预测信息披露与盈余管理

本文从信息披露的角度出发,通过一个委托-代理模型分析预测信息的披露与盈余管理的关系。我们的分析认为,由于我国上市公司管理层披露的预测信息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管理层与投资者间的信息不对称程度,且管理层故意错误地披露预测信息需要承担额外的成本。因此,在一定的条件下,管理层披露预测信息将有利于减少管理层盈余管理行为。相关的实证研究数据也证实了我们的结论。     

管理层业绩预告有助于分析师盈余预测修正吗

本文从分析师盈余预测修正的角度,考察了管理层业绩预告发布后短窗口内分析师预测行为的变化。无论是基于公司层面还是分析师层面样本的研究均表明,业绩预告发布后,分析师盈余预测修正与业绩预告消息显著正相关;并且,当业绩预告为好消息、点估计形式以及可靠性高时,分析师盈余预测修正幅度与业绩预告消息的正相关关系更显著。拓展性检验还发现,管理层业绩预告有助于降低分析师盈余预测的误差,即分析师预测是朝着更准确的方向进行修正。上述证据表明,管理层业绩预告为市场参与者提供了额外的有关公司预期盈余的信息,分析师可以据此形成更为准确的盈余预测,进而降低资本市场信息不对称。     

机构投资者调研与管理层盈余预测方式

 管理层盈余预测作为改善公司信息环境的重要手段之一，受到研究者们的广泛关注，近年来相关研究越来越强调具有信息优势的管理层会对业绩预告的披露时间和方式进行战略性选择，以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的目的。因此，对如何抑制管理层利用信息优势谋取私利、提高盈余预测精确度这一问题进行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从信息不对称视角入手，以2013年至2015年深圳交易所披露管理层盈余预测的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采用顺序Logit模型等多元回归分析方法，实证检验机构投资者调研与管理层盈余预测方式的关系，并进一步考察盈余预测信息性质和产权性质对二者关系的影响。以每个上市公司一年内接待的机构投资者调研次数或一年内接待的机构投资者总数的自然对数测量机构投资者调研频率。根据管理层盈余预测精确度将管理层预测分为4类，即当管理层盈余预测为点估计时赋值为4，为闭区间估计时赋值为3，为开区间估计时赋值为2，为定性预测时赋值为1。        研究结果表明，总体而言机构投资者调研越频繁的公司，其管理层越倾向于采用模糊的方式预测盈余，并且这种影响在盈余预测信息为坏消息时更为明显，以上情形主要存在于非国有企业中。进一步检验发现，相对于买方机构而言，卖方机构的调研行为更有可能导致管理层采用模糊方式进行盈余预测，公募基金和私募基金的调研行为对预测方式的影响并无显著差异。上述研究结果在进行工具变量两阶段最小二乘回归、Heckman两阶段检验等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        机构投资者作为重要的市场参与者，其行为一直受到广泛关注，与已有认为机构投资者与管理层直接沟通能够有助于降低信息不对称程度的研究不同，研究结果表明机构投资者调研给公司带来了业绩压力，从而使其更倾向于选择模糊的方式进行盈余预测，拓展了机构投资者行为对资本市场信息环境影响的相关研究，同时为中国投资者更有效地理解和利用管理层业绩预告信息进行决策、监管机构进一步完善上市公司信息披露规定、保护中小投资者权益提供了经验借鉴。     

