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内生发展视阈下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的衔接

对于贫困地区而言,2020年是脱贫攻坚的收官之年,也是乡村振兴的开局之年。通过全社会广泛动员和积极参与,脱贫攻坚取得了决定性成就,同时,乡村社会也显现出内生发展动力不足等问题。为了建立稳定脱贫和预防返贫机制,需要做好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的衔接。以新内生发展理论为视阈,通过分析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衔接的可行性,认为资源、参与和认同是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衔接的关键因素。在整合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的“资源”基础上,拓展农民参与各项政策的途径,增强农民对农村的认同感,能够充分激发农民的内生发展动力,保障稳定脱贫和乡村发展。因此,在脱贫攻坚即将圆满完成任务的关键节点,要加强在“资源”“参与”“认同”三个方面与乡村振兴的衔接,充分激发农民自我发展能力,形成长效脱贫致富机制。     

新内生发展理论视角下的乡村振兴实践 ——以大兴安岭南麓集中连片特困区为例

基于在大兴安岭南麓片区的田野调查,通过引入新内生发展理论,提出认同、赋权、创新、合作四要素是乡村振兴的核心动力。乡村振兴需要理性认知村落的命运,树立文化自信,提升主体对乡村“地域 文化”的认同感和归属感。要通过确权、赋能提升村民可行性能力,进而将内外资源相结合,因地制宜积极参与政策、组织、业务和技术等的创新实践活动。在乡村振兴过程中还要注意加强知识、部门、地区的联动。四要素的有机结合能够提升农牧民的主体地位,激活内外发展动力,对推动乡村振兴,实现乡村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新苏南模式：乡村振兴的一个解释框架

新苏南模式作为一个“主动式”与“内源式”的乡村建设实践范式,为理解中国新时代乡村振兴战略提供了一个解释框架。研究发现,在乡村振兴与区域协调发展的话语下,苏南乡村城镇化在经济增长动力、产权结构形式、经济增长方式、乡村发展目标上均产生了质的转向,主要以制度创新为实践驱动,从而消解城乡区域发展不平衡。在振兴理念上,通过户籍制度、就业机制、社会保障机制的变革,以促进城乡融合;在振兴手段上,通过“三集中”的实践策略,以落实乡村有效治理;在振兴指向上,通过多元合作与网络化发展的路径,以建立一个“村庄空间—中心社区—城镇地域”多中心的城乡融合共生系统。     

新内生发展视角下脱贫村振兴路径研究——基于湖北省Y县四个村的案例比较

中国解决农村贫困问题的实践经历了从外生“输血式”到内生“造血式”的转变,但要实现乡村振兴的宏伟目标,还需要全局性的方案,新内生发展模式具有重要借鉴意义。以乡村主体性和外部资源建立新内生发展的分析框架,基于对湖北省Y县四个乡村发展案例的比较,发现多样的外部资源和充分的乡村主体性在乡村发展的过程中至关重要,两者之间也存在相互影响。由此提出一条应依据乡村实际对发展乡村的外部资源进行动态调整并加强乡村主体性的脱贫村振兴路径。     

乡村教育发展的内生机制研究

乡村教育发展是一项系统性、基础性工程。具体言之，乡村教育发展由乡村教育认同、居民深度参与、乡土资源开发、乡村基层组织建设四大核心要素构成，各要素之间相互关联，相互依托，促成乡村教育的内生型运作。然而，目前乡村教育发展面临乡村教育游离于乡村社会发展之外、乡村文化与校园文化冲突、乡村教育主体积极性低下、乡村基层组织教育功能缺失等困境。实现乡村教育发展由外在性发展向内生性发展的时代转型有赖于提升教育主体对乡村教育的认同、乡土文化向乡村学校的深度渗透、乡村教育的基层组织完善等。     

乡村振兴国际研究回顾及其当代启示

“十四五”规划强调,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党的二十大报告重申了乡村振兴国家战略。从国际社会来看,乡村振兴是一项全球性的发展任务,总结和借鉴发达国家乡村振兴的理论模式与作用机制等国际经验,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国际经验研究为我国乡村振兴战略提供了诸多参考：研究方法上,注意整合社会学、经济学、政治学、管理学等学科方法;研究领域上,注意研究的系统性和深入性,增强理论模式的应用反思;国际经验上,主要有城乡共生发展模式、立体化发展模式、多主体协同支持模式等。结合中国国情,积极借鉴国际研究成果,学习理论与实践互动的研究范式,有助于探索出中国式现代化意义上的乡村振兴模式。     

从村规民约看我国乡村组织振兴发展路径

农村改革是我国改革的起点,乡村振兴是我国发展的源头.在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中,组织振兴处于高屋建瓴的地位,而村规民约的作用在组织振兴中逐渐凸显.但村规民约建设仍存在认识不足,流于形式,与道德界限模糊,与法律对抗抵触,缺乏惩戒措施等问题.将村规民约等乡村内生秩序纳入法治化道路,对深化村民自治制度的内涵,畅通基层治理体系,将...     

