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史思维与时代性意识——论中国“通俗史学”发展的源流、路径及意义

学界对中国“通俗史学”研究的重要分歧在于对史学“娱乐化”（作品）的理解与接受,辨证该问题需从中国“通俗史学”自身的发展史及其学术功用之实践入手。从中国“通俗史学”发展的渊源来看,其历程至迟于唐代已开始,这个历史过程可以20世纪初“新史学”的提出为界,分为两个大的阶段,不同阶段表现出明显的时代特征。从“通俗史学”普及历史知识、延伸正统史学社会功能的角度看,中国“通俗史学”的发展有两条路径,一条以通俗历史读物等简化正统史学的形式为主,一条以讲史等娱乐性活动的形式为主。历史地看,两条路径下的史学“通俗化”发展均促进和实现了历史意识及史学意识的深化,延伸了史学本身在教化、教育等方面的社会功能。因此,当下的“通俗史学”研究应以时代意识来重新定位史学“娱乐性”作品。     

颜元的实用思想初探

颜元是明清之际出现的一位以强调“习行”、“践履”而著称于世的伟大思想家。他“目击明季诸儒,崇尚心学,放诞纵恣之失,故力骄其弊,务以实用力宗。”在我国学术思想史上别出一派,独树一帜,倡导实用之风。     

史学编辑应有经世致用思想

经世致用,是中国史学的一个重要传统。何谓“经世致用”?“经世”,《辞源》的解释是:“治理世事。《抱朴子·审举》:‘故披洪范而知箕子有经世之器,览九术见范生怀治国之略。’”“致用”,《辞海》解释为:“尽其功用。《易·系辞》:‘备物致用,立成器以为天下用。’今作付诸实用之意。”按照上述释义,史学经世致用,就是让史学实用于治理国家大事,服务社会。这一思想很重要,它既体现了治史的根本目的,也包含了史学的社会功能。作为史     

关于史学走出“危机”低谷的历史反思

本文认为，传统史学的经世之功，既使史学有其存在的价值和极强的生命力，也是我国传统史学长盛不衰的根基所在；当今史学脱离现实的远因是乾嘉考据学派遣风的熏染，近因则是“文革”时期大批“影射史学”的影响；欲使史学渡过危机，关键在于克服当今史学严重脱离现实的弊端，弘扬经世传统，使史学“知有今务”。     

晚清赣南社会“边缘化”述论——土地革命前赣南社会状况分析

晚清赣南社会有三方面显著特征:一是社会风气败坏,盗赌之风甚炽；二是秘密社会猖獗,大量民众加入其中,形成“会匪”和“匪会”；三是一些地方宗族举族为匪.赣南社会也因此而呈现“边缘化”特征.所谓“边缘化”指两方面的含义:其一是赣南区域社会内部的“边缘化”,即边界地区出现社会风气败坏、秘密社会猖獗、匪情严重等现象；其二是赣南社会在经过清中期的相对安定局面后又沦为朝廷的“边缘”,成了“化外”之区.晚清赣南的这种社会状况一直到民国也没有改变,赣南仍然匪情非常严重.这样的社会状况,当然是统治者眼中的“边缘”之地,但也是孕育革命的最好温床.     

《诗经·鹑之奔奔》考释

<正> 《诗经·鄘风·鹑之奔奔》是一篇两章章四句的小诗。历代学者对此诗的分歧,主要在于“刺卫宣公”或“刺卫宣姜”的差别。当代学者比较公认的意见是“刺卫宣姜”,也有另作新说者,我们认为“刺卫宣公”之说可信。先看原诗: 鹑之奔奔,鹊之强强。人之无良,我以为兄。鹊之强强,鹑之奔奔。人之无良,我以为君。     

浅述《诗经》中的怨刺诗

怨刺诗都是些“变风”、“变雅”的作品,都具有很强的批判现实精神,在中国古代诗歌史上具有深远的影响。《诗经》怨刺诗中的“怨”并不仅仅是指怨刺上政,更有普通人民对日常生活之痛和人生感伤的“怨”,“怨”也包括恋人的相思之苦、征人的思妇之怨等;而“刺”则有责备、讽刺之意。     

