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法国由封建割据到等级君主制度形成的特点

公元843年,凡尔登条约订立后,查理曼帝国的西部疆域发展为法兰西王国。“法国在中世纪是封建制度的中心,从文艺复兴时代起是统一等级君主制的模范”。中世纪初期,法国的封建制度发展得最为充分,封建割据的局面也最为严重。教俗封建主享有各种特权,割据一方,王权十分软弱。十一世纪以后,随着城市的兴起和发展,王权在城市的支持下逐渐强大起来,形成了等级君主制度的国家。     

法国封建专制时期督办官集团对城市的控制

督办官（ｉｎｔｅｎｄａｎｔ）集团是１６～１８世纪法国封建专制中央政府实行对地方统治的重要工具，它的出现顺应了该时期法国特定的国体、政体及其国家职能的基本要求。督办官的社会职能涉及行政、财政、司法和军事等各个方面，其中对城市的控制是其行政职能中的主要内容之一。督办官对城市自治特权的斗争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对城市采取外部强制措施，如向城市强征税款和镇压城市暴动等；另一方面是对城市采取内部渗透措施，如干预市政选举、修改城市宪章和清查城市债务等。通过督办官们的努力，封建政府在摧毁城市自治特权方面已取得了重大进展，这是法国封建专制集权统治发展与强盛的重要标志之一。     

思考路易十六——兼论法国大革命的起因

法国大革命之波澜壮阔为我们提供了从另一个角度去了解法兰西民族的途径,追求自由平等的热情让革命本身及其影响经久不衰。然而引发这场世纪变革的因素长久以来被认为是封建政府的压迫剥削,激起了平民的反抗,对路易十六性格的解读说明革命爆发的真正原因恰是封建体制下的税收特权,国王本人是希望通过民众的力量迫使贵族让出一些特权以解决政府的财政危机。     

行政民主探析

传统的政治学理论中只有政治民主而无行政民主一说。在我国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过渡的变革时期，理论界提出了行政民主的命题，惜乎语焉未详。本文首次对行政民主这一概念作出界定，论述行政民主是社会主义民主的组成部分。提出行政民主要求政府成为超脱于经济社会之上的公权机关的观点．以及从行政体制、行政决策、行政参与上保证行政民主的措施。     

英国王权的合法性基础及其发展

本文从权力的合法性基础着手，分析了英国王权的发展历史。指出，王权作为一种古老的政治统治权力，能够成为今天英国资产阶级国家机器的一部分，关键在于王权的合法性基础随时代的变化而发生了改变，不同的时代为王权提供了不同的合法性基础。在立宪君主制下，王权的合法性基础是国民意志，它是根据基于国民意志而产生的宪法而存在、发展的。在这种制度下，国王依宪法享有法律上的巨大权力，但同时这些权力的行使又受着宪法的限制。由于王权虚有其表，很多人对其地位和作用产生了怀疑，但这并未削弱王权在英国政治生活中的独特地位，只要它赖以存在的宪法基础没有改变，它就不会过时。     

中古英国政府对地方特权的政策初探

众多贵族特权领地的存在是中古英国地方自治制度的表现,但这种自治的性质需要重新评价。几个拥有高度自主权的特权领地都是特定军事、宗教或政治背景下形成的“特区”,不足以改变中央与地方关系的全局;大量由教俗贵族管辖的所谓“私有”百户区的存在,是王权封赏的结果,也是在中央官僚体制不发达的情况下采用委托治理方式的体现,并不是以牺牲王权为前提自发形成的。随着12世纪以后英国王权的进一步增强,这些地方特权受到严格制约,其滥用被有效遏制,王权还不断尝试突破既有的特权,使地方自治的实践日益成为王国统一政府体系的有机成分。     

无产阶级与法国近代民主政治

本文从百年法国大革命的长时段视角，论述了大革命中的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民主政治的关系以及无产阶级斗夺的客观历史作用，从而揭示了法国近代民主政治建立过程的特点及其长期难以确立的原因．指出无产阶级的斗争对法国民主政治的确立具有两重性：既有推动、促进和巩固作用，同时也展示了资产阶级民主政治的两难处境，是资产阶级民主政治右转的客观原因．法国的民主政治是以过激行动巩固成熟果实的方式并通过民主制与帝制的交替达到的，它反映了大革命动力机制本身的复杂性与多元性。     