乡村振兴内生动力：文化建构视角

乡村振兴内生动力,内化于村民对身份与利益的认同,外化为村民行为的一致性,村民之间的合作或曰拧成一股绳是乡村振兴内生动力形成的关键因素。文化建构视角下,行为体的行为既受利益的驱动也受身份的限制。身份和利益是行为体在长期互动实践中形成的,这种互动实践过程也是行为体修正、转变甚至放弃私有观念进而形成共有观念,即文化结构形成的过程。文化结构形成后,会进一步强化行为体身份和利益认同,并约束行为体行为。目前,乡村存在两种典型的文化结构：冲突型文化结构和合作型文化结构。在这两种文化结构中,行为体无论是对身份和利益的认同,还是外在行为表现都是不同的。在合作型文化结构中,行为体偏向协调合作,村庄集体行为趋于一致,这有利于村庄内生动力的培育和提升;相反,在冲突型文化结构中,行为体偏向冲突不合作,村庄集体行为很难趋于一致,这有损村庄内生动力的培育和提升。虽然观念结构具有较高的稳定性,但是文化结构的转型是可行的。     

新内生式发展理论视域下的民族乡村治理优化研究

治理有效作为乡村振兴战略的总体要求之一,体现着国家治理体系能力和治理体系现代化的发展方向。长期以来国家对民族地区的乡村治理各项资源投入倾斜巨大。本文从新内生式发展理论的视域,分析了民族地区乡村治理呈现的主要制度安排及突出问题,提出民族地区乡村治理应当以乡村治理为连接点,赋能乡村治理主体,整合乡村内外资源,创新治理模式。     

乡村振兴背景下欧盟特色农产品营销策略对我国的启示

我国是农业大国,农民群体数量大,这一基本国情决定了我们必须对农业、农村、农民问题置于战略高度。党的十九大明确提出,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时代背景下,要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农村特色农产品的营销是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的重要一环,也是解决农民经济收入低、提高农民生活水平、带动社会经济快速发展的关键。本文在概括乡村振兴战略、欧盟特色农产品营销概念及内涵的基础上,着重总结欧盟特色农产品营销策略和经验,为我国乡村振兴背景下特色农产品营销提供可借鉴经验。     

基于乡村振兴内生发展动力的农民主体性问题研究

农民是农业生产的主力、是农村生活的主人、是乡村事务的主角，理应是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主体和主要力量。充分激活农民主体性和内生发展动力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现实要求，也是贯彻和落实党中央乡村振兴战略决策的力量源泉，是马克思主体性思想中国化、现实化和时代化的新发展和新要求。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必须依靠广大农民的自力更生和主体力量，但是现实生活中农民主体性激活所面临的困难不能忽视。必须让马克思主体性思想和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思想在农业农村现代化实践中闪耀理性的光辉，让农民实现从“要我脱贫”到“我要致富”的观念转变，在保障农民合理权益中赋能农民在乡村振兴全过程的主体性激活和创造力激发，发展和提升农民的价值创造伟力和自我发展能力，让农民主体地位和利益在下乡资本的治理和人文环境建设中得以保护和发挥，保障和落实农民对乡村振兴政策的知情权和受益权，让党的好政策转化为农民自觉奉献乡村振兴的实践效能。     

“耕读教育”赋能乡村振兴：一个新内源性发展路径的探究

新时代农林高校开展“耕读教育”既是深化劳动教育的内涵延伸,也是推进乡村振兴的实践自觉。只有将“耕读教育”置于社会结构中,探讨其赋能乡村振兴的功能发挥,才能避免其陷入“工具理性”凸显、理论教学与实践创新衔接不足、政策支撑体系不完善、资源流通不畅的泥沼。为此,农林高校“耕读教育”赋能乡村振兴,要探索“五维一体”的新内源性发展模式,激发内生性力量与外部支持系统两股动能,以技术赋能、协同育人、观念重塑、场域变革和秩序重构全方位推动乡村产业振兴、人才振兴、文化振兴、生态振兴与组织振兴。     

民国时期乡村建设思想对乡村振兴战略的启示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解决我国乡村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的必然要求,是新时代“三农”工作的总抓手。民国时期,为了推进中国现代化的进程,当时的优秀知识分子提出了促进乡村发展的系列思想：以梁漱溟为代表的乡村建设学派提出的把重心放在乡村建设进而振兴中国的乡村建设理论,以吴景超为代表的都市救济学派从城乡关系一体化的视角提出的发展都市以救济农村理论,以费孝通为代表的学院派提出的从土地里长出乡土工业进而长出民族工业的乡村内生城市化道路理论。随着时代的变迁,世情国情农情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围绕农业农村现代化这一主题审视这些理论观点,从中可以发现诸多有价值的理论思考和极为宝贵的实践经验,从而为当前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提供宝贵的本土资源。     

《乡村振兴促进法》是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根本法

《乡村振兴促进法》是全面推进和实施乡村振兴,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目标的行动规范,共同富裕的本质特征是全体人民共享美好生活。中国式现代化是实现共同富裕的目标指引,农业强国建设是实现共同富裕的稳固根基,推进共同富裕成为诠释执政党治国理政奋斗历程的最佳注解。劳动创造幸福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内生动力,绿色生活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发展模式,医养结合是实现共同富裕的民生保障,在共同富裕中推进人的全面发展是最佳的人权表达。提升公共安全治理水平是实现共同富裕目标的重要遵循,扩大社会公众参与范围是实现共同富裕目标的基本路径,完善政府绩效评估方式是实现共同富裕目标的有效监督。     

乡村振兴与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法律协同

乡村的生态化是当前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领域,而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是实现乡村振兴的重要抓手之一。尽管乡村振兴与生态产品价值实现都已构建了初步的顶层设计,但二者之间的关系与协同机制尚未明晰。通过回归政策文本,二者在抽象内涵上为宏观与微观的关系、在实体制度上为整体与部分的关系。探究其协同机制面临的主体、基础、制度供给方面之困境,必须通过法律机制的构建来突破。应在宏观战略指引下,结合乡村地区的具体现状,通过法律识别协同基础、法律完善协同路径,并通过法律规范确立协同的保障机制,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