渐江绘画艺术的典型图式研究

明清之际的中国画坛摹古之风盛行,明季遗民渐江自出新意,标立新貌。其绘画艺术的图式特征,因版画的刀刻线描、师法自然、承继先贤之因,呈现出"以线制形"的简淡之美;巨嶂式山水之美;几何化特质的秩序之美。渐江山水的面貌可谓独树一帜,从传统中来,又超脱于传统,从造化中来,又被赋予个人风骨。     

论唐代杂史、笔记中的史学批评

在中国古代史学批评史上,唐代史学批评显示出多种样式和不同的风格,有唐太宗对十八家晋史那样激烈的批评,也有刘知幾《史通》那样系统而全面的批评,还有散见于杂史、笔记中的批评。杂史、笔记中的史学批评,包含着作者们的史学意识与史学批评意识,以至于鲜明的追求信史的目标。其批评的对象,有关于史家言行、史书价值方面者,是谓史学批评之常态;也有关于学术门类、史学流变、学风转换者,则显示出史学批评的深入和特点。综而观之,唐代杂史、笔记中的史学批评呈现出极为活跃的面貌。     

先秦史学批评述论

本文认为,先秦是中国史学批评的萌芽阶段,探讨这一阶段史学批评的状貌,有助于理解中国史学批评的发展路径和特点。此期关于史学价值之认识,有鉴戒得失、惩恶劝善、可资施政、有裨修养四说;关于史书编撰要素,有“事”、“文”、“义”三方面的探讨;关于史家素质,确立了“学识渊博”和“书法不隐”两条“良史”标准;关于批评自身之审度,触及了广义论辩的目的和特征,并无意中揭示出“知人论世”之科学方法。此期史学批评还有三个特点:往往与综合性学术批评混在一起;深受儒家学说影响;极为关注史学的政治功用而未重技术方法。     

孔子史学思想探析

从现代史学的角度看，孔子史学思想的特征表现为：以民本主义为核心的人文史观，以“《春秋》之义”为形式的史论结合方法，以“训诲史学”为宗旨的史学目的意识。孔子的史学思想奠定了中国历史学科的基本模式，并高出了希罗多德的史学思想，甚至在某些方面就是整个古希腊的史学思想也无可比拟。     

“清远有礼”是傅玄树立的德目

本文认为“清远有礼”作为臣节是晋朝散骑常侍傅玄上疏朝廷要求树立的德目。清浊之争自东汉以来成为政权上斗争的焦点,社会公认“清”是正直官僚、士子的形象特征,“浊”是宦官佞臣的标识,“清远有礼”是对直臣全面的道德要求。傅玄认为,“举清远有礼之臣”不仅有利于朝廷做到“教化隆于上,清仪行于下”,而且也有助于改变曹魏政权以来朝野盛行的“虚无放诞”之风,有助于巩固仁义道德之礼防     

试析画像石和儒学的关系

儒家经学思想倡导“仁”政和“德”政,极力推崇孝亲的行为。儒学思想体系在汉代社会居于统治地位,汉代“以孝治天下”,统治阶级也极为推崇孝的思想和行为,“举孝廉”制度就是这种思想的产物,这导致了汉代社会厚葬之风的盛行。厚葬之风也导致了汉代画像石的繁荣,汉画像石是汉代艺术的重要组成部分。可以说,厚葬之风是汉代画像石艺术兴起的原因,而厚藏之风的思想根源则来源于儒家经学思想,因此,对于探询画像石艺术产生的最终的思想根源来说,儒家经学思想不能不说是最重要的一个方面。     

20世纪史家对“通史家风”的继承和发展

20世纪史家继承了“通史家风”这一史学传统,并予以发扬光大。第一,将“通古今之变”的通史精神发展为探索历史规律;第二,将“范围千古、牢笼百家”的通史撰述规模扩展为全方位地反映历史进程;第三,以激励民族爱国情感、增强民族凝聚力,取代了以史资治的经世致用思想。这反映了现代史学与传统史学之关联。     

语嵩和尚的禅学特点及其历史影响

语嵩和尚是明季著名的临济大师,他在黔中创建禅寺,培育弟子,开辟丛林,制立清规,弘教开宗,接引信徒,大畅宗风,与学士文人往来唱和,同名增大德共参“教外别传”之旨,慨然以中兴样亲佛教为己任。其之《语录》吐辞见道,言言透宗,深得破山精髓;其之棒喝,直捷讯猛,振聋发聩,远承临济遗风;其之行化,遍历川黔滇湘江浙诸省,卓然冠映西南,因而深受当时海内佛教信众及社会人士的尊仰与钦敬,被后人称之为“宗门龙象”、“大善知识”。语嵩和尚的佛教活动对明季中国佛教特别是贵州掸宗佛教的发展做出了杰出贡献。一、语嵩生平传略语…     

