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时《论语解》探微

作为"闽学鼻祖"、"倡道东南"的二程弟子杨时,将《论语》视为圣学之正传,初步确立了儒家"道统"和《论语》在其中的核心经典地位。在《论语》诠释中,他非常重视求仁之学、性命之学和中庸之道的揭示和阐发。这些思想成为南宋早期道学的中心话语,不仅促进了洛学在南方的传播与发展,而且也为集理学之大成的朱熹学术体系的诞生提供了学脉渊源。     

范祖禹《论语说》的诠释特色

范祖禹的《论语说》既具有宋代理学《论语》学的一般特色,不但重视对《四书》的融贯性解读,而且倡导立诚成圣,着力阐发人性论和“礼”与“理”的关系;也有自己的鲜明个性,不但注重引史证《论》,而且重视对经世之学的抉发,因此在宋代《论语》学史上占有一席之地。     

北宋《论语》诠释的演进路径与嬗变图景

北宋时期,特殊的社会政治文化运动与中国传统经学及儒学哲学的发展相互交织,共同推演出经典诠释独特的嬗变路径和演进图景,实现了《论语》诠释的转型和变革。总体而言,北宋前期《论语》诠释新旧学风双线并行;中期以后涌动于民间的解经新风得到官方推重和倡导,《论语》义理之学走向成熟并最终取代汉唐注疏之学成为学术主流,新旧学风合流;与此同时,理学型《论语》诠释孕育胎动于《论语》宋学的发展流变中,其诠释思想和诠释方法被南宋理学家所接受,为理学思想的最终形成奠定了基础,铺平了道路。     

孙奇逢对宋明理学三大公案的解读

孙奇逢是明末清初著名的理学家,他以合会朱王为纲,形成了对《太极图说》辨、朱陆异同辨、“王门四句教”三大理学论题的新认识。他认为《太极图说》之辨的实质是不同理学家站在不同立场而产生的本体论认识上的不同;对于朱陆之辨,他认为朱陆之间并无本质区别,学者要道问学和尊德性并重;对于“王门四句教”之辨,他认为“无善无恶”是论心而非论性。孙奇逢对此三大公案的超越性认识,使其理学思想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反映出明末清初的理学特色。     

论孙奇逢《理学宗传》的性质

孙奇逢的《理学宗传》作为一部总结汉唐宋明儒学的编著,以排斥释老之学、合通儒学派别之异为标旨,是孙奇逢理学观的直接体现。其中,孙奇逢的主要关怀在于建构合同汉宋、朱王的儒学道统,这一点充分体现在《理学宗传》的结构和标准中,并最终决定《理学宗传》学道的性质。进一步说,《理学宗传》和《明儒学案》的性质呈现出道与术的不同旨趣,黄宗羲以《明儒学案》的编纂标准来评价《理学宗传》,不免失之偏颇。     

刘宗周《论语学案》探微

《论语学案》是刘宗周在万历年间教授学生的讲稿,代表了他不惑之年前后的学术思想。刘氏虽学宗程朱,但又深受心学影响,在理学和心学交汇下,其治学呈现出了自己的特色。这在《论语学案》的注释中有明显的体现。其一,重慎独,针砭王学末流;其二,统合理学、心学。     

何晏《论语集解》探微

《论语集解》是目前全帙具存之最古《论语》注本，也是“十三经”中的第一个集注本。它虽成于众人之手，但何晏在其中起着决断作用。它不仅创立了集解体，保存了大量的古注，而且“有不安者，颇为改易”，增加了许多词丰义富的新解释；其序文不仅探讨了《论语》的撰集者、內容、版本和传授情况，而且历数了《论语》研究方法的演变。其注释中少有玄虚之语，后人以此来攻击何晏等人是不正确的。它在《论语》学发展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     

回归孔孟,《大学》为宗:论王心敬的"朱王会通"思想

"朱王会通"是晚明清初关学的主流思想,但与冯从吾为解决学术分歧和李二曲为救正人心不同,王心敬是直接针对清初盛行的"辟王尊朱"之风,解决的是理学门户之争,思考的是儒学日后的发展.王心敬认为,所谓"尊朱"者不仅不了解陆王之学,而且也不了解朱子的为学旨趣.朱子因救程门末流的禅学倾向,故平日特重"道问学",但其晚年又常常向学者指示本体,以免陷溺于辞章训诂之中.而陆王的"立大本"、"致良知"更是孟子学之本旨,且陆王意主经世,与出世的佛老之学截然不同,因此,朱子与陆王并非吾儒与异端之别.更何况,陆王对道德本心的挺立,有助于纠正学者口耳支离之病.所以,会通朱王,将本体与工夫统一起来才是真正的为学之道,而且这才符合孔孟"全体大用,真体实功"的学问宗旨,才是《大学》"明新止善"精神的全部展现.     

