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晓沧与国立浙江大学

从1929年8月应邀到国立浙江大学任教,至1950年10月国立浙江大学改名为浙江大学,整整21年间,郑晓沧为国立浙江大学的建设和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他辅助校长竺可桢办学,创建国立浙江大学教育学系并先后任教育学系主任、国立浙江大学教务长、代理校长、师范学院院长、龙泉分校主任、研究院院长等职。在抗日战争时期最艰苦的岁月里,他与学校不离不弃、休戚与共,为学校的发展贡献了自己的聪明才智。而郑晓沧在其教育实践中体现出来的教育思想,以及他为人处世中表现出来的敦厚谦和、尽职尽责、勤奋好学、积极乐观的情操和境界,不仅是浙江大学,也是我国高等教育界的一份宝贵的精神财富。     

浙江大学校歌之由来

1938年11月19日,竺可桢校长在广西宜山主持召开新学期第一次校务会议。会上,学校决定以求是为校训,并请国学大师马一浮先生制     

马一浮任教浙江大学始末

教授是大学的灵魂。浙大西迁时期,竺可桢校长积极物色名师学者,礼聘国学家马一浮来校任教。马一浮是著名文史学家、书法艺术家,被周恩来总理称为"我国当代理学大师"(马镜泉《马一浮传略》,见毕养赛主编《中国当代理学大师马一浮》,上     

试论马一浮新儒学本体之成立

马一浮综合运用跨文本诠释和融贯性诠释两种方法,以佛教哲学(尤其是华严宗哲学)的思想资源诠释理学的本体范畴,建立起独特的易本体观,试图将正统理学的道德本体改造为强调生化过程、认知能力的功能本体.这是现代新儒家改造传统儒学的积极尝试.     

国立浙江大学史地系

国立浙江大学史地系创立于1936年,初创时归属浙江大学文理学院。1939年8月,浙江大学文理学院分开,史地系归属文学院。该系自创设到1949年其所属的历史组停办、地理组改建为地理系,前后共存在了13年,由著名历史地理学家、教育家张其昀担任系主任。国立浙江大学史地系秉承学校通才教育的思想,在国内大学中率     

钱穆与国立浙江大学关系考述

钱穆(1895—1990),20世纪中国著名史学家、国学大师,历任燕京大学、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北平师范大学教授。1949年后在香港创办新亚书院并任院长。1967年移居台北,任中国文化学院(后改名为中国文化大学)历史所教授、台北"中央"研究院院士。20世纪30年代,钱穆在中国学界已闻名遐迩。抗战爆发后,钱穆随北大南迁,在西南联大任教并完成了中国通史的扛鼎之作《国史大纲》,该书被定为全国大学用书而风行一时。抗战时期的国立浙江大学虽处僻远之地,但学校十分重视教学科研的发展,不仅延聘名师担任教职,还时常邀请学界名家     

心的澄明与物的超越——马一浮心物论思想述评

马一浮作为现代新儒家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其对传统心性学说的会通与圆融,力图消解内在的理论紧张;通过对心物的疏释和心外无物、与物同体的诠解,为其六艺论奠定了理论基础,对传统心性思想的现代转化具有创造性的贡献。     

文化抉择的儒学省思——马一浮文化哲学导论

从文化哲学的角度对马一浮的现代新儒学思想体系作出梳理和分析,可以总结出他的理论建构既依傍传统思想资源,又富于浓厚的时代气息。在其哲学文本的表象下隐藏着特有的逻辑构成,展布为从判教论、名相论、心性论、六艺论乃至证人论的马一浮文化哲学的总体进路。     

抗战时期的国立浙江大学化工研究所

1941年,经当时民国政府教育部批准,国立浙江大学化工系成立化工研究所,这是我国高校的第一个化工研究所,开创了高校化工系开展科学研究、理论和实践密切结合的先河。化工研究所成立当年便正式招收研究生三人,并由化学工程学家、教育家李寿恒教授任主任,苏元复、吴徵铠、侯毓汾等人任研究所指导教师。抗日战争期     