财务透明度、市场化进程与企业社会责任报告鉴证效应

 管理层披露的企业社会责任报告能够传递企业社会责任表现信息,有效弥补单纯财务信息无法充分揭示企业价值的不足,有助于投资者将财务信息与环境、社会和治理等非财务信息结合起来更准确地对公司未来盈利作出预测。然而,目前中国资本市场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制度建立尚不完善,基于企业社会责任工具假说,披露社会责任报告的企业更侧重考虑监管部门政策规制的目标,与利益相关方进行沟通的意识和主动性较为淡薄。管理层可能借着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监管政策的幌子,将企业社会责任报告加以工具性利用,以进行信息披露操控的自利行为。因此,如果聘请专业机构出具企业社会责任报告鉴证意见无疑会增强信息可靠性,制约管理层的自利倾向,提高非财务信息披露质量。        基于信号传递理论,从分析师盈利预测的视角,实证检验企业社会责任报告鉴证是否可以为投资者提供对其决策有用的非财务信息。以2008年至2014年中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发布的3 084份企业社会责任报告为研究样本,使用修正横截面Jones模型计量财务透明度,以所有分析师对公司盈利预测均值的标准差以及与该公司实际盈余之差绝对值标准化处理后分别衡量分析师盈利预测误差和分歧度,采用Stata 13.0软件和Heckman两阶段自选择矫正模型进行分析,检验企业社会责任报告鉴证对分析师盈利预测的影响以及财务透明度和市场化进程对企业社会责任报告鉴证与分析师盈利预测关系发挥的调节作用。        研究结果表明,当专业机构出具企业社会责任报告鉴证意见时,分析师盈利预测误差越低,预测分歧度也越小。进一步区分财务透明度和市场化程度的研究发现,企业社会责任报告鉴证对分析师盈利预测准确性的提升效果在财务透明度较低和处于市场化进程较高地区的公司中更加明显。在尽可能控制内生性问题后,研究结论依然成立。以上所有结果仅在强制披露组样本中存在。        研究结果验证了企业社会责任报告鉴证能够有效提高公司非财务信息质量,为分析师决策提供有用的信息,其作用还会受到公司财务透明度和所在地区市场化程度等因素的影响,丰富了企业社会责任报告鉴证经济后果方面的研究,对政策制定者进一步评估和完善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制度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管理层股权激励与企业未来盈余定价——来自中国资本市场的证据

本文探讨管理层股权激励对企业未来盈余定价的影响,并进一步将企业未来盈余分解为行业成分和公司特质成分,考察股权激励对不同成分未来盈余定价的影响,以及不同模式股权激励对上述关系影响的差异。利用实施股权激励的中国A股上市公司2006-2016年间的数据,本文发现：（1）股权激励提高了当期股票收益率与企业未来盈余的相关性。说明管理层股权激励有助于投资者对企业未来盈余定价;（2）管理层股权激励并不影响投资者对行业成分未来盈余定价,但会加速投资者对公司特质未来盈余定价;（3）管理层的股票型激励有助于投资者对企业未来盈余定价,同时也能加速投资者对公司特质未来盈余定价,但股票期权激励并无上述作用。研究结果意味着,整体而言股权激励能够缓解管理层与股东之间信息披露的代理问题,激励管理层向外部投资者披露更多高质量的公司基本面信息,从而降低投资者对公司特质未来盈余信息的搜寻成本,最终通过加速公司特质未来盈余信息融入股价来促进投资者对企业未来盈余定价。本文揭示了管理层股权激励促进投资者对企业未来盈余定价的微观机制,同时,研究结论对提高中国证券市场的信息效率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参考。     

社会信任与分析师盈余预测

本文理论分析并实证检验社会信任对分析师盈余预测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以中国2007—2018年A股非金融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结果发现，社会信任能显著提升分析师盈余预测的准确性并降低预测分歧度；社会信任对分析师盈余预测的改善作用主要存在于法律环境较好的地区和市场竞争程度更低的行业。进一步检验发现，社会信任显著提高了企业的会计信息透明度并增强了企业盈余稳定性，且两者均具有重要的中介效应，表明提高信息披露质量是社会信任影响分析师盈余预测的具体作用路径。本文从社会信任的视角为分析师盈余预测的影响因素提供了新证据，丰富和拓展了有关社会信任经济后果的研究，对于在推进法治建设的同时加强培育优良的社会信任环境以促进资本市场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股权结构与择时披露

