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启蒙时期苏格兰史学派的“推测史学”

欧洲启蒙时期,苏格兰史学派像大陆启蒙学者一样,把全部历史纳入研究范围,遇到一些不得而知或者不能确知的历史内容,就通过推测来解决问题,是为推测史学。它的产生有其合理性,其学术机制是:以自然科学超越神学、以演绎弥补经验不足、把共通的人性与特殊的环境相结合。它是启蒙学者对历史进行有哲学意味的探索,其表现方式是依据已有的历史知识对未知的历史领域进行推测,它不仅是对神学史观的超越,并且是后世科学史学的最初尝试。     

苏格兰启蒙思想中的“激情、利益与正义”理论

以大卫·休谟、亚当·斯密、哈奇森和弗格森为代表的苏格兰启蒙思想,其主流是情感主义的道德哲学。这种情感主义的道德哲学,与诉诸于理性主义的欧陆启蒙叙事大相径庭,也不同于之后在英国肇兴的功利主义,而是形成了一种具有独创性的思想路径。通过将情感主义引入到道德哲学,苏格兰启蒙思想家们为现代工商业社会提供了一种新的道德证成和文明界定,为早期资本主义的历史演进的正当性提供了理论辩护。“激情”“利益”与“正义”这三个核心概念阐释了苏格兰启蒙思想家对现代文明社会发生的主观机制以及人为正义的社会内涵所持的观点,是解读苏格兰启蒙思想之独特的分析理路和思想价值的关键。在古今之变这样大的历史背景下,苏格兰启蒙思想家们对“私利与公益”“商业与正义”以及“商业与文明”这类时代问题所给出的不同于传统的看法,对于应对变革时期的英国及苏格兰之转型,又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推测”语义范畴新解

推测范畴的本质并不是通常认为的“不确定性”,而是“主观性”,推测表达了人们对客观世界的主观认识,是对事件命题是否成真做出的主观判断。推测属于情态系统,而不属于语气系统,是“情态”这个大系统中“认识情态”的一部分。     

史学史三题

本文讨论中国史学史的三个向来有争议的旧题:中国传统史学与中世纪统治学说的相关度;所谓经史致用式的道德反思命题,与中世纪主流史学的相关度;倘若从历史学属于人文学科的特定研究对象之一的角度,它本身在中国的历史进程,怎么写,写什么,才算较为近似地映照中国史学已经消逝和尚未终结的整体面貌.旧话重提,无非为了自己NB341清问题,期使中国史学史的讲授或撰述,不再陈陈相因.     

“依法治国”方略的观念史解读

在观念层面上,依法治国方略的提出、确立和拓展,实际上是几代中国共产党人法治观念生成累积的结果,是一种观念的社会化过程。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人对法治的认知经历了由革命法制到要人治不要法治、由健全社会主义法制到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由全面落实依法治国到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等几个阶段的演变,这一过程既反映了人们对法治认知发展的辩证法,也凸显了中国共产党人不懈追求真理的光辉品质。     

蒙文通与中国史学史

蒙文通是20世纪一位杰出但被忽视的中国史学史研究者。他的中国史学史研究自觉地区别于梁启超等人的模式,具有主通、明变、贵识的特色。蒙文通与同时代中国史学史研究者的异同以及他本人思想的变化,深刻地反映了史学观念的更新对于中国史学史研究的重要性。     

口述史学与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史研究

口述史学方法是研究历史的重要方法之一,对于研究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史具有重要意义。该文结合口述史学的特性,分析了兵团口述史研究的现状,对兵团口述史研究存在的问题作了阐述,指出研究队伍中缺乏专门人才,研究范围狭窄,获取资料的方法科学性不强是存在的主要问题,提出要加强研究机构的合作,提高口述史研究队伍的专业化水平;在收集口述资料时尽可能保证其科学性,在研究时注意兵团口述史研究的范围及对象等。     

论英语中“可能性”意义的外显与内隐推测

分别使用情态动词、副词、形容词、名词等方式,推测了行为发生或状态存在的外显形式;同时还运用不定代词、动词、从属连词、-ing形式等方式间接而含蓄地表示和推测了行为或状态存在的可能性。     

佛教观念史的方法论传统与建构意义

作为研究方法的佛教观念史,缘起于西方史学理论的启迪;但它何以能兼顾学术传统与佛教特殊性、又为什么在佛教研究领域优于与它极其近似的概念史方法,则是有待说明的问题。优波提舍、摩呾理迦等佛教经典体裁,展示了佛教内部的观念史传统,作为学术用语的"观念"亦与佛经原意一脉相承。观念史方法产生于对哲学思辨和社会生活之中间地带的"觉察";而佛教观念史的提出,是基于对佛教整体性、复杂性、动态性的"谛观"。斯金纳与科塞雷克提倡的概念史方法皆与佛教研究有所抵牾;且与概念相比,"观念"更符合佛教重视的价值意义。观念史作为研究和解释的方法,有助于呈现"佛学"亦宗教、亦哲学的特质,避免刻画静态化、抽象化的历史,促进还原生活世界的具体情境。     

“纪念史学”视野下的俄国史研究

2017年是中国史学界和国际史学界的重要年份。该年度的学术活动反映了冷战结束近三十年后国内外史学的重要变动乃至转折。以俄罗斯为代表的史学家将1917年二月革命和十月革命统称为“大革命”,从正面给予评价。这一巨大的学术观点的变动也反映在欧美学界和中国学界。     

亚当·斯密和马克斯·韦伯的启示

亚当·斯密认为人类基于自爱和同情心而在社会经济活动中既具有“经济人”属性又具有“社会人”属性,马克斯·韦伯则从社会学角度论证了人的“道德人”属性。他们还研究了人的这两种属性的统一性和分离性。吸收和借鉴他们的研究成果,对于我们加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道德建设和实施“以德治国”战略。具有重要意义。     

斯密悖论与“能人”现象

斯密以利己心为核心的经济观和以同情心为核心的伦理观,被称为斯密悖论.通过对斯密悖论的伦理解读可以发现企业家精神的伦理层面,既有助于人们认识伦理文化对经济发展的反作用,也有助于中国企业家素质的提高和完善.     