特权论纲

特权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是生产力发展到一定水平和私有财产制度确立后的产物;特权在历史具有多种形态,按其性质可分为经济特权,政治特权和文化特权三大类,封建社会结束以后,特权总的发展趋势是不断地被简化和受到越来越多的限制。社会主义条件下,特权现象仍然存在的原因是多种多样的,它包括直接原因,体制上的原因和更深层原因。要解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特权问题,就必须进一步进行经济,政治体制改革和加强民主法律建设。     

论新加坡秩序建设对中国行政体制改革的启示

秩序建设是新加坡行政体制的核心。新加坡通过民主机制下的权威政治、严格法治、行政权与决策权相分离这三个阶段的行政改革,建立了法治、廉政、民主、开放的行政制度。目前中国行政体制改革面临众多挑战,研究新加坡秩序建设,对全面深化政治体制改革具有重要启示。     

吉伦特派与法国的对外战争

１７９２年３月，吉伦特派代表法国正式向奥地利宣战。这场战争的目的在于捍卫大革命的果实，并抵御欧洲大陆封建势力对法国革命的干涉。吉伦派的主战动机主要在于巩固法国大革命的成果，希望借助战争消灭君主制，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并“把他们的革命信条传播到世界各地”。这场战争客观上粉碎了欧洲君主制国家对革命的干涉和在法国复辟君主制的企图，促进了法国大革命的发展；但对奥宣战过于鲁莽仓促，加上吉伦特派行动上的不果断，对法国大革命产生了一定的负面影响     

论中国式协商民主发展的四种形态

中国式协商民主是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人民进行革命、建设和改革实践中的伟大创造。在从统一战线到多党合作、从群众路线到人民民主的历史进程中,在处理和协调不同利益矛盾以及借鉴和创新等历史实践中,中国共产党通过独特的制度设计,推动了党际协商民主、党内协商民主、社会协商民主和公共协商民主四种形态的形成。前两者是领域的横向展开,更多体现的是政治协商民主;而从政治协商民主到社会协商民主、公共协商民主的演进则是层次上的纵向深入,展现的是协商民主从国家政治层面发展到国家-社会互动层面,再到国家-社会-公民互动层面的逻辑递进。中国式协商民主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成果之一,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的重要制度形式,也是对人类民主政治文明的独特贡献。     

从卢梭政治思想看现代西方的民主幻象——对政治现代性的一个批判

西方现代政治中的民主原则是在卢梭的思想中确立起来的。然而,由于私人利益与共同利益相互对立,从而个别意志与公共意志相互对立,卢梭的政治共同体是虚幻的,其公意是抽象的,政府和主权者之间是矛盾的,这反而证明了人民主权的不可能性。西方现代政治中的民主不过是一种政治幻象。法律不是主权者的共同意志,而是特殊意志的法律化。由于政府是具有自己的固有意志的独立实体,官员也追求自己的特殊利益,人民主权成为了抽象的权力并几乎被化为乌有。     

古典民主意蕴的新探究

民主在西方其实并非毫无争议的“正统”。无论是直接民主还是代议制民主都曾受到广泛批评,既有来自哲人的内在批评,比如民主带来人类鄙俗化,也有来自社会科学家的外部批评,如民主必然缺乏效率。许多人认为现代政治的成功靠的其实不是民主,而是法治或共和乃至市场经济。不过,试图为民主特别是古代民主辩护的学者依然不时出现,他们努力另辟蹊径,寻找令人信服的论证,回答这些批评,从内在和外在的各种角度发掘古代民主实践和理念资源的现代意义,提出了诸如民主的“表演-施为”模型、“知识经济”效率模式、“观看型民主”模型、“哲人公民”模型等。这些尝试相当有新意,有助于对民主理论及历史乃至一般政治思想史和价值论的深入思考。     

“气本论”下的“圣王之治”——黄宗羲政治思想的哲学探究

黄宗羲的政治思想一直以来就是众多学者研究的重点,他对君主专制的反思与抨击,让后世不少学者因此而认定黄宗羲的政治思想属于西方式的民主思想。这遭到了另一些持“民本论”观点的学者质疑。“本”“主”之争由此贯穿黄宗羲政治思想研究始终。这样的争论之所以难有结果,关键在于学者们把关注的重点仅仅放在其政治思想上,而没有去挖掘其思想背后的哲学根源。     