本文从股权集中度视角出发,分别探讨了国有控股公司和民营控股公司股权集中度对上市公司择时披露行为的影响。结果表明,对于国有控股公司股权集中度与管理层选择周末披露的概率呈正U型关系;对于民营控股公司股权集中度与管理层选择周末披露盈余公告的概率呈倒U型关系。进一步,由于我国民营上市公司控制链较长,终极控制权与现金流权分离问题严重,我们又从终极控制权,以及终极控制权与现金流权分离度角度研究了民营上市公司择时披露的影响因素。与股权集中度影响类似,我们发现在民营上市公司中,终极控制权持股比例与管理层选择周末披露盈余公告的概率呈倒U型关系,终极控制权与现金流权分离度与管理层选择周末披露盈余公告的概率呈正向关系。     

信息优势还是利益冲突:关联分析师盈余预测行为研究——基于股权质押的经验证据北大核心CSSCI

本文将因隶属券商开展股权质押业务与上市公司形成关联关系的分析师(分析师-券商-股权质押公司)界定为关联分析师,并在此基础上系统地考察关联分析师的盈余预测行为。研究发现,关联分析师的盈余预测偏差更大、精度更低,这一盈余预测行为并未因信息优势和其他关联关系剔除而改善,且与股权质押类型、融资资金去向无关,表明关联分析师因利益冲突发布了乐观性盈余预测报告,研究结论支持利益冲突假说。而且,关联分析师的利益冲突行为在股权质押率高、券商风险管理能力较差时更为突出。股权质押影响关联分析师利益冲突的作用路径是分析师私有信息获取和券商业务拓展需求,导致关联分析师与股权质押公司、隶属券商间的双重利益冲突。本文从质押权人视角丰富了股权质押经济后果研究文献,研究结论有助于增进分析师盈余预测行为的理解。     

管理层控制权、企业生命周期与真实盈余管理

两权分离导致管理层与股东的利益不一致,信息不对称阻碍了公司实际经营信息的流动,使信息使用者不能有效判断盈余信息的真实可靠性。基于理性经济人假说,管理层具有自利行为动机,管理层薪酬激励大多依赖于经营业绩指标,管理层控制权的增加使其对公司生产活动、销售活动及成本等的控制能力增加。随着外部监管环境和内部控制质量的改善,应计盈余管理的成本较大,被外部发现的概率较高,给管理层带来较大的私有成本。真实盈余管理是企业真实活动操控的盈余管理,这种盈余管理主要通过操控企业的经营活动、成本和酌量性费用等实现操控报告盈余的目的。 基于企业生命周期理论,从管理层自利行为视角,实证检验管理层控制权对处于不同生命周期企业真实盈余管理的影响。以2003年至2014年中国沪深上市公司A股数据为样本,使用ROYCHOWDHURY模型计量真实盈余管理,以经营活动、投资活动和筹资活动现金净流量不同符号组合衡量企业生命周期阶段,采用STATA 11.0软件及多元线性回归加以分析,检验管理层控制权对真实盈余管理的影响以及企业生命周期对管理层控制权与真实盈余管理关系发挥的调节作用。 研究结果表明,管理层控制权与真实盈余管理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管理层控制权的综合指标与真实盈余管理的综合指标及维度指标均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企业生命周期对管理层控制权与真实盈余管理的关系发挥显著的调节作用;管理层控制权与真实盈余管理的正相关关系在成长期企业和衰退期企业更强,显著高于成熟期企业管理层控制权与真实盈余管理的正相关关系。 研究结果验证了从企业生命周期视角探析管理层控制权与真实盈余管理关系的必要性,丰富了企业生命周期、管理层控制权和真实盈余管理相关实证研究,对于提高投资者保护、降低管理层控制权负面经济后果及完善会计信息质量等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上市公司信息披露与资本成本：来自中国证券市场的经验证据

以沪深股市502家公司为研究对象,对上市公司信息披露与资本成本的相关性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表明,对于采取保守盈余政策的366家公司,盈余保守度与资本成本显著负相关,而对于采取激进盈余政策的136家公司,盈余激进度与资本成本没有显著关联。结论:高质量的信息披露可以降低上市公司的资本成本,良好的公司治理有助于提高经营绩效。     

