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君民关系之“取譬”省察民本思想

中国古代社会对君民关系的认识和处理,形象地表述为如下种种"取譬":君舟民水说、君原民流说、君为元首民为手足说、君心民体说、君山民地说、君亲民子说和牧民说。这些说法凸显了民在王朝国家存续发展过程中的重要性,以至于"民"被视为"本"。究其原因,不过是由于民能致力于"本业"即农业和民是国家的构成要素。如果结合君主在整个国家或政事中的主宰地位来看,"以民为本"便成为"以君为本"的工具性手段,民之重要就淹没于其卑微的身份地位中。然而,民又是影响江山社稷存亡的巨大力量,这就造成了君主对民仁爱、畏惧交加的矛盾心态。由此可见,中国传统民本思想与"以人为本"思想有本质之差异。     

明代重国重民轻君理论的形成与发展

明代,中国封建君主专制集权统治恶性膨胀。与此同时,以重国重民轻君为标帜的政治理论也在逐步形成、发展,成为一股为国为民和反封建君主专制集权统治的重要思潮,并对中国近代政治进程产生过积极影响。于谦、湛若水、黄宗羲成为不断推进这一思潮的代表人物。     

论梁启超《饮冰室文集》中国家概念的意涵

梁启超的国家论不是近代西方政治契约论,其基本前提假设是个人只有充分培养公共德性和与他人合作的群意识,发展组织才能,分散的个人才有可能重新集结成群,建立一个良善的现代国家,因而他忽略了国家是民众借以改变政治地位、经济状态的组织载体,未提出以新组织为载体组织发动民众改变中国经济、政治结构的学说。国家与国民关系而言,梁启超一方面主张中国未来的政体走向是民主政体,中国应该依靠大多数民众的力量建立现代国家;另一方面在现实中,他认为中国国民素质尚处于幼稚阶段,需要政治训练阶段以提高国民素质,这却是民主政体无法承担的任务。     

官商关系视野下的清末筹还国债

清末外债对政治经济诸多方面产生了巨大影响.对外债的排拒逐渐为社会各界所认同,尽快偿还外债被认为是摆脱列强对华控制最为有效的手段.商人团体在筹还国债过程中的主体地位逐渐彰显.在这一过程中,政府与民间社会,或者政府和以新式商人为主体的新式社会组织在利益诉求方面产生了复杂的博弈关系.清政府在外债政策上表现出无为倾向.商会虽然成为这场运动的主角,展现了社会动员能力,将筹还国债作为迫使清政府加速完政进程的法码,但是,现实却使他们处于两难之中,最终使这场声势浩大的爱国运动无疾而终.     

理想与现实:清季十年思想中的“民”意识

清季十年间,“民”被视为国家的根本和主人、国家兴衰存亡的决定性力量和社会变革的主要力量,在思想界的地位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提升。然而,回到中国的现实,不少人对当时之“民”能否承担这种责任表现出很大的怀疑。这使得晚清思想界中的“民”呈现名和实的分野,具有理想和现实两个层面。曾被寄予厚望的“民”本身也成为有待解决的新问题。因此而产生的“新民”主张又被认为缓不济急,使改变政府成为关注的问题。而“民”的素质问题至辛亥鼎革仍未解决,又遗留到民国。     

《史记》中的“民劳”“劳民”主题及其劳动史意义

《史记》除纪史外,亦有政论,其中表达了对社会史现象“民劳”的同情,对行政史现象“劳民”的批评。相关文字,不仅载录了社会生活史和行政管理史的重要信息,也是史学史和史学思想史的重要资料。唯物史观重视“劳动”的历史意义。“劳动”的重要意义不仅表现在人类初生的历史进程中,还对漫长的文明进步,包括生产革命、科学发明、文化创新等发生重要的作用。“劳动史”或曰“劳作史”应当作为历史学研究的重要学术方向。在这样的认识基点上理解《史记》有关“民劳”“劳民”的史事记录与政治批判,是有重要的文化价值的。《史记》所见帝王“其身劳于天下之民”的主张,也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以群为纲：《新民说》中“新民”概念考辨

1902年,梁启超《新民说》的发表,标志着近代政治概念“新民”的诞生。既有研究充分讨论了“新民”概念融合儒家传统思想与现代国民理想的特征,但未能解明梁启超提出“新民”旨在反思“合群”运动的重要意涵。19世纪末的“合群”运动是一场主张合群立会、整合四民的政治活动,但“合群”的理想在实践中最终演变为会党相争。梁启超理想中的“新民”,践行以“利群”为核心的新道德,试图建立具有匀质色彩的“群”。这不仅承袭了《大学》等儒家思想的传统,也意味着他构想出了一种由一及群、培育现代国民的理想路径。“新民”以群为纲的思想特质是基于“合群”运动的历史反思,终因梁启超个人思想的多变和20世纪初中国社会结构的分化而被弃用。但“新民”的概念内涵仍随着不同的历史事件和政治主张不断丰富和演变,其流播无远弗届。     

