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型结构——论《文城》的叙事结构兼及余华的创作历程

余华的《文城》由两个故事组成,其各自形成心理层面上不同的“U”型结构。两个叙事结构因相似对称而成的“U”型图式又反映了余华创作的走向：从“残忍”和“温情”的身份书写获得社会认同到《兄弟》的“争议”和《第七天》的“滑铁卢”,形成余华的创作与被评价的“共振”历程。这个“共振”的“U”型结构中可以看到余华的写作历程和构成“创作共振”的因素,一定程度上可以管窥余华在未来文学写作情感上的转向。     

祖父——父亲——儿子——余华90年代长篇小说父系人物结构模式探析

余华90年代的三部长篇小说《在细雨中呼喊》、《活着》、《许三观卖血记》是其小说创作中具有转折意义的作品,其中共有的“祖父———父亲———儿子”的父系人物结构模式突显了父亲的中心地位,呈现了父法由颠覆到重构的嬗变过程,表达了对人性善的呼唤与礼赞,人们从中可以看到余华对秩序和人性的深沉思考,此模式也就成为传达余华小说创作轨迹变迁的有力载体。     

余华长篇小说新作《文城》的承续与创新

余华长篇小说《文城》综合了余华20世纪80年代中短篇小说的先锋性和90年代长篇小说“回归”现实主义的传统性,既有艺术形式上的先锋探索,又有对历史和现实的真实反映,具有极高的可读性。《文城》的内容既有“生活的现实”,又有“文学的现实”,其“现实”是“虚伪”与“真实”的混合。与余华其他长篇小说相比,《文城》的时代与历史、现实与想象、虚构与真实的“并存”更为自然无痕。小说讲了三个故事,这三个故事内部是统一的,相互之间却是分裂的,但这种分裂在余华创作的整体上却实现了某种统一性,也即先锋的余华与“回归”的余华在这部小说中实现了统一。《文城》在书写血腥、暴力、死亡上,在语言诗性上,在人物对话书写上都承续了余华小说的一贯风格,但在主题、结构、题材、人物形象塑造等方面又有比较大的变化,具有新的开拓意义。     

论余华成功的三个因素

余华之所以能够在文学创作上获得成功,有多方面的因素。其一,余华对文学非常热爱,有着很好的文学天赋,表现出超乎常人的自学及感悟能力,其作为“优秀的读者”的品质在对外国文学作品的阅读过程中体现得淋漓尽致,能从阅读中得出独特感受,并与自己的创作结合,为己所用,这是余华能够在较短时间内有所突破的关键所在。其二,余华在创作之初就表现出坚定的创作自信,他坚信自己可以通过努力在创作上有所作为,并克服重重困难,为之不懈探索。其三,余华的成功还与其生活的社会时代及个人经历密不可分,其创作生涯中的几次“幸运”经历在其成名过程中也发挥着重要作用。     

从《活着》中的温情美看余华创作风格的转变

《活着》是余华从“极端先锋”转向“民间立场”这一新的叙事空间后的第一部小说。与以往作品不同的是,在这部小说中,余华对于死亡的描述已不再是冷酷、决绝,而是在死亡的氛围中融入多种情感,用一种舒缓的笔调展示苦难中人性的光芒以及温情的力量,使人们从“在苦难中寻找温情”而转变为“在温情中受难”。这也昭示了余华创作风格的极大转变以及对于“温情母题”的回归。究其风格转变的因素有很多,其中家庭生活的影响以及自身对于新的创作道路的追求是最主要的。     

从愤怒的写作到虚伪的活着--余华创作的后现代叙事策略

余华1980年代的创作以“愤怒”的写作显示了先锋文学的挑战性姿态,其1990年代的创作以幸存者的言说表达了虚伪的“活着”的人生关怀;从“愤怒”的写作到虚伪的“活着”构成了余华创作的后现代叙事策略。     

