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西湖吟社产生的时代背景及特定文化精神

西湖吟社产生的原因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社会经济方面，经济的繁荣发展使得人们的生活水平得以提高，在满足物质方面需要的同时，人们则更多的关注休闲娱乐文化的需要。于是在这种经济条件的基础上以及这种市民娱乐文化的氛围中，各种诗社和文会则应运而生。二是社会政治方面，宋朝重文抑武政策的贯彻实施以及宋代文人极为优厚的经济待遇，使得文人士大夫有更多的闲暇和雄厚的经济实力来承办各种词社的活动。三是社会文化方面，文学上的自然趋变造成了“南宋有无谓之词以应社”的局面，同时士人群体意识的逐渐增强，也成为促进西湖吟社产生的重要条件。     

论元代两大文人集团

元代文人集团，突出的是诗社和书会。这两大文人集团都是元代特定的社会政治、经济、思想文化土壤培育的产物。但二者在组织形式、成员构成、性质功用、价值取向和创作成就上均大不相同。诗社成员面对时代巨变，总体上持自我封闭、消极退避的心态，始终未能超越传统价值观念的樊篱，未能迈出文人生活的狭小圈子，因而在创作上多是模拟前人，成就不大。书会成员的价值取向则表现为多元化的特点，他们生活在一个多民族文化碰撞、融合的交汇点上，能从僵化封闭的传统价值体系所构建的狭小精神空间中解放出来，在与下层人民的结合中，共同创造了元杂剧的灿烂辉煌     

复社与明末清初江南地区衿绅势力的盛衰

复社是以衿绅阶层为主体成员的文人结社,因此衿绅阶层力量的强弱及其特点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复社的行动理念和模式。本文以明末清初江南地区衿绅势力的盛衰为背景动态地考察复社的活动．揭示出复社的影响力正是明末江南地区衿绅力量发展的集中体现,而清初这一地区衿绅力量的衰弱则必然导致文人结社的衰变。     

论文学与江南私家园林之关系

江南地区明净秀丽的水之气息和声色形态赋予其地区园林深刻的思想内涵和文化意境,使其在文学发生、创作以及文人生活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园林景色不仅激发文人的创作灵感,更成为了文人寄情言志的载体。作为文化典型的文人士大夫们亦喜爱造园、说园。以园林为场域发生的文学作品数量丰富,文人聚集与此而创作的文学作品数量亦相当可观。反之,文学的发生和发展也在一定意义上赋予了园林自身所不具备的文学意境。本文对文人在园林中文学创作、园林对士人心态的陶冶等问题进行探究,力图在重现这一时期私家园林和文学互动图景的同时,展示文人笔下的江南私家园林真实风貌。     

论乐府古题《豫章行》及其流变

《豫章行》现存汉唐时期的文人拟作共9首,其流变特点是：主题上所写的时事与古辞＂伤别＂主题保持着若即若离的关系;在语言形式上,显示出明显的文人化倾向。这些特点,体现了文人拟乐府创作的基本规律,说明文人拟乐府是介于音乐与文体二者之间的创作行为,在其文化功能上既有音乐文化因素,也有文体意义的性质,六朝许多文人诗歌范式就是在拟乐府的创作机制中逐渐形成的。     

左思《三都赋》与西晋文坛风气

左思以诗作享誉百代,却以创作《三都赋》震动西晋文坛。从《三都赋》的创作、面世到引发“洛阳纸贵”的震动,反映出西晋文坛一代风气：其一,西晋统一的短暂繁荣激发起文人创作大赋的巨大热情,消歇数百年后,大赋又进入了繁盛时代;其二,都城洛阳迅速形成一个庞大的文人集团和诗赋创作中心;并兴起一种文人结集、相互标榜,以赋赠答,以写大赋为荣的文坛风气;其三,由于南北文化的交流、碰撞,西晋文坛盛行争辩、品评之风;其四,文人自我意识的觉醒,形成了在赋创作上追求个性化的思潮。从风格讲,左思的赋作与诗作基本上是统一于“左思风力”的。     

徐火勃的《红云社约》与红云诗社 ——晚明文人雅集之一例

万历三十六年（1608）夏，闽中荔枝大熟，绛囊挂树，夕阳照射，满天红云，谢肇淛与徐火勃结餐荔会，组织红云诗社，徐火勃作《红云社约》。社友频繁聚会城中名胜，遍尝佳品，作品甚多。荔枝，具有很高的美学观赏价值，唐宋以来文人津津乐道，蔡襄为作《荔枝谱》，到明代已形成荔枝文化。《红云社约》是一篇有特色的小品。红云社是一个有浓厚地域特色的、很能体现文人雅兴的诗社。     

中国传统文人形象在英语世界的 建构与价值观念传播

文人是中国传统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文化发展和社会进步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在很大程度上扮演了知识传承者和道德守卫者的角色。中国文学中有大量由文人创作、刻画文人形象、表现文人生存状态和人生理想的“文人主题”作品。通过对《儒林外史》在英语世界的传播与中国传统文人形象在英语世界的建构进行考察可以发现，中国文人形象的建构是中国形象建构的重要组成部分和有力抓手，对传播中国传统和主流价值观念具有示范意义。     

