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学复兴与大陆新儒学

制度化儒学的解体与现代新儒学的困境,促进了大陆新儒学的兴起,推动了儒学复兴思潮的出现。鉴于现代新儒家存在理论偏误,蒋庆提出政治儒学的理论构想,主张儒学的再度政治化,进而取代马克思主义的主导地位;受到海德格尔存在论的启迪,黄玉顺倡导生活儒学的体系构架,尝试回归生活本源重建儒家形而上学和形而下学;通过对传统儒学进行正本清源的疏解,李承贵认为人文儒学是儒学的核心内容,应将其确立为儒学的本体形态。反思当前儒学的复兴,有两点值得关注：一是明确儒学的现代价值,二是厘清儒学复兴的可能面向。     

疑古与重建的纠葛——从顾颉刚、傅斯年等对三代以前古史的态度看上古史重建

顾颉刚和傅斯年是近代学术史上的两个重要人物,彼此之间的分合固然饶有趣味,学术上的纠葛更值得玩味。近代学者对于三代及三代以前古史的怀疑或重建态度,多受到时势、个人学养及研究方法的影响,但是像顾颉刚与傅斯年这样相反相存则比较少见。通过考察研究上古史的时间、空间两个基本视角,可以发现二人在论证方法、对于史料的真伪与时代判定以及对于出土史料价值认识上的不同,更可以看出顾颉刚疑古背后的建设意向和傅斯年重建背后的怀疑态度,从而揭示出顾颉刚的疑古和傅斯年的重建之间的张力。而伴随着这种学术史回顾,也可以发现真正的怀疑精神尤其是证明对于重建上古史的作用。     

当代新儒学之新三统论

牟宗三先生在深切反省中国文化与哲学传统之下,认为要回应当前的时代课题,要建立新的三统以为中国文化与哲学往前发展的重要方向。牟先生的三统是道统、政统与学统。道统是重建中国哲学与儒学之正统地位,牟先生以两层存有论重建和发展先秦和宋明儒学之心性论,建立内圣之学为哲学之原型。政统与学统是新外王之道。牟先生改造传统之内圣直接开出外王的方式,由良知明觉之自我坎陷开出民主政治与科学知识之建构。这是三统并建的开展。本文申论牟先生及当代新儒学诸位先生在反省及重建传统文化所感受到时代课题中何以必要开出新三统之义理。进而反省汉代公羊学之通三统之说,与宋明儒建立之道统之意义,以见出新三统的重要价值。同时亦略陈述对当前若干学者所提的三统之论述,并加以批判的检讨,以明中国文化与哲学的时代使命所在。     

方克立与现代新儒学

在现代新儒学研究中,方克立自觉坚持科学立场、方法与态度,实现了对现代新儒家的批判超越.他在充分肯定现代新儒学在思想史上积极意义的基础上,指出其"内圣开新外王"的理论困境与中体西用文化观的落后性,批判其唯心史观及其阶级局限性.在研究现代新儒学的过程中,方克立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综合创新文化观,为推进马克思主义与中华文化的结合提供了有益借鉴.其现代中国"三大思潮对立互动说"及"马魂中体西用论"的提出,都与对现代新儒学的批判超越密切相关.     

后现代语境下的现代新儒学

现代新儒学的产生不仅有着中国传统文化的基础,而且有着西方近代文化危机的深刻影响。面对后现代主义思潮对现代性负面效应的批判,现代新儒学表现出了与之有同有异的价值取向。在后现代主义语境下,现代新儒学的这种状况显然是被动适应现代化的。辩证地看待现代新儒学的价值,并经过马克思主义来改造之是必要的。     

现代儒学的历史连接与时代意蕴——评《理学与现代新儒学》

正关于宋明理学和现代新儒学的关系研究,学界已有成果主要从个案出发,重点围绕代表人物来展开,如通过对现代新儒家思想渊源的分析、理论体系的建构来探讨其与宋明理学的理论关联。即使以二者的关系为主线也是从人物着手,因此虽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是也逐渐暴露     