时代的“酵母”——普雷沃与18世纪法国“饥荒阴谋”说的建构

普雷沃对18世纪法国"饥荒阴谋"说的建构发挥了重要作用。1768年,他因揭发《饥荒协定》锒铛入狱,形成了关于"饥荒阴谋"说的一套完整的看法。大革命爆发后,普雷沃走出监狱,在革命文化的熏陶下,他对"饥荒阴谋"说进行加工、再造。此外,他还锲而不舍地向革命政府申请经济补偿,并将前任财政总监拉韦尔迪送上断头台,促使"饥荒阴谋"说得到最高革命权威的认可。普雷沃在"饥荒阴谋"说建构过程中扮演的角色表明,小人物在某种程度上也能发挥时代"酵母"的作用,在时代大叙事和人生小故事的交融中推动革命的发展。     

圣、圣王与圣人——儒家“崇圣”信仰的渊源与流变

在中国上古宗教文化中,"圣"的原初意义是听闻神命,"圣"人乃是通神之人。随着"绝地天通"的宗教和政治改革,"通神而圣"的身份为王者所垄断,王者成为"圣"王。春秋以降,伴随"圣"的德性化改造,儒家塑造出新的"圣王"与"圣人"。在王权政治下,对"圣王"的神性肯定与德性要求、道与势的冲突与调适,构成了儒家崇圣信仰的内在紧张。随着"圣王"理想的现实失落,儒家的"崇圣"信仰历史地落到"圣人"身上。     

“真理”与法兰西近代国家——以路易九世法律形象建构为中心

中世纪法国圣徒国王路易九世的法律形象以追求“真理”为主，其实质是将基督教理想移植到世俗王国的统治并用以规范法律实践。圣路易超越法条主义的法官形象背后，蕴含着中世纪神学家和法学家对司法中如何认识真相的思索。国王统治所需履行的宗教义务让世俗政权得以借用教会的“真理意识形态”，吸收罗马—教会法的资源，以调查和习惯法改造等手段改革法律秩序。圣路易时代的法国，法律制度迅猛发展，而他在其中扮演了积极的角色。这标志着“真理”与王国治理的结合，奠定了法兰西近代国家的精神和制度框架。     

论协商民主机制在中国环境法治中的应用

环境保护作为公共事务,需要一种公共治理模式,在公共治理中政府、企业与公民社会团体都不是也不应该是唯一的治理主体。环境协商民主机制是建立环境治理主体良性互动网络治理机制的最佳途径,是突破环境法律制度瓶颈的必然选择,是实现环境公共领域良好治理的重要保障。环境协商民主机制在环境法治中能够并应该发挥“造法”功能,为环境法的理念、原则和制度创新提供合法性基础。环境法治需要依赖环境协商民主机制,通过建立和完善相应的程序机制,保障政府、企业和公民社会团体以平等的身份通过民主协商设定各自的行动范围和有效边界,设定各自的权力、权利和义务的内容,实现环境公平正义。环境协商民主在中国还是一个新事物,应受到环境法学界的关注。     

转型社会生态视角下的近代法国激进民主主义崛起

激进民主主义在法国社会转型期的崛起不仅深刻地影响了法国的历史进程，而且也为人们对现代化过程中一种共性现象的把握提供了典型个案。应该说，激进民主主义与重农学派、立宪主义等思潮一样，都是作为应对当时法国社会转型困境的特定方案而面世的，而它能在与其他思潮激烈竞争的过程中最终胜出，成为左右法国大革命的意识形态，则是当时法国特殊的“转型社会生态”影响的结果。在现代化进程中，只有按照市场经济内在要求努力改善“转型社会生态”，才能够最大限度地约束激进主义的发展空间，有效防范激进主义运动在转型社会被激活的风险。     

诗意诱惑与诗意生成——试论勒克莱齐奥的诗学历险

勒克莱齐奥对“诗意的关切”首先表现为对语言诗歌性的探求,他反对经院式的僵化语言,推崇本源性的自然语言,这种语言与人的生命存在息息相关,是进入物质内部的语言。勒克莱齐奥作品的诗意性还表现为某种浪漫性,即在最细小、最寻常的存在中发现美的存在,从而获得生存的力量。勒克莱齐奥笔下的人物通常是社会边缘人,他们经受着种种生活的痛苦,但他们从来不会失去对未来的希望。最后,勒克莱齐奥创作的诗意性尤其与文本的可视性和可听性相关,即文本的绘画性与音乐性。勒克莱齐奥对语言原生性力量的探寻及诗意栖居的人生观赋予其作品深刻的人文关怀,也赋予其语言独特的表现力;勒克莱齐奥在思想与文字层面的浪漫性的双重闪现,对理想的坚守、对希望永恒的追求以及与自然的共鸣共生,赋予其作品盎然的诗意;而勒克莱齐奥笔下的词与词、词与句构成的关系及其节奏、色彩与音乐性是其作品诗意生成的重要源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