历史与历史学新理解论纲

历史是现在以前(人类社会)的客观实在及其反映。一秒钟以前的也是历史。历史的二重属性为客观实在性与可知性,前者为根本属性。历史的结局和影响可以改变和补救。历史学是研究现在以前的客观实在及其反映的一门人文科学。史学认识主体的独创性思维即能动地"反映"历史,以论带史、论从史出和史论结合都不能全面地概括历史与历史认识的关系,因而都不能说是完整的史学方法论。历史认识主体在把握住大背景的前提下进行独创性思维,是历史研究的成果尽可能符合历史真实的正确途径和方法。历史学与自然科学差异的关键不在于能否证伪,而在于研究过程中因研究对象的不同而决定的史学认识主体独创性思维的发挥特点、程度的不同。史学家应该也必须关注史学理论的相关问题,史学家应该也必须关注现实社会和人生。21世纪历史学的使命是变历史学家们的历史学为大众的历史学。     

亚当·斯密与弗里德曼的比较研究

只有把《国富论》与《道德情操论》结合,才能完整准确地理解亚当·斯密的自由市场经济学说.亚当·斯密主张经济人要有道德自律,努力使公平与市场经济结合,承认政府干预的必要性.弗里德曼号称20世纪的亚当·斯密,但他提倡的完全自由放任、个人自由和私利至上、否定政府干预的市场原教旨主义思想,却误读和曲解了亚当·斯密学说.     

利己利他斯密问题的启示

通过对亚当·斯密<国富论>、<道德情操论>中关于利己心与经济人、利他心与道德人,即斯密问题的概要阐释,提出了对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有益启示.     

亚当.斯密和文明社会的四个隐喻

亚当.斯密在西方政治哲学史上居于什么位置,这是一个尚未得到充分讨论的问题。借助“公正的旁观者”、“经济-理性人”、“看不见的手”、“守夜人”等经典隐喻,亚当.斯密提出了一个有关未来文明社会的乌托邦。这些隐喻影响深远,黑格尔的“理性的诡计”、马克思的“自由人的联合体”、德沃金的“赫拉克勒斯”、罗蒂的“自由反讽人”以及诺齐克的“最小国家”等观念都可以在那里找到思想源头。不同于克罗波西、罗尔斯等人的消极评价,斯密应当在政治哲学史上占据某个核心位置。就“斯密的启蒙困境”而言,斯密从哲学伦理学向政治经济学转向,既符合其思想发展的历程,也符合其思想发展的逻辑。尽管他后期对《道德情操论》多有修订,但尚不足构成推翻其基本主张和从政治经济学向哲学伦理学倒转的条件。     

严复与亚当·斯密税收思想比较研究

19世纪末,中国面临亡国灭种的危机。为此,严复本着富强中国的目的将亚当·斯密的赋税思想引入中国。在赋税理论上,严复对英国议会掌握税收大权的税制理论赞成有加,但同时严复又用治人者和治于人者的思想分析中国皇帝征税、臣民纳税的合理性,这显示了严复思想的不足之处;在赋税原则上,严复对斯密的平等、确实、便利、节省税制四原则大加赞赏,主张中国税制采用平、信、便、核四原则;在赋税来源及用途上,严复与亚当·斯密都主张赋税在为国家提供财政收入的同时要惠及于民,但在赋税的来源上,尤其是在对工资征税的问题上,严复与斯密的观念又不完全一致。通过对严复与亚当·斯密税收思想的比较研究,可以看出严复对挽救晚清危局的贡献及其局限性。     

亚当·斯密的经济增长因素分析--亚当·斯密的经济增长理论研究之一

亚当·斯密的<国富论>以发展生产力、增加国民财富为中心,通过对经济、社会、政治、文化、历史以及伦理道德的多视角分析,全面考察了增加财富、发展经济的各种因素、途径和条件,在经济学说史上,建立了具有开创性意义的经济增长理论体系.本文从分工、生产劳动、资本积累和对外贸易等方面较深入地分析了斯密关于影响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阐明了经济的有效增长建立在供给与需求协调发展的基础上,揭示了斯密经济增长因素理论的现实意义.     

对"亚当·斯密问题"三个逻辑层面的解读

"亚当·斯密问题"有不同的逻辑层面.在个别层面上,斯密问题是他的经济与伦理学的关系;在特殊层面上,它是资本主义与资本主义伦理的关系;在普遍层面上,它是人类社会的经济与伦理的一般关系.在这些逻辑层面上,斯密问题经历了一个动态发展的历史过程.     

利玛窦及其对中国翻译史的贡献

阐述利玛窦首创中西结合翻译介绍西方科学文献的历史,首次将“四书”外译,开创中国典籍外译的先河,同时培养了许多翻译人才。以他为首的西方传教士的翻译活动,形成了中国翻译史上的第二次高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