余华“文革”言说的三重视界

“文革”对60年代出生的余华的创作产生了重大的影响,甚至决定了他今后的写作方向。在余华不同时期的作品中我们都能或多或少地感受到“文革”的阴影。余华对于“文革”的言说,因其创作理念及叙述姿态的变化而呈现出先锋——民间——大众等不同的视界。     

一以贯之的悲悯情怀——浅析余华创作的精神取向

先锋后文学时期，曾经“冷酷无比”的余华也开始充满了动人的温情，与此同时，他的创作也转入对现世人生的密切关注，作品中不时流露出小人物的脉脉温情。有人说，先锋时期的余华是血里流着“冰渣子”，他的零度叙事让他完全置身事外，缺乏对这个世界应有的起码关怀。实则不然。应该说余华的小说创作有一种一以贯之的悲悯情怀，不管它是潜藏在冷静背后还是彰显出来，我们都不应该忽视。     

纷扰的《兄弟》与暧昧的余华——2007年余华研究述评

余华作为当代最优秀的作家之一,历年来评论界对其的研究一直呈稳定攀升的态势,2006、2007年则达到了一个高潮。其间的关键原因在于《兄弟》的出版问世。2005年,《兄弟》（上）引爆了学界的骚动,2006年的《兄弟》（下）更是一枚重磅,激浪千层,而学术界所渐现的“褒”、“抑”两种观念和态度的对立,也使余华及其《兄弟》陷入较为尴尬的境遇,在经历了“重创”与“荣誉”前所未有的冲撞,更显现了一种纷扰与暧昧的状态。本文旨在将2007年度余华的研究进行理性的梳理、分析、阐释,并着重从《兄弟》研究、比较视野中的余华作品研究及余华前期作品研究三部分入手加以述评,以期能够客观详实地展现2007年余华研究状况．同时也希冀能为学界的余华研究提供有效的资料参考。     

“寻找”的尴尬与无法弥合的情感遗失—中国当代文学“动物叙事”创作的主述模式考量

在中国当代动物叙事创作中,以“遗失+寻找”作为主述模式进而表现人或动物所承担的某种无法弥合的情感遗失之痛,总体呈现出“逝去的终不再来”的功能意义指向,已成为一种相对固定的基础类型表述方式.从该类型的总体事序结构、角色身份设置与悲剧性结局的叙事指向三个主体向度,深入探讨了这一中国当代文学“寻找”类动物叙事模式偏于科学化、理论化的阐释.     

论余华创作主题的演变及其原因

余华创作主题的演变经历了三个时期:表现爱与美时期,表现仇恨与残酷时期,展示希望与苦难并置时期.其转换的原因首先是余华受到西方文艺潮流的影响,引导余华创作的作家在不断变化;其次是随着对真实性追求的不断深入,他对真实的判断标准发生了变化;第三是市场经济对文学创作的影响.     

“原型”的思考

建筑理论中存在几种对“原型”概念不同的解释，它们虽都深受容格的“原型”与“集体无意识”理论影响，但其具体意义有所不同。在建筑结构主义中，“原型”是一种对“深层结构”的探索；建筑类型学中的“原型”则是一种具有普遍意义的能显示类型特征的形态；而传统地区建筑在长期演化中所产生的典型形态也可以被理解为一种“原型”。文章通过对“原型”不同概念的比较分析来探讨原型理论对当代建筑创作的意义，引发我们对建筑地区性的思考。     

天下·天子·天理：论宋代院体画主题的三个维度

宋代院体画作为皇家扶持的绘画类型,其主题围绕“天下”“天子”和“天理”形成不同的维度;宋代院体山水画形成“山水-庙堂”的天下结构关系,其主题从“天人关系”的表象隐喻地指向“天下”;宋代院体人物画主题隐喻地指向“天子”,这一主题指向从“君与民”“君与臣”“君与君”三个层面展开;宋代院体花鸟画主题隐喻地指向“天”或“天理”,通过“以物观物”和“观之以理”的方式呈现。宋代院体画主题的三个维度对应形成一种“三位一体”的意识形态结构。     