景海峰先生的现代新儒学研究——《新儒学与二十世纪中国思想》评析

景海峰先生是大陆现代新儒学研究的著名学者,以坚定的学术立场、开阔的哲学视野和独到的思维方式,力图揭橥现代新儒学的发展轨迹和精神风貌。他对儒学近现代转型的深思、对现代新儒家学术思想的评判、对儒学未来走向的探究,在一定程度上深化了现代新儒学的研究视阈。在此意义上说,现代新儒学研究是解析景海峰学术思想的逻辑起点。     

现代新儒学与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会通

围绕着现代性、现代化这个时代的旋律,现代新儒学与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在会通中以此为契机点弹奏成两部曲:(1)就外在联系而言,二者共同寻求与现代性的契合并对自我身份进行认同识别;(2)就内在联系而言,二者在现代化进程中互动沟通从而为中国现代化及文化建设作贡献。     

新儒学对现代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

在儒家学说中,有一套极具道德伦理精神的经济思想,诸如“整体主义精神”、“良知”学说,“义利”观念等等。批判地继承这些思想,无疑将在一定程度上促进我国现代经济的发展     

秦汉法律的性别特征

秦汉法律不仅具有阶级性,而且具有性别性。这从秦汉时代法律的刑名、施刑、减刑、量刑及法律的断案精神等方面即可体现出来。其性别性不仅表现为某些情况下对男性利益的维护,而且表现为某些情况下对女性的体恤与宽容。其对男性利益的维护不外是男权社会对男性权利尊重的反映;而对女性的体恤与宽容,一方面是受到先秦时代法律性别观念的影响,另一方面与秦汉法律本身具有体恤弱势群体的精神有关,也与秦汉社会对女子生育功能的重视有一定的联系。     

焱焱炎炎 扬光飞文──秦汉绘画概论

绘画在秦汉时代已发展为美术最重要的门类之一。它在所反映的内容上,历史现实、神话传说、人间冥界、天象地理、山水植物、动物祥瑞无所不包;在表现技法上,发展了以毛笔为主要工具、以墨为主要材料、以线描为主要造型手段的各种手法及相关的各种造型观念;在画家构成上,以黄门画工、民间画工为主体,并已有文人投入画事。多种可利用的载体被利用于绘画,帛画、壁画、漆画、陶器画等,成为秦汉最有时代特色的画种。在秦汉绘画中,存在着文献绘画和出土绘画两种形态,存在着先帛后壁的发展线索和南帛北壁的分布格局。     

《通鉴》周秦汉纪史源问题

《通鉴》取材丰富 ,主要是对以往的历史文献进行鉴别取舍。将《通鉴》与先前有关文献进行比勘分析 ,对于研究《通鉴》的体例、史源、文献特点以及探索司马光的史学思想和文献学成就都是有意义的。     

关于秦汉农业的若干问题

秦汉时期,由于农业环境的优化、生产关系的调整、重农政策的实行和商品经济的剌激,农业生产迅速发展,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局面。耕地面积的扩大、农业科技的进步、农副产品的丰富及主要农业区的形成,是秦汉农业高速发展的重要标志。秦汉农业的发展,促进了秦汉社会经济的繁荣,奠定了中国传统农业全面发展的基础,对后世中外农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因此,秦汉农业具有重要的历史地位。     

秦汉文学流程的文化观照

本文是<商周文学流程的文化观照>的续篇,文中将继续追问一些文学史问题,诸如为何文化专制时代的颂歌体文学特别发达,为何"秦世不文"而后世的<过秦论>、<桃花源记>、<阿房宫赋>、<孟姜女哭长城>等等"谴秦"作品却成了文学名篇,汉武帝的"罢黜百家"与秦始皇的焚书坑儒有无本质区别,汉代巨史大赋的森林是在什么样的文化原野上生长繁茂的,表达了作家们怎样的文化追求和审美理想,"少而好赋"者为何又"壮夫不为",东汉张衡何以在登上了汉大赋的峰巅之后又转向了以山水田园和平凡人性为背景的抒情小赋等.作者认为,文学名篇的细读和内部研究非常必要,但滋养文学华林的文化的阳光雨露却只能作外部观察与考量,文学景观的兴衰存亡依赖于远比自身广阔得多的人间万象和天地风云.     

