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我国目录学研究的几个问题

建国以来,学术界对目录学一系列重大理论问题进行了初步的研究,武汉大学和北京大学图书馆学系举行了多次关于目录学研究的学术讨论会,与此同时,《图书馆学通讯》、《图书馆》杂志和《武汉大学学报》上发表过一系列关于目录学研究的文章,对一些有争论的问题,发表了不同意见,讨论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是,文化大革命以来,由于林彪、“四人帮”在学术界推行文化专制主义和文化虚无主义,专业学术刊物停办了,武大和北大图书馆学系目录学课程停开达十多年之久,目录学研究工作几乎处于停顿状态,只有粉碎了林彪、“四人帮”     

深入探讨刘勰的美学思想

近年来,我国古典文学研究工作者,冲破林彪、“四人帮”设置的禁区,批判了他们推行的民族虚无主义,重新发表了一些研究《文心雕龙》的著作和论文。这些著作表明,目前学术界对刘勰和他的《文心雕龙》的研究,已经越来越深入,成果越来越显著,这     

深入探讨刘勰的美学思想

近年来,我国古典文学研究工作者,冲破林彪、“四人帮”设置的禁区,批判了他们推行的民族虚无主义,重新发表了一些研究《文心雕龙》的著作和论文。这些著作表明,目前学术界对刘勰和他的《文心雕龙》的研究,已经越来越深入,成果越来越显著,这     

张春桥的“全面专政”就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全面背叛——评《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

王张江姚“四人帮”是一伙资产阶级的野心家、阴谋家。伟大领袖毛主席洞察一切,及时地挫败了江青在四届人大召开前玩弄的“组阁”阴谋;接着作了关于理论问题的指示,号召全国人民搞清楚“列宁为什么说对资产阶级专政”的问题,警惕林彪一类上台。“四人帮”气急败坏,乱了阵脚,耍出了反革命的新花招。姚文元发表了《论林彪反党集团的社会基础》一文,抛出了“反经验主义为纲”的反党理论纲领。张春桥密锣急鼓,炮制了《论对     

当前文艺运动中的一个重要问题

毛主席发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已四十周年了。四十年来,几代人沿着《讲话》指示的方向成长起来了,产生了一系列誉满世界的文学艺术作品。可是,左倾思潮特别是林彪、“四人帮”制造的十年动乱,把人民的思想搞乱了。所以在由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创的伟大历史转折的时期,需要进行“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的广泛讨论,需要对一系列理论问题进行拨乱反正、正本清源的工作,还马克思列宁     

对处理若干历史问题的初步意见

翦伯赞同志是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是我国马克思主义的新史学的开拓者之一。翦伯赞同志从三十年代起,就努力学习、宣传马克思主义,并将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运用到历史研究中,使史学研究和当时的革命斗争结合起来。解放后,他更在党的直接领导下,坚决批判资产阶级旧史学,批判以苏联为代表的现代修正主义,为在我国建立马克思主义的新史学做出了巨大贡献。《对处理若干历史问題的初步意见》一文,是他在一九六一年夏开始主编《中国史纲要》一书时,为我校历史系参加编写《纲要》的同志撰写的参考提纲,曾发表于同年十二月二十二日《光明日报》,后又有个别修改。在这篇文章中,翦伯赞同志就历史教学和研究中的一些重要问题,提出了自己的“初步意见”。这些意见与卓越的无产阶级文化战士郭沫若同志的《关于目前历史研究中的几个问题》一文、著名马克思主义史学家范文澜同志的有关讲话相配合,坚决批判了当时存在于史学领域中的主观主义、教条主义倾向和浮夸、浮躁等不正之风,对促进马克思主义的新史学的发展起了重大作用。在林彪、“四人帮”横行之时,史学领域是一个重灾区。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前夕,林彪、“四人帮”的黑干将戚本禹之流就给翦伯赞同志的《对处理若干历史问题的初步意见》一文,扣上了“反马克思主义的史学纲领”的大帽子。这完全是颠倒黑白,蓄意诬陷。今天,林彪、“四人帮”虽已揪出,可是流毒不可低估。翦伯赞同志当年谈的一些问题,至今仍为史学界所关心。因此,我们将这篇文章的最后改定稿重新发表,以供读者参考。     

