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夷一统"思想的演变及对治理东北边疆的影响

“华夷一统”思想是在“大一统”思想基础上形成的处理民族关系的重要指导思想,初步形成于春秋战国时期,发展、完善于以后历代王朝。在治理东北边疆过程中,“华夷一统”思想既起到了积极作用,也起到了消极作用。     

略论欧阳修正统观中的民族因素

欧阳修的正统观在早年表现出淡薄华夷之别的超越性,在评判古代政权正统性时重一统而轻种族,晚年却流露出明显的“尊王攘夷”倾向,越来越重视古代政权的民族性问题。欧阳修正统观的发展变化,既与隋唐时期重文化、轻种族的民族思想、正统观的发展有关,又受到了北宋中期日益加剧的民族矛盾的影响。欧阳修晚年的正统观是宋代正统思想发展由“宽”转“严”的重要节点,其思想为南宋思想家所继承,发展为民族情绪强烈的民族正统观,在元明乃至清末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深化对欧阳修正统观中民族因素的研究,对反对狭隘民族主义仍具有一定的时代价值和借鉴意义。     

先秦儒家的民族观

先秦儒家民族思想的核心内容包括“华夷之辨”和“用夏变夷”两个方面。孔子“裔不谋夏,夷不乱华”主张,是“华夷之辨”思想的具体反映,它具有以华夏为中心甚至歧视夷狄民族的色彩,同时又具有反对外来干涉、侵扰的性质。孟子对儒家民族思想最重要的发展,是明确提出了“用夏变夷”的概念。而《公羊传》中的“大一统”、“尊王攘夷”和“内其国而外诸夏,内诸夏而外夷狄”,则反映了公羊派的民族观以及处理夷夏关系的基本原则和方针。     

明成祖民族关系思想述论

明成祖在位期间与北方蒙古、东北辽东、西北藏区以及南方等少数民族都有接触,他在总结和继承前朝民族关系思想的同时,在实践中形成内容丰富的民族关系思想,主要包括“华夷一家”“厚往而薄来”“逆命者必歼除之”“因俗而治”等。明成祖的民族关系思想源于儒家“大一统”思想,也与个人的性格、经历和政治信仰有很大关系。     

论传统华夷观对晚明辽东民族关系的影响

华夷观念是基于华夏文化优越感而产生的一种“华尊夷卑”的思想偏见。传统华夷观下的晚明统治者,对辽东蒙古、女真等少数民族施行政治歧视、经济垄断、军事打击和文化输出等一系列民族政策,致使辽东地区民族关系持续紧张,民族矛盾日趋激化,对辽东民族关系的影响深远。     

贾谊的民族关系思想

贾谊的民族关系思想主要包括大一统的“首足”观、设立“属国之官以主匈奴”以及“三表”、“五饵”等内容。“三表”、“五饵”的战略构想,既是在与匈奴单于进行一场民心和民众的争夺战,也是在与中行说打一场舆论战。传统的“大一统”观念和先秦时期的政治家、思想家的思想,都对贾谊的民族关系思想产生过深刻影响。贾谊的民族关系思想具有如下几个特点:其一,“德”是贯穿在民族关系思想体系中的主线;其二,浓厚的理想主义色彩;其三,民族关系思想与政治思想的统一;其四,理论体系的系统性与完整性;其五,思想认识和方案设计的狭隘性。班固在《汉书》中对贾谊的民族关系思想评价很低,认为没有多大价值。其实,贾谊的思想在中国民族关系思想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第一,高扬大一统的旗帜,强调华夷一体,有助于增强中华民族的凝聚力;第二,蔑视匈奴,设立消灭匈奴的时间表,有利于改变汉朝君臣的低落情绪和惧怕匈奴的社会心态以及坚定汉朝君臣的自信心;第三,提倡用先进的文化和文明改变匈奴的思想代表着人类进步和社会发展的方向。     

17世纪以降中日“脱夷”思想的形成与影响

明清鼎革之后，中日两国围绕着“华夷之辨”而展开“脱夷”思想的建构。一方面，清统治阶层通过构建“华夷一家”而消弭“华夷之辨”的紧张性，为其统治中国提供了学理依据；一方面，日本江户学人则视中国大陆发生了“华夷变态”,并由此塑造“日本为中华”的优越论。这两种似同实异的“脱夷”思想更间接影响了西方“民族观”在近代中日的传播与演变。换言之，近代中日两国对西方“民族”观念的不同接受历程，正是明清鼎革后中日“脱夷”思想在近代的回响。     