张栻《论语解》的学风旨趣与思想意蕴

张栻对二程推崇备至,书中大量引述和发挥二程之言,宗奉二程的特点十分明显。同时,张栻对《论语》进行了创造性的阐释,表现出专注于阐发义理、追求义理连贯和意义圆通的特色。再者,《论语解》是张栻依托《论语》而大量发挥其理学思想的著作。在解说过程中,张栻将其理学观念熔铸于《论语》文本之中,赋予《论语》以鲜明的理学色彩。     

对传统断代经学史研究的反思与开拓——评《清代地域学派<论语>诠释研究》

2004年,柳宏教授以其博士论文《清代<论语>诠释史论》初步开拓了清代《论语》学研究,并使这一课题逐渐受到重视。历经十数年的坚守与耕耘,作者又于2018年推出了由他主撰的《清代地域学派<论语>诠释研究》。新著一反历时性散点研究的做法,通过考察地域学派知识群体《论语》诠释之面貌,直观描绘了清代《论语》诠释版图,深入分析了不同地域《论语》研究之个性与成因。作者的这一研究方法与理念,不仅是对此前博士论文的超越,更是对断代经学史传统研究模式的反思与开拓。     

黄宗羲论东林学派和蕺山之学——基于对《明儒学案》文本的解读

东林学派和蕺山之学同为明末理学之显学,在明代理学史上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黄宗羲在《明儒学案》的最后五卷,设置《东林学案》和《蕺山学案》,分别对东林学派与刘宗周的学行及学术思想作出论述。这些论述主要围绕其为东林学派正名、论东林学派对阳明学的批判与调和,以及高度赞扬蕺山之学三个方面展开,其中既有黄宗羲对儒家士大夫学者胸怀家国、内外兼修等高尚人格的无比崇敬,也有黄宗羲对东林学派与蕺山之学中一些具体问题的探讨,同时也体现了他扬"心学"、抑程朱理学的学术倾向。黄宗羲的这些论述,在一定程度上,较为客观地实现了对明代理学后期发展的总结。     

和而不同——论孙夏峰对朱王之学的会通

朱子学与王阳明学发展到明清之际,一方面表现为朱王之间的分歧和对立,另一方面则表现出流弊丛生的局面。生活在明清之际的孙夏峰,试图通过对尊德性与道问学、性论、格物穷理及知行合一等相关概念的讨论会通朱子学与阳明学,以达到既解决朱王之间的分歧,又解决朱王后学之流弊的学术目的。孙夏峰对朱王的和会在一定程度上拯救了明清之际日渐颓废的学术风气,并且在他的影响下造就出一大批不尚空谈、注重躬行实践的思想家。     

论朱熹的解经思想

朱熹,字元晦,一字仲晦,宋代著名理学家。朱熹平生重视对儒家经籍、元典的解读,以“经义”释己见,认为通过兼收并蓄,博采众长,将“经学”形式与理学内容相结合,不仅能重构一个完备的儒家“道统”体系,在儒、释、道三教斗争中,与异教相抗衡:同时在依经明理中,通过“圣学”形式,给自己思想披上经典外衣,更便于合法化地为大众接受。因此,朱熹一生,在构建理学体系的同时,还不断地从事对五经六典的解读、训诂、释义,其涉猎范围之广,几乎遍及诸经。他的理学思想大都通过对经籍的释义而阐发,尤其是对《四书》的解释,几乎毕其半生精力。所以,《宋史》称道朱熹:“其为学,大抵穷理以致其知,反躬以践其实,而以居敬为主。尝谓圣贤道统之传散在方册,圣经之旨不明,而道统之传始晦。于是竭尽其力,以研穷圣贤之经训。”朱熹一生著述颇丰,所著书有:《易本义》、《易学启蒙》、《诗集传》、《大学章句》、《中庸章句》、《大学或问》、《中庸或问》、《论语孟子集注》、《太极图·通书》、《西铭解义》、《楚辞集注》、《楚辞辩证》、《韩文考异》等;所编次书有:《论孟集义》、《孟子指要》、《中庸辑略》、《孝经刊误》、《小学》、《通鉴纲目》、《宋名臣言行录》、《家礼》、《近思录》、《河南程氏遗书》、《伊洛渊     

