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下的在线社交媒体公众情绪挖掘

在线社交媒体是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传播信息和表达情感的重要渠道,洞察公众对新闻的情绪反应可以帮助公共卫生部门制定有效的风险沟通策略。本研究应用自然语言处理方法,对在线社交媒体新闻进行内容分类,并识别公众评论所表达的情绪,提出了适用于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在线社交媒体公众情绪挖掘方法。具体而言,本文以新冠疫情为案例,以微博平台为数据载体,分析三个具有代表性的官方媒体微博账号中有关疫情的新闻,识别出了8类内容,包括官方新闻发布、国内疫情进展、情感支持、新冠肺炎诊疗信息等。本文基于普拉切克(Plutchik)情绪框架,通过众包问卷和情绪词典构建了用户评论情绪的判别模型,进一步分析了不同新闻内容在疫情生命周期各阶段(发作期、遏制期、恢复期)对公众情绪的影响。研究发现,通过强调特定类型的风险信息可以调节公众情绪、提高公众风险意识,为风险沟通策略分析提供了实证基础。     

涉疫谣言新变体的负效应及数字治理之策

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以来，网络上各类与疫情相关的谣言呈几何级数增长，一些涉疫谣言新变体在数字技术的包装下，成为谣言治理工作的新难题与风险点，亟待相关主管部门逐步优化应对机制和治理策略。谣言发展的阶段大体可以划分为三个时期：潜伏蔓延期、发展高峰期、长尾回落期。涉疫谣言新变体的表现形式为：捏造聊天记录传播疫情谣言、“小号+大号”接力传播疫情谣言、利用造假视频传播疫情谣言、借助“科学”外衣传播疫情谣言。运用数字技术治理涉疫谣言，须建立涉疫谣言数字预警体系，建设涉疫谣言数字监管体系，打造主流舆论数字传播体系，使谣言失去滋生的土壤和生存空间。     

重大公共威胁情境下个体亲社会行为形成机制——以新冠疫情为例

现有研究对于威胁情境和个体亲社会行为的关系并未达成共识.对于两者之间的关系,本研究以新冠肺炎疫情为具体研究情境,从威胁情境的时间和类型两个角度填补了以往研究的空白,以内群体认同和关注他人为中介机制,提出重大公共威胁情境下影响个体捐赠意愿的双路径形成机制和相关调节变量.本文的研究表明,对于新冠疫情这种捐赠方和受助方同时面...     

基于竞争性信息传播模型的信息失真治理研究

网络谣言是由信息失真产生的不良信息，本文从微博社交网络谣言事件传播演化一般过程出发，研究谣言信息与辟谣信息的竞争传播过程，基于SIR模型进行改进，从系统动力学视角构建谣言信息和辟谣信息的竞争传播模型，并使用Anylogic软件实现模型仿真。实验表明，网民素养较高时，谣言信息的传播规模显著萎缩。节点接触环境中辟谣信息的接触权重较大时，能有效抑制谣言的传播。进而总结了研究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提出了提高网民素质、对网络节点的接触环境进行调控等网络空间不良信息治理建议。     

新冠肺炎疫情下公众数字化贡献行为研究——以短视频社交平台为例

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范围内造成了巨大的动荡和冲击,后疫情时代,人们开始反思如何利用数字韧性应对疫情及其他突发重大公共事件,其中,理解公众在数字韧性赋能中的行为变化成为重要问题。针对短视频社交平台如何赋能公众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带来的外界物理环境改变,具体探究公众数字化贡献行为,即基于动机理论的内外部视角,探究新冠肺炎疫情背景下非职业内容创作者短视频贡献行为的变化情况。利用新冠肺炎疫情这一典型的外生冲击构建自然实验,运用双重差分法识别短视频平台兴趣型用户为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带来的物理环境变化其内容贡献行为的变化情况,分析地区医疗水平和是否节假日的调节效应。采用平行趋势检验和安慰剂检验等验证结果的稳健性。研究结果表明,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非职业内容创作者的短视频贡献行为显著增强。利用动态时间效应分析发现这种增强效应呈现出显著的中期效应,但不具备短期效应和长期效应。低地区医疗水平会强化新冠肺炎疫情背景下非职业内容创作者短视频贡献行为的增强效果,而在高地区医疗水平下短视频贡献行为无显著变化;在非节假日时,非职业内容创作者的短视频贡献行为的积极增长效应更强,而在节假日时其短视频贡献行为变化并不显著。研究...     