“华夷秩序”论

本文探讨的,是自汉代直至晚清在古代世界大大小小国际关系格局中发展得最为完整的“华夷秩序”。这是在古代世界的社会条件下产生的一个有理念、有原则和有着自身一套比较完备体制的国家关系体系。和平、友好、积极,是“华夷”秩序的主流。华夷之说缘起于我国上古华夏族体的形成时期。秦始皇统一中国,为“华夷”秩序建立了一个前提框架。至汉代,中华与“蛮夷”之间,逐步发展起一种古代类型的国际关系体系。但此时的“华夷”秩序尚处于雏形阶段。盛唐雄强一时,文明璀璨辉煌,对周边及远方的国家和民族有着强大的影响与吸引力,“华夷”秩序在比较正规意义上形成了。宋代中华四大发明多在此时向外传播,“华夷”秩序得到进一步充实。明清两代,“华夷”秩序终于具备了清晰的外缘和日臻完善的内涵。此后国运衰微,直至八国联军占领北京,中华帝国沦为半殖民地,这个历经近两千年的“华夷”秩序寿终正寝。剖析昔日以中华帝国为核心的古代类型的国际关系体系,对于今天我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共同努力,构筑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和平、合作、进步的世界新秩序,实有必要     

基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溯源的大一统思想研究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有着深厚的历史渊源,早在封建社会时期统治阶级就以大一统理念为精神内核强调多民族国家的统一。这一历史传统不仅诠释了中国这一多民族国家的治理经验和思路,也彰显了中华民族凝聚力的历史根源,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构建提供了宝贵的思想资源,超越了西方“民族—国家”的理论范式,形成了中国特色的多民族国家建设理论。从“华夷之辨”到“华夷一统”,从政治统一体到大一统思想的形成是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早期孕育。经过先秦、秦汉魏晋、隋唐至宋辽夏金、元明清时期的思想发展与内涵流变,加强了大一统思想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内在逻辑,使其作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思想源头,为当前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了心理结构、情感支撑和价值能动。     

宋金元时期民族观念的演化

中国传统民族观念在宋金元时期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宋代士人继承隋唐以来的民族观念，通过文化论述以区别华夷；金、元易代以及宋、元鼎革时期，传统纲常里的忠君思想高涨，渐渐凌驾于士人心目中的华夷大防之上；而到由元入明之际，决定士人政治抉择的主要因素已是君臣大义而非华夷之辨，华夷之间的界限，呈现出逐渐模糊的趋势。     

南齐民族关系思想述论

南齐民族关系思想具有承上启下的历史地位,齐高帝和齐武帝的“共伐魏虏”“柔远能迩”思想、孔稚珪等人的“通和”思想、王融的“来之以文德,赐之以副书”思想、范云的“抚以恩德”思想、顾欢“舍华效夷,义将安取”的理论观点,既是刘宋时期“修复旧境”思想的延续,又为萧梁时期“求通交好”思想的形成奠定了基础。这一时期的民族关系思想具有三个特点：一是以儒家思想为指导方针,二是以妥协让步为重要准则,三是以和平和好为基本目标。南齐民族关系思想大多适应了当时的民族关系现状,在实践中取得了显著成效。     

论扬雄“在夷貉则引之”的民族思想

扬雄重视民族问题,提出了“在夷貉则引之”的思想,主张向周边民族地区传播中原先进文化。他写作《方言》一书,就是出于向周边民族地区传播中原文化的需要。扬雄主张用儒家思想引导周边地区人民进入礼仪文明社会,这一思想是对儒家“大一统”思想和“华夷之辨”在其所处的历史条件下的继承和发展,在当今仍有借鉴意义。     

“贞观之治”的人文意蕴

以唐太宗为首的贞观君臣,将“仁政”、“德治”的思想在具体行政过程中运用,并演化为新的具有人文意蕴的“合和”思想,开创了贞观时期君民、君臣和华夷之间和谐相处的政治局面,确立了合同文化的基调,使“贞观之治”蕴含着浓郁的传统人文精神。     