社会责任强制披露下管理层机会主义行为考察——基于 A 股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企业社会责任披露的经济后果一直是近年来理论界研究的焦点.在强制性披露社会责任报告的上市公司中, 管理层对社会责任报告第三方鉴证的自愿选择权反映其机会主义动机, 本文尝试切入企业违规风险的视野, 考察管理层机会主义行为的经济后果.研究结果表明, 从影响效应看, 社会责任强制披露与企业未来期违规风险呈现出显著正相关关系, 进一步分析表明, 在未进行第三方鉴证的公司中, 社会责任强制披露与企业未来期违规风险呈显著正相关, 而在自愿进行第三方鉴证的公司中两者间不相关.从作用机理看, 社会责任披露对企业未来期违规风险的影响渠道主要来自于管理层代理成本, 而不是大股东代理成本和信息环境.从治理因素看, 内部控制质量和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均未对上述管理层机会主义行为形成显著的治理监督效应.本文在理论上为社会责任强制披露的经济后果提供了直接的证据支持, 在实践上为监管部门优化社会责任强制披露以及鼓励社会责任报告第三方鉴证等制度安排提供了重要的决策依据.     

基于机构调研的投资决策对盈余管理的影响研究

基于2009年至2018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从披露调研信息文本的角度，研究了机构投资者调研信息获取与投资决策的一致性行为对上市公司盈余管理的影响。研究发现，机构投资者的调研信息获取与投资决策的一致性行为，能够减弱上市公司管理层的盈余管理活动，并且该行为对上市公司盈余管理的抑制作用，在非国有、规模较小、信息和法律环境较差的上市公司中更为显著。研究结果表明，机构投资者的调研信息获取与投资决策的一致性行为对上市公司具有积极的外部治理作用，有助于改善上市公司的治理水平。     

内部控制质量与证券分析师预测——来自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内部控制信息的披露一方面增加了分析师预测的信息来源;另一方面有效的内部控制能够合理保证企业经营管理的合法合规,信息披露的真实完整等,这些都将影响到分析师的预测能力.本文从信息披露角度检验上市公司内部控制信息的披露能否给分析师预测带来增量信息;从有效性角度检验内部控制质量对分析师预测能力的影响.结果发现内部控制信息披露越充分,分析师盈余预测的准确度越高、分歧度越小;内部控制越有效的企业,分析师盈余预测的准确度越高、分歧度越小,且预测更为乐观     

机构投资者持股对信息披露的治理作用研究——以管理层盈余预告为例

本文以我国A股上市公司2004-2007年盈余预告披露数据为例,实证检验了机构投资者对信息披露的治理作用。结果发现:(1)随着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的增加,管理层采取的盈余预告精确性提高(更具体的形式和更小的误差),及时性也增强;(2)银行、财务公司类机构、一般基金类机构对管理层盈余预告选择的积极治理作用相对较强,而养老、保险类机构对管理层盈余预告选择的积极治理作用则相对较弱;(3)处于不同持股规模时,管理层盈余预告的精确性、及时性均随着机构投资者整体持股比例增大而提高。但是,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的提高易导致了管理层盈余预告的乐观态度倾向;(4)股权分置改革后,机构投资者持股对管理层盈余预告披露选择的积极治理作用比股权分置改革前有所增强。建议大力发展机构投资者规模和专业素质以优化投资者结构,促进我国资本市场的健康发展。     

从信息披露角度对盈余管理的研究

本文通过从虚假信息披露和选择性信息披露两个角度对盈余管理手段进行研究,试图提出从信息披露角度对盈余管理进行规范的一些方法。     

高级管理人员变更、股权特征与盈余管理——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本文以2003-2006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检验公司发生高级管理人员变更时的盈余管理行为。研究结果表明,发生高级管理层变更的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变更的当年存在较严重的调减利润的盈余管理行为;此外,对于发生了高级管理人员变更的公司,如果其控股股东是地方和中央政府部门所属国企或中央直属国企,则其调减利润的盈余管理行为可以得到一定程度的抑制;大股东的制衡度越大,公司盈余管理的幅度也将越小。研究结果还显示,当发生高级管理人员变更时,上述因素对公司调增利润的盈余管理行为基本没有影响。     