民国时期汤用彤《理学谵言》对朱子学的阐释与推崇——兼论汤用彤早期的文化观

《理学谵言》是汤用彤在民国初期发表的一篇关于儒家文化的论文。汤用彤在文中详细阐述了朱子学和阳明学尤其是朱子学在拯救国家民族危机、提升国人精神道德方面的作用和意义。《理学谵言》反映了汤用彤对朱子学的推崇及会和朱王的倾向，并体现出汤用彤早期的文化观。青年汤用彤一方面坚持民族文化的主体性．倡导文化救国，另一方面抨击西方文明的没落，充分体现了汤先生早期的爱国热忱、忧惠意识和他志在“为往圣继绝学”的历史使命感，彰显了汤用彤当时现代保守主义的文化立场。     

东坡与道教

蜀学和理学,是北宋两个对立的哲学学派,苏轼是中国哲学史上第一个举起反理学斗争旗帜的思想家。因此,程朱及以后历代理学家都曾对苏轼哲学横加指责。其中最主要的一条罪状,就是斥苏轼哲学为释老之学。朱熹著《杂学辨》,以《苏氏易传》为杂学之首,不惜笔墨,逐条指陈其溺于释老之处。其一日:苏轼在解释“道”这一范畴时,“不知道之所     

析晚清理学之程朱陆王之辨

程朱陆王之辨是晚清理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其源于宋明时期的朱陆、朱王之辨,至晚清时期,理学家延续了这一学术思辨活动.其中以唐鉴的<国朝学案小识>、刘廷诏的<理学宗传辨正>以及罗泽南的<姚江学辨>为主体.从此三者入手,可窥晚清理学学术思想中程朱陆王之辨之概况.     

汉唐《论语》《孟子》学流变及特点

汉唐《论语》《孟子》学在不同时期呈现出不同的特点。汉代是《论语》、《孟子》学的发轫期,有关的注解之作已经涌现。魏晋南北朝时期《论语》学成果颇为丰富,但《孟子》却较少研究。同时,受时代学风影响,《论语》学的发展呈现出玄化或佛化的特点。唐代《论语》学的成就并不高,但是《孟子》其人其书的地位却不断提高,初步出现了所谓“孟子升格运动”。汉唐时期的《论语》《孟子》学的发展为宋代《四书》学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论语》疑义举例

《论语》结集和传授过程的复杂性,使得今天我们见到的通行本《论语》仍然存在诸如逻辑不通、多字少字、断句歧异、文字重出以及语意接近等令人难以理解的问题。从文本出发,重新发现和梳理这些问题,不仅是解读和阐释《论语》的前提,而且在《论语》学研究中具有基础作用。     

曾国藩与理学、经世之学略论

曾国藩以理学信徒自我标榜,宣称“一宗宋儒”(《复颍州府夏教授书》,《曾文正公书札》卷十一)。清朝最高统治者表彰他“阐程朱之精蕴,学茂儒宗”(《御制碑文》:见《曾文正公全集》附录)。但他又同时热衷于经世致用之学。李元度说他“效法前贤澄清天下之志,讲求经世之学”(《曾文正公行状》,《天岳山馆文钞》卷十四)。对于曾国藩的理学思想今人论及较多,对其经世思想则谈得甚少。有的同志更断然否认曾国藩与经世致用之学的联系,否认他有经世思想的存在,说曾国藩“成年累月研究的是天理、人性、三纲五常、‘主静’、‘静坐’、格物致知”(董蔡时《左     

《论语》与跨文化交际

学界认为 ,跨文化交际学兴起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美国。然而 ,若从跨文化交际的两个基本内容 :文化本质的研究及人们交际行为的研究来看 ,则两千多年前的中国儒家代表作《论语》已具备之。《论语》不仅就现代跨文化交际学提出的文化差异性、交际差异性、交际和谐性进行了探讨。同时 ,孔子的教学方式、教学内容、宗旨也与现代跨文化交际学相似。在这一意义上 ,《论语》可称得上是“跨文化交际学”的雏形 ,孔子则是跨文化交际学的先驱倡导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