一段历史奇案的新释——读《刺马案探隐》

被世人称之为“清末四大奇案”之一的两江总督马新贻被刺似乎早已有了公论 ,其原因大致有下列说法 :一是马新贻通“回匪”张汶详为之不平 ,决心刺杀马新贻 ;二是马新贻因审理江苏巡抚之子于惠衡致死人命一案 ,造成“督抚不和” ,招致杀身之祸 ;三是马新贻力剿海盗 ,张汶详为友出头 ,刺杀马新贻 ;四是马新贻“渔色负友” ,张汶详为友复仇 ,刺杀马新贻。特别是一些小说的出版和戏剧、电影被搬上舞台、银幕后 ,人们几乎忘记了前三种说法 ,而对马新贻“渔色负友”被刺深信不疑 ,几乎成了铁案。由何兹全先生作序 ,山东青年学者高尚举撰写的《刺马…     

高校学报史学编辑素质浅议

史学编辑在高校学报编辑活动中居于自己的重要地位。首先，由于史学自身的特殊性及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研究目的，要求史学编辑首先必须具有较高的政治理论素养，能够甄别出史学研究中的唯心史观及违背社会发展规律的研究方法，归还历史的本来面目。其次，史学编辑还要具有强烈的精品意识，要做到这一点，就要求史学编辑“德”、“才”、“学”、“识”全面发展，以实现“编辑学者化”的目标。再次，史学编辑还必须具有一支过硬的笔，以便使史学论文既有其科学性、思想性，又有广泛的可读性     

梁启超与中国社会生活史研究

作为近代中国“新史学”的拓荒者。梁启超一生史学著作等身,史学思想博大精深．在史学诸多领域均颇有建树,其中社会生活史研究即为其中之一。他高度关注社会生活史研究．将其视为“国民史”研究之核心;在研究范围上他主张以人类社会全体作为研究对象,在研究内容上他主张将政治生活、经济生活、文化生活作为社会生活史研究的重点,在研究方法上主张多学科参与,并注重微观与宏观的相结合。梁启超开创了社会生活史研究的新天地,使其从传统史学中的“下里巴人”变成了现代史学中的“阳春白雪”。其关于社会生活史研究的很多真知灼见对于我们现在依然有借鉴价值。     

刘知几对史学批评的反思

刘知几是中国古代的史学批评大师。他对于初唐以前的史书、史家、史制和史体等等,均作了系统的批评,其成就之大,世所公认。刘氏之所以对史学批评进行反思,是由于史学批评中存在的严重缺陷深深触动了他,诸如“妄生穿凿,轻究本源”,“文饰其非”,“无其文而有其说”;①“各自弹射,递相疮痏”,“笑他人之未工,忘已事之已拙”②等等。这种批评上的谬误,“乖作者之深旨,误生人之后学。”③所以刘氏在进行史学批评的同时,也格外关注到史学批评的自我批判。     

宋代史学精神与史论诗

文史通融,富有历史学识的主体文化特征,使宋代士子可以把宋代的史学思想、精神渗透到史论诗的创作中。具体而言,受以史为鉴、探求治道的史学精神影响,宋代史论诗体现出强烈的史鉴意识,重视人在历史活动中的作用,尤其强调从君主角度探寻兴亡之因。注重史料选择,重在把握关系国家治乱兴衰、具有垂法训诫意义的事件与人物,题材选择具有典型性、趋同性。疑经辨伪、不拘成说的史学精神,使史论诗敢于怀疑传统经史之义,注重历史的细致辨析,表达己见,促成了翻案体的盛行。适应重建思想秩序的时代要求,伴随着新儒学的建构,宋代史学完成了指导思想的儒家化,以理观史成为宋代士子的着眼点,史论诗的内蕴也因此上升到哲学层面,体现出鲜明的历史哲学性质;多从义理角度评价人物,发明史义,在历史认知上有鲜明的道德化、义理化倾向;褒儒颂隐成为基本的题材倾向,特别是在探求义理时,始终以尊王为本,具有鲜明的正统意识,形成了强烈的褒贬之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