股票期权激励与管理层业绩预测披露的操控行为

尽管股权激励能够提高管理层业绩预测披露的意愿,但也会引发其在业绩预测披露中的自利行为。由于管理层对业绩预测披露具有较强的自由裁量权,大量的研究表明管理层会操控业绩预测披露影响股价,从而增加其股票交易的私有收益。在此背景下,研究股票期权激励对管理层业绩预测披露的影响具有重要意义。 利用2006年至2015年A股上市公司管理层业绩预测和股票期权激励草案公告的数据,以业绩预测发布前后一个交易日的累计异常收益率区分好消息和坏消息以及业绩预测消息的利好和利空程度,分别采用Logistic回归和OLS回归实证检验自利动机的管理层在草案公告前后是否会操控业绩预测披露来压低行权价格,采用一系列稳健性检验来保证研究结论的可靠性。 研究结果表明,管理层在股票期权激励草案公告前30个交易日内会披露更多的业绩预测坏消息,而在草案公告后30个交易日内会披露更多的业绩预测好消息;在草案公告前(后)披露业绩预测时,业绩预测的利空(利好)程度越大;管理层获授股票期权的价值占其总薪酬的比重越大,上述业绩预测操控行为的倾向就越明显;管理层在草案公告前操控业绩预测披露时,更倾向于选择强制性披露,以降低被处罚的风险。草案公告前(后)30个交易日内有显著的负(正)累计异常收益率,说明投资者未能识别管理层的上述操控行为,管理层通过操控业绩预测披露成功压低了行权价格;管理层在草案公告前(后)会有意进行悲观(乐观)的预测偏差,说明管理层确实操控了业绩预测披露,而并非仅根据业绩预测好消息和坏消息的披露来择机公告草案。 研究结论对监管层进一步完善股票期权激励制度、加强对管理层业绩预测披露的监管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建议监管层对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推出的时间窗口和业绩预测披露做一些限制性规定,如限制上市公司在业绩预测发布前后30日内推出草案,从而抑制高管利用业绩预测披露操控行权价格的自利行为。     

信息环境、年报披露时间选择与下年盈余管理

年报披露时间是否有助于投资者合理估计下年盈余管理程度,不同信息环境对这种估计又有什么影响?本文利用2004-2006年间的3451家公司样本对此进行了检验.结果表明:年报披露时间与下年盈余管理负相关,年报披露时间能向市场传递有效的未来信号;在标准审计意见和有较高质量经营现金流量支持的信息环境下,年报披露时间选择对下年盈余管理的信号作用更强.这些结论对理解公司年报披露时间安排有一定积极意义.     

公平信息披露影响证券分析师盈余预测分歧度的评述

证券分析师在现代资本市场中扮演着会计信息使用者和提供者的双重角色,他们的行为对中小投资者和资本市场的效率都有着重要的影响。本文简要回国了国内外关于公平信息披露影响证券分析师盈余预测分歧度的研究成果,并按不同的研究内容和视角进行了总结和评述。在此基础上,提出我国在该领域的研究方向。     

所有权、公司治理与财务报表重述

本文选取了2002-2006年间的465家发生了与盈余相关的会计差错更正和1147家未曾发生会计差错更正的非金融上市公司为样本,考察了与盈余相关的会计差错的发生同公司治理的关系,发现在治理会计错报行为方面,证监会所提倡的独立董事制度是有效的,外部独立审计的质量也是保证公司财务信息质量的重要一环,审计委员会的作用内生于其它公司治理机制.此外,外部股东的监管也是降低管理者机会主义行为的有效措施.由于国有控股的公司更可能发生与盈余相关的会计错报现象,所以,应该强制国有企业建立有效的公司治理,提高独立董事在董事会中的比重,保证董事会的独立性,加强外部审计师的监督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