公共卫生事件中社交媒体谣言扩散影响因素研究——信息响应视角

明晰公共卫生事件中社交媒体谣言扩散机理，是制定有效谣言治理策略的前提。本文基于社交媒体中“转发”和“点赞”两种不同的信息响应方式，以详尽可能性模型为研究框架，探究信息内容和信源特征维度下不同因素对谣言扩散的影响，构建谣言扩散行为模型，并利用新冠疫情谣言数据集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来源专业性和信息的社会影响力正向影响谣言的扩散规模和速度；在用户规避深层次风险沟通的心理驱动下，来源模糊与内容模糊均会提升谣言的点赞规模。此外，情绪会促进谣言扩散规模，且情绪总量与消极情绪的交互项显著影响谣言的点赞规模。基于此，谣言治理要建立完善的监测监控及预警机制，制定及时准确的澄清策略，营造健康良好的网络环境。     

新冠疫情风险下企业优惠券的低效及其应对机制

优惠券是企业常用的营销工具,已有研究一般隐含着低外在风险的常态市场环境设定,鲜有探究在高外在风险下优惠券对消费决策的影响。新冠疫情对经济发展和居民消费都产生了深刻影响,为激发消费活力,中国很多企业都推出优惠券活动,但在新冠疫情这一高外在风险背景下,优惠券究竟如何影响消费者决策值得进一步探索。基于信任理论,探索在新冠疫情下消费者对企业优惠券的兑换意愿,并探究消费者对企业的能力信任和善意信任的中介作用,引入信任线索作为调节变量,考察企业应该如何影响消费者对优惠券的感知和态度。通过新冠疫情期间真实的企业优惠券发放和兑换数据,初步检验消费者在新冠疫情期间的优惠券使用情况,结合情景实验明确新冠疫情风险对优惠券兑换意愿的影响机制以及信任线索的调节作用。运用Spss进行方差分析,采用bootstraping法进行中介效应检验,以验证研究假设。研究结果表明,新冠疫情风险会影响消费者对企业优惠券活动的信任水平和优惠券的兑换意愿。研究1a通过二手数据为新冠疫情风险负面影响优惠券兑换率提供了初步证据;研究1b结合情景实验再次发现,在新冠疫情风险下消费者对企业优惠券的信任水平和兑换意愿下降,能力信任和善意信任...     

重大公共威胁情境下个体亲社会行为形成机制———以新冠疫情为例

现有研究对于威胁情境和个体亲社会行为的关系并未达成共识.对于两者之间的关系,本研究以新冠肺炎疫情为具体研究情境,从威胁情境的时间和类型两个角度填补了以往研究的空白,以内群体认同和关注他人为中介机制,提出重大公共威胁情境下影响个体捐赠意愿的双路径形成机制和相关调节变量.本文的研究表明,对于新冠疫情这种捐赠方和受助方同时面对的公共威胁情境:1)潜在捐助者所在地的疫情严重程度对其捐赠意愿的影响没有显著差异.2)群体认同和关注他人具有相反的中介作用,其掩盖了潜在捐助者所在地的疫情严重程度对其捐赠意愿的影响;本地疫情严重程度一方面会增强个体的内群体认同继而正向影响捐赠意愿,另一方面会使个体减少关注他人继而减弱其捐赠意愿.3)威胁情境影响过程中,区域文化取向调节了内群体认同的正向中介作用和关注他人的负向中介作用.具体而言,相较于偏个体主义,当区域文化取向为偏集体主义时,本地疫情严重程度对于内群体认同的正向影响能够增强,对于关注他人的负向影响能够减弱.     

阈值型社交推介系统信息呈现方式对用户推介意愿的影响

基于框架效应理论,分析阈值型社交推介情境下,收益导向型和成本导向型信息呈现框架效应的差异性。应用实验研究方法,探讨信息呈现对用户推介意愿的影响机制。研究发现：收益导向型信息呈现更有利于激励用户参与推介活动,用户的感知收益和感知成本具有中介效应;成本导向型信息呈现与个体调节定向相匹配时,可以降低预防定向型用户的感知成本,提高预防定向型用户的推介意愿;收益导向型信息呈现与个体调节定向相匹配时,可以提高促进定向型用户的收益感知,降低成本感知,提高促进定向型用户的推介意愿。     