文儒之士复变之诗:论唐初江南文人的群体特征

江南文化和文学的发展与嬗变是唐代江南文学研究的重要内容。作为唐代第一代的江南文人,以虞世南、许敬宗为代表的文人延续了陈隋以来江南文人的宫廷文学之士的政治身份,同时又因家族文化和师学传承等因素影响呈现出学行兼备的文儒特征,从而展现出江南文人在唐初的变迁。受其影响,唐初江南文人的诗歌表现出复变相交的创作特征。     

中国古代文人的砚文化活动

砚作为文房四宝之一，是中国古代文人用以研墨的工具。但是，中国古代文人不仅在文学写作与书画创作中使用砚台，同时还将其视为收藏、品评与记载的对象。而中国古代文人之所以积极地投入到用砚、藏砚、品砚与记砚的文化活动中，其原因在于砚台是中国古代文人不可或缺的书写工具，并且藏砚、品砚、记砚的活动可以使他们在身心俱疲时得到放松。     

《梁书》《陈书》舛误辨

《梁书》、《陈书)历经千年,传抄过程中难免造成文字差错,后人直接引用,必然与事实不符。文章对这两部史书里面自相矛盾、不能自圆其说的时间、地点、人物、事件进行了考证,对错误之处作了剖析,并参照有关史料予以纠正,有助于正确把握梁陈史实。     

党的新闻事业性质观念发展述略

自建党以来 ,中国共产党的新闻事业性质观念大致经历了四个发展阶段。第一阶段 ,认为新闻事业是政党宣传工具和阶级斗争工具。第二阶段 ,认为新闻事业是政党宣传工具、阶级斗争工具、社会舆论工具。第三阶段 ,认为新闻事业是无产阶级专政工具。第四阶段 ,认为新闻事业是政党宣传工具、社会舆论工具、大众传播工具     

论散曲对元杂剧形成的重要作用

散曲的套数成熟在前 ,对元杂剧的形式有重要作用。后为元杂剧的唱曲起了定型作用 ,并为之提供了基本的乐调和曲牌 ,奠定了本色美的艺术特征。元杂剧的形成 ,从体式到风格 ,皆与散曲有密不可分的关系     

论译者的风格意识

在翻译的过程中,作家的风格是可译的, 为了得到最佳的译文效果,译者必须具有强烈的风格意识.文章分析了在翻译实践中,特别是在文学作品的翻译实践中,译者的翻译观点、目的以及采用的翻译手段对其译文效果所产生的影响,并且指出虽然受到原文的限制,译者也应该发挥主观能动性,选择符合自己口味的文本,并以原文风格为基础,追求与之相适应的译文.     

试论《围城》的审丑意蕴

《围城》包孕着丰厚的审丑意蕴,钱钟书先生把他对中西方化、对人性以及对社会的畸形、片面、病态及丑陋的的揭示,真诚地奉献给读者。这些对文化、对人性及对社会生活的审丑的新的纲领,极大地扩大了文学表现的感觉空间和思考空间,让读者睹见作家对中国现实生活、精神文化生活和人性善恶的严厉的审视乃至洞穿,从而反复引发人们的审美体验,这其实正是《围城》被认为是美的文学作品的原因之一。     

从党的先进性视角解析苏共亡党教训

苏共亡党的原因很多 ,但最重要的是没有按照党的先进性来建设党 ,从而失去了它作为无产阶级先锋队的作用 ,削弱乃至丧失了执政的能力 ,最终葬送了社会主义事业 ,也葬送了党的自身。从党的先进性视角 ,解析苏共亡党的深刻教训是有借鉴意义的     

工业遗产的技术消费价值认知

技术消费是技术品、技术服务进入消费领域的主体经济行为和个性创造过程。如果把工业遗产看作是工业文明的历史凝固物,那末工业遗产的技术消费遗存编码就构成了他的精神内核和遗存标志符号化系统。从技术消费角度解读工业文明的孑遗,从技术消费价值认知过程探索工业文化遗产的价值内涵将是一个有学术前景的方向。     

政治运行法治化是我国政治文明建设的必由之路

当今我国大力推进民主政治,已成为构建现代宪政法治秩序的一项基础性工程.在我国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中政治运行法治化将是我国政治文明建设的必由之路.     

论从实践理解世界的物质性和自然世界的先在性

马克思主义唯物论是一种物本主义形态的唯物论,还是一种超越物本主义形态、从实践理解世界的本质相关问题的实践的唯物主义的唯物论？这是一个我们必须搞清楚的有关马克思主义唯物论的本质规定性和精神实质的重大问题。在考察物本主义的唯物论及其思维方式的局限性的基础上,揭示了马克思主义唯物论是现代的、实践的唯物主义,并重点研讨了马克思主义唯物论关于从实践理解世界的物质性和自然世界的先在性的原理,以期为马克思主义唯物论进一步阐明人类世界的实践性原理奠定基础。     

略论行政人格评价机制创新

作者认为行政人格的不如人意,确实正在严重地蚀解着政府在群众中的信誉。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在于对公务员人格评价机制实现创新。创新的要件是形成多向性的、公众可参与性的全面的评价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