从马一浮再思士之为士

士在中国古代历史中,不仅有其特殊的社会地位,而且在文化上也有其特殊的意义与特殊的价值。当前学术界和普通民众对士的理解,基本上是一种社会学和历史学的理解。这种理解基本上是从士作为一个知识群体在历史上的表现和功能,即从“相”和“用”两个维度进行的,对于士之为士的“体”却缺乏深切透辟的体认。之所以选取马一浮作为省思士之为士的典型,不仅因为他在中国现代文化史上最孤寂、最笃实地恪守了士的精神,而且因为他对士的本质有与孔子不一不异的论述。     

比较教育在中大:早期历史

比较教育是教育科学的一门分支学科。20世纪20年代我国学者已经开始从事比较教育的研究,并出版丛书和论著。国立中山大学在全国率先设置比较教育课程,对比较教育展开系统的探讨,为比较教育学科的发展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西南联大的办学精神及其启示

1937年至1946年,西南联大在最艰苦的岁月里逐步形成了自己特有的办学精神,谱写了世界高等教育史上非常光辉的一页。它的办学精神具体可以概括为：忧国忧民的爱国主义精神、兼容并包的学术自由精神、教授治校的民主管理精神、自强不息的刚毅坚卓精神和注重素质的人文教育精神。这笔宝贵的精神遗产至今仍给我们诸多有益的启示。     

污渎之中的游戏:马致远隐逸文化精神探析

元代文人马致远的隐逸与东晋诗人陶渊明真正归于冲淡平和的隐逸并非完全相同。马致远在特殊的社会氛围中极力彰显道家隐逸文化精神,构成了元代文人"后陶渊明情结"的重要内涵,表现为在对污渎现实的参破和觉醒中,其人生观念与审美意绪的极力张扬,主体人格与生命意识的狂飙突进,不甘与无奈之中的游戏人生,代表着元代俗文学锐意创新的审美倾向。     

西南联大参与云南地方调查与建设述略

西南联大作为中国教育史上一所办学非常成功的大学,它曾与学校所在地的云南地方有非常良好的互动,其中之一即是广泛参与云南的地方调查与建设。西南联大专家教授们参与云南地方调查与建设,一方面使他们得以学有所用,另一方面也使云南地方的各项建设得到有力的推动,最终学校和地方实现了双赢。     

探寻传统文化与中医药学的契合点--访南京中医药大学中医文化研究中心薛公忱教授

中医文化热是中国传统文化热的一个组成部分 ;将中医药学置入传统文化大背景下进行研究 ,探寻传统文化与中医药学的契合点 ,不仅可以丰富和深化传统文化研究的内涵 ,而且对于认识中医药学的文化本质 ,促进中医药现代化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中医文化研究不仅具有历史价值 ,而且也具有现实意义。近年来 ,中医文化研究虽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 ,但同时也暴露出研究力量分散、精品成果匮乏等不足。从儒释道与中医药学互动关系角度开展中医文化研究 ,不仅弥补了传统文化研究的一项空白 ,而且为阐释中医药学的文化属性提供了一个新视角     

溯流探源寻本根——我校中医文化研究20年

自上世纪70年代末以来,我校开展了中医文化研究,至今已经历了分散探索--集体攻关--分散著述3个阶段,取得了可观的成就,并产生一定的影响,但也存在明显的不足和缺陷,有待总结经验教训,把这一研究工作提升到新的高度.     

少数民族大学生中华民族精神培育的实践方略

少数民族大学生中华民族精神培育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我们在实践中推进少数民族大学生中华民族精神培育,强调要以大学校园为主阵地和主战场,通过课程平台哺育、校园文化滋养、社区精神涵育和社会实践体悟,以形成少数民族大学生中华民族精神培育的整体合力.     

我国的语言教育与国家利益

我国的语言教育分为七种,无论哪一种都与国家利益直接相关。语言教育必须服从并服务于国家政治利益、经济利益和文化利益,语言教育的目的就是为了实现国家利益。在当今充满竞争的国际环境中,语言教育应该成为我国提高人的素质进而实现国家利益的重要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