汉帝国嗣君之争与春秋史的书写

过去的历史之争即现实的权威之争,为强化集体认同,提供现实合理性、正当性,历史往往存在着一个记忆、恢复与创造的书写过程。汉初继嗣不明,嗣君之争给帝国所造成的威胁与祸患深刻地影响了春秋史书写,而春秋史书写也反过来影响了帝国政治。由于所处中央和王国视阈的不同,在嗣君问题上,《公羊》主张择权在君原则,《左传》主张太子优先性原则,而《榖梁》兴起于民间,受民间亲缘伦理和武帝末年巫蛊之祸影响,强调嗣君的天伦秩序,深刻影响了社会变革,下开魏晋六朝贵族社会之局。     

竹简《缁衣》与先秦君臣、君民关系索隐

搜检文献中孔子言论,与《缁衣》文句相印证;钩稽文献中君臣、君民关系之史实,与《缁衣》内容相印证,确知《缁衣》系孔子或其弟子据孔子旨意整理、润饰后的言论。这种言论系有感于春秋以前之君臣、君民关系史实而发,寄托了儒家的政治理想和治国策略。     

词史流变视野下的黄庭坚词

关于黄庭坚词的评价,在词史上呈现两极分化:陈师道、李清照等人对黄庭坚词多有推崇,陈廷焯等人却认为黄庭坚于词"直是门外汉"。若将黄庭坚词的评价放在词史发展的坐标中,采用共时性和历时性的方法,从学习民间文化得与失的角度加以研究和观照,探讨黄庭坚词在词体雅化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并以此更好地了解词史流变,把度北宋词坛创作及发展的微妙走向。     

从“君民共主”到“君主立宪”——以戊戌变法前夜康有为“孔子制宪说”为中心的考察

在戊戌变法之前,康有为的政治主张自"君民共主"转变为"君主立宪",其所持的"孔子制宪说"可为此转变提供解释。康有为的"孔子制宪说"源于其突破传统公羊学后形成的新的"孔子改制说",强调了孔子立制的根本性法规范地位。这一理论提出的背景,在于其为实现"君民共主"主张,于1895年提出的"议郎制"改革设想受挫。面对挫折,康有为继续坚持其"议郎制"的立论基础——"孔子改制"思想,又复受近代宪法理念激发,最终融铸传统"宪法"思想和"孔子改制"思想形成"孔子制宪说",以强化孔子的政治权威地位,突出孔子立法对君主的规范作用。"孔子制宪说"建立起了"君民共主制"与"君主立宪制"间的逻辑联系。"君主立宪"思想经康有为提出后在清末广为传播,成为清末政治改革的核心目标。     

水草与民族：环境史视野下的西夏畜牧业

畜牧业作为西夏的本业,为西夏社会的稳定和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但畜牧业的发展过程中出现的夏秋和冬春两个时段牧草的缺乏和相应的储备措施以及喂养牲畜时注意的事项值得我们关注;西夏在水源不丰富的情况下,政府和牧民通过凿井的方式进行牲畜水源的补给。西夏政府对此很重视,并对牲畜进行了合理而严格的管理。以上应对方式既有政府的法令支持,也有牧人的精心照护,但通常是在政府的监督下,牧人进行牧养。     

清末官办邮政与民信局的关系研究（1896-1911）

1896年大清邮政成立,官办邮政与民信局进入了直接竞争时期。官邮具有管理者和经营者的双重身份,它以国家强制力作后盾,制定出各种政策并采取各种措施排挤和打击民信局,表现在压缩其经营空间、业务空间、利润空间和查缉其私运邮件行为等方面,同时还积极向竞争对手学习,导致双方势力的转变,初步实现了在邮递事业上的垄断地位。官邮垄断地位的形成,是利用国家强制力实行行政垄断的结果。     

“全球转向”:全球视野下的医疗史研究初探

近十年来,欧美史学界有关全球史的理论、方法与实践的研究有增多的趋势.这些书籍的出版或许正可以反映当前西方史学的“全球转向(global turn)”,而这种“全球转向”的特色之一,即在于史学作品的“空间转向(spatial turn)”——或者说是史学跨越民族国家的领土疆界,朝着区域、大陆及半球等空间发展.目前历史学的几个次学科如环境史、社会史、性别史、经济史、医疗与科技史、物质文化史、外交史都多少受到这波“全球转向”风潮的影响.其中,医疗史如何放在全球史的脉络下来思考,值得我们进一步探索.有关这方面,西方医疗史已经有相当的成果,像是Sarah Hodges的研究.反观中国医疗史,目前仅见Vivienne Lo(罗维前)提出以全球视野来写作中国医疗史的诉求,她强调跨越社会、文化、地理边界及时间的知识与实践的传播的重要性.本文即在此脉络下,透过西方的全球医疗史研究的概况,来思考现有的中国医疗史研究成果及未来可能的发展.我们探讨的重点有二种:药物流通与疾病的全球史.总地来看,这波医疗史的全球转向,的确开展了过往医疗史研究未曾关注的课题.其中,全球视野是这些文章或专书特别强调的研究取向.然而,全球医疗史不必然就否认地方医疗史研究的重要性;反而更加强调全球与地方是如何相互地联系、交流、挪用、塑造、影响及产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