过度消费中营销方向对消费者后悔情绪的影响:责任归属的中介作用和自我控制的调节作用

2020年新冠疫情对个体消费观念产生了不利影响,与此同时各种营销手段也在不断刺激个体消费模式,个体实际消费超过真实需求,过度消费现象层出不穷。然而过度消费行为究竟是如何产生的,其引起消费者后悔情绪的作用机制和边界条件如何,现有研究尚未得出清晰的结论。因此,研究一采用准实验研究方法,首先探究营销方向是否能够对过度消费行为产生影响。结果表明:正营销对过度消费行为存在促进作用,而逆营销对过度消费行为存在抑制作用。在此基础上,研究二以归因理论为基础,构建了一个被调节的中介效应模型,探究过度消费行为发生后,营销方向对后悔情绪的影响。结果表明:(1)责任归属在营销方向与后悔情绪间起中介作用:逆营销使消费者更倾向于内归因,后悔情绪得以增强;而正营销使消费者更倾向于外归因,后悔情绪得以减弱。(2)自我控制不仅能够调节责任归属与后悔情绪之间的关系,同时也能调节责任归属在营销方向与后悔情绪之间中介效应的强度。     

初始信任对个人互联网理财使用意愿的影响研究--兼论性别、受教育水平等因素的中介效应与调节效应

互联网金融飞速发展,其中以余额宝为代表的货币基金类理财产品最为引人瞩目。以行为理论模型为框架,初始信任为研究出发点,引入性别、受教育水平、使用经验等调节变量构建了三阶段模型,基于301位互联网理财用户的有效调研数据,运用结构方程、线性回归等方法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引入初始信任的行为理论整合模型能够更好地解释用户的互联网理财使用行为;初始信任是用户感知易用性和使用意愿间的显著性中介变量,中介效应比例为总效应的54.0%;性别与受教育水平在使用意愿的不同影响关系中起显著性的调节效应;使用经验在初始信任与使用意愿间的调节效应不显著,从动态角度来看,初始信任能够持续稳定地影响使用意愿。研究结论为互联网理财供给方提高产品竞争力、培育忠诚用户和市场规模的扩大提供了理论依据与决策支撑。     

中美档案馆运用社交媒体比较研究

社交媒体（Social Media）,也称为社会化媒体、社会性媒体,指允许人们撰写、分享、评价、讨论、相互沟通的网站和技术。它是人们彼此之间用来分享意见、见解、经验和观点的工具和平台,现阶段主要包括社交网站、微博、微信、博客、论坛、播客、社交网络等。社交媒体是一种能够赋予用户极大参与空间的新型在线媒体,对于推动档案资源的社会化起着重要作用。目前,美国、英国、澳大利亚、加拿大等国家档案馆已将社交媒体有效地应用于档案工作,这不仅改变了传统的档案信息服务方式,同时也激发了公众对档案工作的参与及合作,促进了档案信息资源的传播和利用。     

“回音室”效应下社会化媒体不实信息传播的意见领袖群组识别与分析研究

不实信息具有传播速度快、范围广和衍生话题多的特性,是信息管理领域重要研究课题之一,而“回音室”效应使得社会化媒体中不实信息的传播复杂性急剧增加,给管理决策带来全新挑战。因此,从“回音室”效应视角探究社会化媒体不实信息传播的机理和干预策略,对于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意义重大。本文以新冠疫情期间微博平台“双黄连事件”传播数据集为例,开展实验分析。首先,利用复杂网络理论构建用户转发关系网络,并运用聚类模型和设计指标分析该网络信息传播过程中的“回音室”效应。其次,探究不实信息传播过程中的话题引爆点,构建基于“回音室”浅层传播和深层传播的意见领袖识别模型。再次,通过“双黄连事件”多个平台传播数据集和其他不实信息传播数据集验证意见领袖识别模型的准确性。最后,从政府机构、企业平台和平台用户多角度提出不实信息治理的政策建议,以期帮助决策者更快更好地管控不实信息的传播。     

Simmelian联系与个体创新:知识分享意愿和共同知识基础的中介作用

通过知识分享意愿和共同知识基础的中介效应,基于企业间联盟情境探索嵌入微观结构情境跨越企业边界的Simmelian联系促进个体创新的内在机理。以279名来自18家信息技术企业的研发个体为样本,基于社会计量方法收集数据,运用Stata统计软件对模型进行拟合运算。研究结果表明,Simmelian联系通过知识分享意愿和共同知识基础作用于个体的创新绩效;引入联系强度变量后发现,Simmelian弱联系对创新绩效、知识分享意愿和共同知识基础的影响效应均不显著,Simmelian强联系不仅显著促进个体创新,且知识分享意愿和共同知识基础扮演了完全中介角色。研究结果对于从个体和企业两个层面构建有利于异质性知识涉取、吸收和整合的微观结构和宏观环境进而提升创新绩效有重要的实践意义。     

