山形水文、州县郡国,还镶嵌着邮传亭驿、桥栈关津、田畴古迹,就连路况险易、城池兴衰等即时状态,亦在在可见。纪行赋又多喜就途经地的本地典故发挥议论,也就是说,它还提供多重时间维度中的地理信息。以上这些特点,使纪行赋与纯粹的“地理类”文献相比,别具一种史料价值。以沈炯《归魂赋》为例,可以看到具体交通线路在复杂历史情境下的使用情况。      

论魏晋小赋的盛行及其特色

赋作为一种韵文形式,始于战国时期。战国时荀卿有《赋篇》,宋玉有《高唐赋》、《神女赋》、《风赋》。到了汉代,赋成为一种主要的文体,作者亦众。如司马相如、扬雄、班固、张衡都有长篇大赋,驰骋词藻,铺张扬厉,夸耀汉德,但看不到作者情志的陈述。惟自西汉末东汉初班彪作《北征赋》,后来班昭作《东征赋》才开始有抒情的小赋,至东汉末年短篇小赋才多起来。如蔡邕有《述行赋》,赵壹有《刺世疾邪赋》,赋体由此有了新的发展。魏晋时期小赋盛行,就成为赋体的主流了。今略述其盛行的原因、句式及风格特色。     

萧纲赋考论

现存萧纲赋按内容可分为述志赋、抒情赋、咏物赋、宫体赋、游戏逞才赋五类,其中宫体赋最有特色。萧纲宫体赋的描摹程式是由咏物到咏女性,写作倾向上只为描摹而描摹,不动感情。由此推理,萧纲对赋的理解相当通脱,题材无所约束,描写无所顾忌,符合其"放荡为文"的文学观。《悔赋》作于侯景乱中,是萧纲少有的严肃主题的作品,萧纲借此痛定思痛、批判现实,表达勘定战乱、中兴国家的信心。《悔赋》与宫体赋主题截然不同,这对于反思宫体文学有着深刻的启示意义。     

《西征赋》创作特色论略

西晋文学家潘岳赋的成就很高,刘勰在《文心雕龙·诠释》篇赞潘岳的纪行叙事大赋"策勋于鸿规",高度评价了潘岳创作纪行赋的文学功绩,并将其列为魏晋赋首之一。潘岳纪行赋的代表作《西征赋》体制宏大,善于用典;丽而不浮,清新明快;借古讽今,关注民生;叙事议理,彰显了民本思想,拓展了赋的表现境界。《西征赋》为我们展示了一幅从洛阳到长安,自商周至西晋近千年的历史画卷,尤其是作品中民本思想的展现,更增添了该画卷的历史厚重感。     

汉代纪行赋中天气的表达和意义

天气进入中国古代文人的视野由来己久,它出现在诸多题材中,尤其被纪行文学施以浓墨重彩。从《诗经》《楚辞》中涉及行旅的篇章到汉代的纪行赋,形诸笔端的风霜雨雪有着清晰的演变脉络。其一是从浮泛抽象嬗递到真切具体;其二是从以哀景衬乐意过渡到以哀景写哀情。这种文学现象既是历史时期气候条件恶化所致,也是纪行文体征实特征的题中应有之义和行文中天气隐喻的需要使然。其中的天气隐喻体系又为情绪升降的表征、政治形势的比附、沿路氛围的营造而服务。汉代纪行赋在识史和补史价值之外,兼有首次在文学史上将天气描写的真实性和文学性完美契合的坐标意义。     

通情·别域·异趣·巧拟——论越州、登州同题《蓬莱阁赋》

越州、登州各有蓬莱阁,也各有《蓬莱阁赋》,名同实异的蓬莱阁及《蓬莱阁赋》发人遐想,令人深思,也形成了赋史上的又一道独特风景。目前笔者所见自宋至清以《蓬莱阁赋》为名的赋体作品有四篇,四赋中以南宋状元名臣王十朋与明代勤政爱民的文人潘滋之作为杰。王十朋、潘滋虽作同题《蓬莱阁赋》,然二赋之写作缘起、地域文化书写、风神旨趣及对前代赋作的继承与创新等又各具特色。二赋起笔虽各有其意,但却颇有相通之处;王赋重越州人文掌故而尚写实,而潘赋偏爱登州蓬瀛仙境而多想象;王赋善于抒发个人情怀而灵动活泼、典实丰富,潘赋关怀世事国运而宏阔深沉、思理奇妙;且二赋对前代赋作都有所继承又独辟蹊径。二赋通情、别域、异趣,皆有仿名作之迹,然似与不似之间,各具风神韵致。     