余华作品在西班牙的外译与接受障碍

余华作品外译至西班牙后出现了一段时间的“余华热”,但此后热度逐渐降低。“接受屏幕”贯穿其作品外译过程的始终并成为主要的接受障碍。“接受屏幕”主要表现为出版社的文本过滤、新闻媒体的政治化解读、读者期待视野下的接受与反作用三个方面，其形成既与西班牙的社会心理、文化传统相关，又与中国的文学范式、作家的写作技巧相关。考察余华作品在西班牙的外译历程，剖析外译过程中遇到的接受障碍，有利于为余华作品及整体中国当代文学“走出去”提供反思与借鉴。     

论余华的叙事循环

本文对余华小说进行文本解读,从循环叙事这种“结构”范式切入,分析研究了余华小说对历史时间的独到理解与处理,探讨了余华对人性的悖反性、分裂性的认识,并比较了余华小说与鲁迅小说在“现代层面”上的异同。     

李渔与莎士比亚喜剧人物比较研究——以“典型人物”和“关键人物”为中心

李渔与莎士比亚分别作为东西方喜剧创作代表人物,其创作既有相似性,也有各自不同的特征。李渔善于从人物的共性中提炼个性,从而使人物形象“典型化”,莎翁则善于重点刻画人物的个性,将共性作为点缀,使“典型人物”更加饱满立体。李、莎喜剧中的“关键人物”塑造相似之因可归结为戏剧创作的基本规律使然及人物原型源于俗世,中西方不同文化所致的戏剧创作系统之分野则导致其差异性。李渔“风流道学”之心性使其刻意摹画喜剧中的“典型人物”和“关键人物”,莎翁“写实”特质则令其喜剧中的每一个人物都对应着现实原型。李、莎喜剧正因为都取材生活、通俗入世,才有广泛的受众。探赜二人喜剧创作的不同侧面与奥秘,也有助于当今的戏剧实践。     

青藏高原民族民间音乐原型研究——兼论语言对民俗文化的影响

民族民间文艺作品特别是民间音乐作品实际上是由意旨符号和音乐符号两部分组成。笔者将青藏地区音乐文化中那些具有固定内涵指向的模式化乐句,界定为青藏高原音乐的“原始歌腔”即音乐原型,认为其在结构类型上属于“音乐原型意象”,是青藏高原民族民间音乐文化的源头活水,而大多数具有青藏高原原生态魅力的音乐作品的基本乐句实际上都是这些原型意象的不同变体。     

余华小说中的鲁迅因子

余华被不少人认为是“跟鲁迅走得最近的人。”从余华的小说中探寻鲁迅因子，探寻余华在文化精神和创作上对鲁迅的继承。余华在对弱势群体中的农民、知识分子、妇女、儿童的生存状态的极大关注上，在“批判国民性”和“反思历史”的两大启蒙文学主题上，都体现出对鲁迅精神的继承。     

绝望深处的笑声——论余华的《在细雨中呼喊》

作为余华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在细雨中呼喊》带给人们的并不仅仅是历史的沉重和悲凉,也不仅仅是成长的恐惧和绝望,还有一幕幕滑稽与荒诞的反抗、一次次幽默与夸张的嘲解。正是这些浸满泪水的“笑声”,使它摆脱了对历史苦难的简单控诉,并呈现出“黑色幽默”的审美特质。文本分别从其精神意蕴、叙事方式以及语言等方面,分析了它所具备的黑色幽默之特征,并进而指出了这种审美追求在余华后期创作中的重要意义。     

在坚持与背离中突围——论余华创作的转型

20世纪90年代,余华开始以长篇创作为主,虽依然表现暴力、血腥、苦难、死亡,但更加入了含而不露的温情与幽默,叙述方式也趋向平静与温和,态度更加宽容,其作品多关注中国底层民众的生命历程和生存状况,表现民族传统中特别的性格。余华的转型包含:青年写作与中年写作状态下的不同心态与思想衍变、在内心创新欲望催动下自我创作的突破、时代的诱因三个方面的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