在线教学平台交互性、体验价值和持续使用意愿的关系研究——一个有调节的中介效应北大核心CSSCI

本文基于交互影响距离理论,以功能体验和情感体验为中介变量,学生学习自主性为调节变量,构建在线教学平台的交互性对平台持续使用意愿的影响结构方程模型,运用AMOS 23分析研究发现:在线教学平台交互性通过功能体验和情感体验的完全中介作用显著正向影响平台的持续使用意愿;学习自主性显著正向调节交互性与功能体验、功能体验与情感体验的关系;学习自主性调节功能体验在交互性和情感体验之间的中介效应,即学习自主性越强,功能体验在其中的中介作用越强。本研究丰富了在线教学平台持续使用意愿的研究框架,为改善在线教学行为和教学平台设计提供指导。     

中美档案馆运用社交媒体比较研究

正社交媒体(Social Media),也称为社会化媒体、社会性媒体,指允许人们撰写、分享、评价、讨论、相互沟通的网站和技术。它是人们彼此之间用来分享意见、见解、经验和观点的工具和平台,现阶段主要包括社交网站、微博、微信、博客、论坛、播客、社交网络等。社交媒体是一种能够赋予用户极大参与空间的新型在线媒体,对于推动档案资源的社会化起着重要作用。目前,美国、英国、澳大利亚、加拿大等国家档案馆已将社交媒体有效地应用于档案工作,这不仅改变了传统的档案信息服     

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中地方政府治理存在的不足及对策

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是对政府治理能力的重要检验。审视此次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中政府治理问题,主要表现为缺乏科学的风险研判能力、责任担当能力不足、协同调度效能低下、信息披露不及时和有效沟通能力缺失等。这些极大削弱了当地政府在疫情防控初期的治理效能。为此,必须深化体制机制改革,用初心使命践行官员的行政理念、实行以公共服务为主要内容的政府绩效考核机制、完善“不明信息”发布制度和“不明信息”重大行政决策机制等,推动我国政府主导疫情防控的制度优势更好地转化为重大疫情防控的治理效能。     

社交媒体中企业分享奖励营销模式研究

社交媒体中用户之间的分享行为具有潜在的经济价值,因此越来越多的企业通过分享奖励模式开展社会化营销,以挖掘新用户。本文构建“嵌套”Stackelberg博弈模型,研究了企业的最优分享奖励机制设计,并对比分析了分享奖励营销模式与传统大众广告营销模式。主要研究发现,企业的最优奖励策略包括单独奖励新用户、单独奖励分享者以及同时奖励分享者和新用户三种。不同策略的选择受到价格以及用户之间社交关系的影响。当用户之间的社交关系较弱时,由打折奖励引起用户购买概率增加的“折扣作用”强于由分享奖励金引起的“推荐作用”,企业适合采用单独奖励新用户策略;当用户之间的社交关系较强时,“推荐作用”强于“折扣作用”,企业适合采用单独奖励分享者策略。同时,企业选择大众广告营销模式或者分享奖励模式受到市场渗透率和用户之间社交关系两个主要因素的影响。     

扶贫标签对消费者购买意愿的影响--感知价值与客观信息披露的作用

基于信号传递、信息加工与消费者感知价值理论,构建以消费者感知价值为中介变量、以客观信息披露为调节变量的理论模型,探索扶贫标签与消费者购买意愿之间的作用机制。从实证分析可知:扶贫标签对消费者购买意愿的正向影响是显著的;在扶贫标签和消费者购买意愿的影响路径中,消费者感知质量和社会价值起到了完全中介作用;客观信息披露起到了负向的调节作用。     

拟人化机器人完美代替人工？——一个有调节的中介效应模型

在人工智能技术飞速发展的今天,拟人化机器人的使用进入许多服务消费领域。在这些领域内,鲜有研究关注消费者心理因素对拟人化机器人使用意愿的影响。基于社会排斥与归属需求理论,本研究构建了由社会排斥通过归属感的中介作用影响拟人化机器人使用意愿的有调节中介模型,以自我建构来调节归属感的中介效应。三个实验的结果证明,相比社会接纳,社会排斥降低归属感进而降低消费者对拟人化机器人的使用意愿,通过自我建构调节归属感的中介作用。在独立型自我建构下,归属感不起中介作用;在互依型自我建构下,归属感起完全中介作用。从消费者心理因素的角度出发,本文一方面拓展了关于拟人化机器人使用意愿影响因素的研究视角,另一方面进一步揭示了社会排斥对拟人化机器人使用意愿产生影响的适用背景,以期帮助企业更好地引导消费者使用拟人化机器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