班固的“赋颂”理论及其《两都赋》“颂汉”的赋史意义

汉儒言《诗》有"美、刺"之义,影响至赋即为"讽、颂"二端。西汉赋偏重于讽,东汉赋主于颂,而完成这一变化的标志性人物是班固。生逢东汉中兴之时的班固,既承儒家《诗》学传统,更受社会清明、帝王倡导、颂文兴盛等时代氛围影响,作赋与论赋皆以"颂汉"为旨归,所谓"述叙汉德"、"润色鸿业"、"光扬大汉",不仅实现了汉赋由讽而颂的转圜,也从此奠定了盛世而赋的"赋颂"传统,颇具"赋史"意义。     

论"读者"期待与先秦赋之"繁采寡情"

以往学者多从赋体起源的角度来探究赋体特征的形成,但却忽略了对赋的早期生存环境的考察.最早以赋名篇的荀子,以及最早大力作赋的文人宋玉等,其赋在创作时都有既定的读者,就是当时各国的当权者们.由于赋作者对读者的依附性,以及宴游时诸人同题共作的创作方式,形成了先秦赋"繁采寡情"的特征.     

《两都》与《二京》

赫然冠于《昭明文选》卷首的两部大作,就是东汉班固的《两都赋》和张衡的《二京赋》。自从萧统把它们奉为文章的楷模之后,它们在文坛上是有相当大的影响的。刘勰《文心雕龙》评论说:“孟坚《两都》,明绚以雅赡;张衡《二京》,迅发以宏富。……并辞赋之英杰也。”评价甚高。自左思对此二赋提出批评后,历代论家,抑扬褒贬,莫衷一是。当代文学批评家,则多持否定态度。或褒或贬,一般都是把《两都》、《二京》作为京都大赋的代表之作相提并论,好象它们之间没有多少差别。其实两赋     

《大丹赋》:被遮蔽的骚体及其赋学意义

《周易参同契》是魏伯阳的代表作,其中不乏可供发掘的文学艺术财富。《大丹赋》列于《周易参同契》之中,由骚体歌辞构成,文辞包涵易学和道家的思想,带有浓厚的仙道气息,融入汉代的文化,呈现出较为独特的丹易参同、情理合契的艺术价值,解读它需要明确其中的象征含义。《大丹赋》产生于东汉末年,是系列丹技类赋开风气之作,在赋文学史上应有一席之地。     

《远游》为屈原作补辩

《远游》是屈原所作。这是西汉大学者刘向所定的案,并得到东汉的辞赋家班固、楚辞家王逸的承认。目前史学界还有争议,如《屈原赋译注》(齐鲁书社)、《屈原赋选》(广东人民出版社)等对屈原作《远游》持否定态度。张叶芦先生在《贵州教育学院学报》(社科版)1990年第2期上撰     

张衡抒情小赋对陶渊明辞赋的影响

东汉张衡创抒情言志短赋标志着汉赋言志赋演进至一个新转折点。张氏《归田赋》、《定情赋》与晋陶渊明《归去来辞》、《闲情赋》前后之间有着直接的承传关系。     

抒情化·寓言化·表演化——建安咏物小赋探析

作为建安文学的有机组成部分，建安时代的赋作同当时的整个文学一样呈现出抒情化和小品化的趋势。在咏物赋的领域里，动物赋表现出较强的抒情化和寓言化倾向，静物赋受当时同题共作风气的影响，表演化的创作使其抒情性大大减弱，同时也助长了因袭与讲究形式美的倾向。动物赋与静物赋所表现出的差别体现了审美移情说的一般规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