论真理没有阶级性

真理究竟有没有阶级性?我国哲学界对这个问题曾进行过讨论。一九六六年以来,由于林彪、“四人帮”的干扰致使讨论中断,这个问题成了“禁区”。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一举粉碎“四人帮”以后,周抗等同志在《哲学研究》等报刊上发表的文章公开向此“禁区”提出了挑战,我们感到非常高兴,并写出自己的看法,参加这个讨论。     

社会主义文学的歌颂和暴露问题

《河北文学》六月号发表的《歌颂与暴露》、《“歌德”与“缺德”》,引起了全国文艺界的普遍注意。这两篇文章的发表,不是偶然的、孤立的现象,而是当前文艺界中仍然存在极左思潮流毒的反映。 在打倒“四人帮”之后,社会主义文学创作打破了过去的禁区,涌现了大量揭批林彪、“四人帮”的作品,暴露了社会主义社会里的某些阴暗面。对于创作中的这种新气象,有些人却很看不惯,总是窃窃私语,诬之为“伤痕文学”、“暴露文学”。《歌颂与暴露》一文公开指责:“现在有人不是把暴露的矛头对着敌人,对着林彪、‘四人帮’,而是对着社会主义,对着无产阶级专政,对着共产党的领导,对着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则”;并把这些作者称之为“暴露派” 《“歌德”与“缺德”》一文则进一步说:“坚持四个原     

怎样认识民族和民族问题的实质?——与丁汉儒同志商榷

怎样认识民族和民族问题的实质?这是一个值得讨论的问题。《西北民族学院学报》一九七九年第一期发表了丁汉儒同志的《论‘民族问题的实质是阶级问题’》(以下简称《论实质》)一文,对“民族问题的实质是阶级向题”这个命题提出了“再认识”,这是必要的。多年来,林彪、“四人帮”蓄意歪曲毛泽东同志的有关民族问题的论述,在民族问题上极力扩大阶级斗争的一面,搞乱了民族理论的研究。现在,必须拨乱反正,肃清其流毒。但     

如何看待党史上的两条路线斗争

关于两条路线斗争的问题,是林彪、“四人帮”在党史研究和编写中搞得最乱的问题之一。为了搞好党史的研究和编写,正确地宣传党的历史,发扬党的优良传统,提高党在全国人民中的威信,进一步澄清林彪、“四人帮”在这个问题上造成的混乱,是很有必要的。一、党史不是两条路线斗争史林彪、“四人帮”为了打倒党内一大批无产阶级革命家,为了给自己树碑立传,把党史篡改成了一部两条路线斗争史。在他们的笔下,我党从成立那天起便存在着两条路线的     

评《女法家吕后》

(一)《女法家吕后》是在什么样的政治气候下出笼的《女法家吕后》一文是原校大批判组写作的一篇“重点”文章,发表在《郑州大学学报》一九七四年第二期。一九七四年是“四人帮”积极进行篡党夺权阴谋活动的关键性一年。这一年,“四人帮”一伙为了掩盖其同林彪反党集团的不可告人的反动的政治联盟,反对周总理以及一批中央和     

史可法的评价问题

史可法,是学术界关注的历史人物。文化大革命前,在史可法评价问题上,学术界曾经展开过激烈的争鸣,后来,这种正常的学术活动,遭到了“四人帮”的凶残镇压。十几年来,史可法的研究和探讨,成了“禁区”。“四人帮”垮台后,学术界的春天来到了。去年下半年以来,我院先后召开了两次关于史可法的学术座谈会。会上,同志们各抒己见,畅所欲言,不同观点,互相争辩,反映了我院学术思想正在得到解放。现发表座谈会上两位主要发言人李廷先、秦子卿的两篇文章,以期引起对史可法的进一步的研究和讨论。——编者     