秦汉行政惩罚机制

秦汉行政法不仅规定了行政工作的职责和行政规范,对行政违法和失职的犯罪行为也有明确的规定,从犯罪形式上讲有赃罪、诈伪罪、擅为罪、稽缓罪、失职罪、失误罪等行为,从犯罪的内容上讲,涉及政治犯罪、职官犯罪、财政经济犯罪、司法审判犯罪、边防与军事犯罪、社会治安犯罪等行政工作内容的方方面面的行为。根据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行政犯罪行为的性质、情节及社会危害程度,规定了谇、笞等教诫刑,赀、罚金、赔偿、赎等财产刑,夺爵、夺劳、负算、免职、废职等权力刑,黥、劓、斩左止、斩右止、腐、耐、髡等耻辱刑,城旦舂、鬼薪白粲、隶臣妾、司寇、候、迁等劳役刑,磔、腰斩、弃市、枭首等死刑,行政处罚和刑事处罚交互为用,把行政惩罚与权力、责任和利益统一起来。依法规定了告劾、案验、鞫讯、判决、执行等行政惩罚的程序,对检举揭发的行政犯罪行为进行认真核实,判决做到过罚相当。秦汉行政惩罚机制对行政违法失职者起到了惩戒、预防、教育的作用,增强了官吏责任感,维护了公共利益,保障了人民权益,使社会经济和社会生活正常有序进行。     

秦汉夜间娱乐杂考

秦汉时代遵循"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日常生活秩序,对夜间活动实行禁止,但是夜间生活,尤其是娱乐生活依然广泛存在,且由于社会经济的发展,更加丰富多彩。秦汉时代的夜间娱乐生活有夜间出游、夜间宴饮、夜间游戏等多种形式。研究这些夜间娱乐活动有助于我们全面了解秦汉时代的社会生活、社会文明发展状况,追溯唐宋元明清夜间游乐活动的源头。     

秦汉时期私人藏书考论

秦汉时期,特别是汉代,我国私人藏书在先秦基础上,得到了相当的发展。汉代宽松的文化政策,国家的长治久安,经济的增长繁荣,加上统治者对书籍文献的重视,开献书之路,建藏书之策,置写书之官,定校书之制,设专司机构,尊儒重经,明经取仕,兴办太学,鼓励私学,刻立石经,开辟书肆等等,所有这些,不仅为私藏营造了良好的氛围,而且也刺激了私人藏书,加之造纸技术的发明和改进,遂使汉代私人藏书持续发展。汉代官私抢救、恢复、整理、保藏、编撰、传播书籍文献活动,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其对传承中华文明贡献之大,无法估量。     

秦皇汉武之间的"儒"——兼论"焚书坑儒"与"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秦皇汉武之间的儒学、儒生、儒籍处于一种夹缝中求生存的状态,儒家学派更注重于器物层面上的发挥,表现出实用功利性的特征,发生了从儒学到儒术、儒士到儒生、儒籍到儒经、民学到官学的四大转变。这种转变自现实层面来说,仍然缺乏封建帝王实现治平的实践模式,只是发挥了教化和缘饰的作用。自儒学自身发展而言,偏离“道”而求延续的生存方式提升了其学说的地位,使儒学资源在两汉时期得到全面整合,并初步探索了与其他学派融合的途径。     

秦汉帝王顾问官制度

秦汉建立了君主专制体制下的顾问官制度,帝王依法在自己的周围设置了太中大夫、中大夫、谏议大夫、光禄大夫、侍中、中常侍、散骑常侍、议郎、给事中、博士等一批顾问官,皆为皇帝钦定,临时差遣,大多为兼职,无办公衙署,在宫廷内或宫廷附近"待诏"或值班,位卑权重,出入禁中,侍从帝王,随时听候帝王的咨询。帝王通过"召对"、"论议"、"集议"等形式,广泛咨询顾问官的意见,充分发挥顾问官的"论思献纳"、"拾遗补阙"的职能。秦汉帝王顾问官还奉诏出使,赈济灾民,班宣风化,举实臧否,了解民情社意,为帝王提供决策信息;又精研儒家经典,撰写历史著作,整理图书文献,探讨历史发展规律,为帝王决策提供政治智慧。秦汉帝王顾问官制度加强了行政权力的制约与监督机制,保证帝王既"兼听"大臣意见,又能"独断"大政,使君主专制政体下的权力运作正常有序进行,不仅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帝王决策的科学化和民主化,而且极大地影响了秦汉以后君主专制体制的完善和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