汉民族的形成及其民族意识

秦灭六国、统一“诸夏”,华夏族因此而改称“秦人”。但由于秦朝二世而亡，“秦人”还未能成为华夏族的普遍称谓。在两汉四百多年的大一统时期，“汉人”便逐渐取代诸夏或华夏之称，成为民族共同体的一个固定和普遍称谓。秦汉时期的文化认同意识，还使得炎帝和黄帝成为中华民族认同的共同先祖，这标志着各民族的进一步融合，汉民族已初步形成，并铸就了民族团结和国家统一的巨大凝聚力。而“华夷之辨”则形成文化、生产方式和血缘三方面的判断标准，其民族意义和“群”的差别备受关注。在以夏变夷的总方针下，汉代胡汉一家的思想及实践亦具有巩固统一和推广汉化的作用。     

中华民族历史观与“四个共同”研究论纲

中华民族历史观和“四个共同”的论述是历史唯物主义的丰富和贡献，“四个共同”论述中包含着深刻的中华民族历史观。中国的自然地理环境、统一多民族中国的国家发展、大一统思想及其实践和“华夷共祖”民族思想及其实践四个方面共同构成了中华民族历史观与“四个共同”的内在逻辑，以“四个共同”为前提追溯中华各民族的动态关系，可以避免对中华民族进行简单“一体”的讨论，从而强调中华民族超越差异性的主体性。     

林则徐华夷思想浅析

林则徐是鸦片战争时期中外交往事务的重要参与者,他的华夷思想在其处理对外交往事务中得到了充分体现.概括来说,林则徐的华夷思想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即"天朝上国"思想、"柔夷"思想、"夷分良莠"思想和"师夷以制夷"思想.林则徐的华夷思想相较于传统华夷观念已经有了变化,但他对西方的认识始终未能摆脱中国传统思想的束缚.这使他的华夷思想既具有开放性,又具有保守性.     

“华夷之辨”对民族融合的影响——兼与刘锋焘先生商榷

“华夷之辨”的核心是文化之辨,强调保卫先进的华夏文化以求发展,反对屈从落后的夷狄习俗而倒退苟安。这一观念,促成了一种凝重执著的民族凝聚力和向心力,促使了各少数民族向汉文化靠拢而融合为一个民族。特别是在少数民族建立政权时,它成为排斥落后文化,保证中华文化传承、延续的思想武器。因此,“‘华夷之辨’对中华民族史的负面影响”之说需要商榷。     

《三国志》民族书写与陈寿民族思想的双重性

《三国志》的民族书写与陈寿的民族思想密不可分。《三国志》设立《乌丸鲜卑东夷传》的民族传记书写、体现少数民族独特文化及汉化过程的民族文化书写、反映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历史的民族关系书写均体现了陈寿民族思想既有华夷之辨意识又有华夷一体倾向的双重性。复杂的历史环境、深厚的学术思想渊源、自身的学习经历共同造就了陈寿的复杂民族思想。陈寿的民族思想既有其时代局限性,又有较高的历史价值与现实意义。     

华夷之辨与西方及孙中山民族主义之区别

"华夷之辨"的思想是《春秋》大义之一。所谓华夷之辨,是要辨明诸夏(华夏)与夷狄之间的不同。华夷之辨是道德之辨和文化之辨,而不是种族之辨和民族之辨,华夷之辨无种族主义色彩,华夷之辨也无民族主义色彩。孙中山之民族主义完全是来源于在西方资产阶级革命过程中产生和发展起来的民族国家思想和理论。孙中山的民族主义彻底背叛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华夷之辨"的思想,孙中山之民族主义异于"华夷之辨"。凡论孙中山的民族主义继承了中国传统文化之论者皆失之。     

胡寅《崇正辩》论

理学虽以批判佛教为动因,但理学自身的建构不仅使批佛弱化,且呈现出儒佛混为一谈的现象,因此胡寅《崇正辩》实是南宋初期理学家批判佛教的重要著作。胡寅对佛教的批判,虽从清理佛教外在形式入手,但实际上却贯彻着他在根本理论问题上的立场与见解。胡寅揭示了因果报应的功利性本质,强调了儒家道德思想的自主性原则;同时他将善恶祸福无常对应的问题从道德哲学的论域中清除了出去,阐述了湖湘学派由实在性自然引申出价值体系的理论,并最终落实在儒佛心法上的比较,彰显出儒与佛的真实性与虚妄性。胡寅在批判佛教中所阐发的思想,对于后来朱熹的思想建构很有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