评义和团问题讨论中的一种倾向

“十年动乱”中,林彪、”四人帮”一伙打着“历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的幌子干尽了坏事,戚本禹题为《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的黑文煽起的腥风恶浪就是其中突出的一幕。近年来,关于义和团问题的讨论,不仅批判了戚本禹之流的谬论,而且深入到以前不曾     

学习刘少奇同志关于党内斗争的论述

刘少奇同志是我党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他写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论党内斗争》等光辉论著,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党的建设的学说,培养了整整一代革命干部和共产党人。可是,在文化大革命中,林彪、“四人帮”一伙利用我们     

苏联目录学理论与实践的总结——《目录学普通教程》评介

苏联莫斯科文化学院目录学教研室主任科尔舒诺夫教授主编的《目录学普通教程》是一部供苏联文化学院、高等师范学院、综合大学的图书馆学系或专业大学生用的教科书。本书的编者主要是多年从事目录学教学和科学研究的专家、教授,这部教科书是他们长期教学经验和科学研究成果的结晶。《目录学普通教程》由四个基本部分组成:第一部分是书目的一般理论问题,比较详细地论述了书目与社会、书目与政治、书目内部结构关系等;第二部分是书目发展史,研究整个     

关于用实践检验真理的几个问题

关于真理标准的问题,大家在讨论中已经发表了许多好文章、好见解,批判了林彪、“四人帮”否定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谬论,恢复了实践的权威。对于促进全党和全国人民的思想解放端正思想路线,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那么,如何用实践检验真理,这方面的问题虽然在讨论中有所涉及,但并未充分展开,尚待深入探讨。我们在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原则下,还要学会正确地运用这个标准去检验真理,彻底清除林彪、“四人帮”散布唯心论和形而上学的流毒,以便更好     

试论有关历史主义的几个问题

近十多年来,特别是在林彪、“四人帮”横行的日子里,史学领域里几乎见不到历史主义了。历史主义曾经被林彪、“四人帮”一伙诬蔑为“唯心史观”,甚至在史学研究中运用历史主义原则也被说成是一种罪过。这究竟是为什么?在林彪、“四人帮”相继垮台之后,在他们的反动本质被充分揭露之后,这个问题便找到清楚的答案了。然而,问题并没有完全     

芍陂工程的历史变迁

安徽地方史志的研究内容异常丰富,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诸方面都有许多值得探讨的问题。以往,安徽地方报刊曾经发表过不少资料文章,但绝大数侧重于地名考证、典故小识和历史资料的蒐集,而对历史过程中带有规律性的问题则较少接触。近些年来,由于林彪、“四人帮”的干扰破坏,地方史志的研究工作完全处于停滞状态。现在“四人帮”已被粉碎,各条战线都在快马加鞭,大干快上,我们安徽地方史志的研究     

拨“样板戏”创作之乱

一九七七年二月十三日,文化部批判组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还历史以本来面目》一文,对江青掠夺八个革命文艺作品成果的罪行进行了全面的揭露。当时,由于刚刚打倒“四人帮”不久,有些理论是非来不及澄清,因此文章仍把这八个作品视为“样板戏”,没有从反面指出它们的问题,《人民日报》编者按还指出“要正确地总结革命样板戏的经验”。 今天,在我们公开批判林彪勾结江青炮制《纪要》的时刻,有必要用实践是检验真理唯     

哲学战线上“三次大斗争”应当重新评价

在林彪、“四人帮”一伙的那个“理论家”授意下,一九七○年十二月二十九日的《人民日报》上,刊载了一篇《哲学斗争与阶级斗争》的文章,把关于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问题、思维与存在有没有同一性问题、一分为二与“合二而一”问题的争论,定为建国以来哲学战线上三次原则性的大斗争,并把它与复辟资本主义的修正主义路线直接联系起来。这样,不仅杨献珍同志成了“叛徒”,而且为党内最大走资派在建国以来(即十七年)推行一条“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找到了理论“根据”。粉碎“四人帮”后,有的同志把三次争论中杨献珍同志的一些学术观点,仍然认作是机械唯物论对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一种干扰,说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