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以社以方”

黄帝炎帝为中华民族之始祖,但以黄帝为大宗,炎帝一系在中国历史上,尤其在文化史上之地位为黄帝一系所掩,以《尚书》论,《周书》以《周诰》为主,属于黄帝系统,因为周姬出自轩辕(天元黾),但在《周诰》前有《洪范》后有《吕刑》,未为人所注意,其实以上两篇属于炎帝体系。《洪范》为“申”职司天之书,而《吕刑》为“吕职”司地之书。“以社以方”之社即“圜丘”祭天,“方”即“方坛”祭地,亦即“南正重司天以属神,火正黎司地以属民”。“重”即“申”(神)、“黎”即“吕”(旅)。本文所论述炎帝一系史实,而多引原文,加以己见,以明究竟。     

《科尔沁情思》：情思寓于合目的的文本形式

如果让我描述对王明义《科尔沁情思》(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4年12月)的阅读体验,那我就引用康德的一句话来说:“美是一种合目的的形式”。《科尔沁情思》以清新素朴、具有浓郁民族话语色彩的历史情怀,以天地自然之心去体察人生的生命观,朴实淳厚、细腻自然的叙事手段,行云流水、豪华落尽的诗意语言,即以“合目的的文本形式”为读者呈现出了一个审美化的现实,韵味悠长地留在人们的心里,久久不去。正如作者在“后记”中所宣称的那样,他要在文本中“展示科尔沁雄浑的历史,讲述作者的心路历程,感悟人生的酸甜百味,探求文化的深邃内涵”,我想作者…     

论有我之境无我之境与以意胜以境胜

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说:“有有我之境,有无我之境。‘泪眼问花花不语,乱红飞过秋千去’,‘可堪孤馆闭春寒,杜鹃声里斜阳暮’,有我之境也。‘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寒波澹澹起,白鸟悠悠下’,无我之境也。有我之境,以我观物,故物皆著我之色彩,无我之境,以物观物。故不知何者为我,何者为物。”这里王氏对什么是有我之境与无我之境并没有做出科学的、定义性的表述。后人大都用“以我观物” “以物观物”而引起情感的“显” “隐”来界定,如认为有我之境偏重于主观情思的直接流露,作者移情入景,景物带有明显的主观色彩;所表现的情感比较具体、确定和强烈。无我之境作者比较客观冷静地描绘景物,情感隐约深藏,并带着某种程度的不确定性。笔者以为这样界定有偏颇,因为在《人间词话》中王氏还这样说:     

《风》《骚》“弃妇情结”发微——以《氓》《谷风》《柏舟》与《离骚》为中心

《诗经·国风》开创了比兴传统，其中“以男女喻君臣”的表现“弃妇情结”的抒写传统，深受后世悲士与逐臣之青睐。屈原首沾其溉，他于《国风》传统的基础上，踵事增华，发扬光大，将“弃妇情结”之抒写传统更为自觉而广泛地运用于《离骚》等作品中，淋漓尽致地抒发诗人怀才不遇的悲士情怀，由此奠定了中国文学“弃妇情结”的抒写模式。《风》《骚》“弃妇情结”抒写传统前后相续，同中有异。在表现手法、托寓寄情、意志情感、心理刻画、结构安排、形象塑造、情景结合、语言描写等方面，《风》《骚》均呈现出由简而繁、由浅而深、由实而虚等明显不同的艺术特征和审美趣味。这正是屈原继承并发扬《诗经》比兴传统，使其诗歌艺术思维产生巨大飞跃的可喜之处。由《风》《骚》所形成的中国文学“弃妇情结”的表现传统，开启了后世悲士不遇文学主题之新径。     

论《八月之光》中人物存在状态的不确定性——以克里斯默斯为例

"不确定性"是后现代主义文学的特征之一,但它在现代主义文学中就已经存在。在福克纳的《八月之光》中,人物的存在状态呈现出明显的不确定性特征。以主人公克里斯默斯为代表,这种不确定性主要表现为三种:时间中的悬浮、空间里的游离和精神上的偏执。而失去确定性之后孤独飘荡的个体,就成了《八月之光》中的核心意象。对于这种困境,福克纳在小说中虽未明确地给出拯救的方式,却通过莉娜的象征意义间接地指出了一条解救之道。     

以传奇阐佛理采史料为戏曲——论屠隆的《昙花记》

《昙花记》是部宗教剧 ,其以木清泰辞世访道入佛为情节主线 ,敷演了儒道释同源、相争又同归的历史 ,旨在宣扬三教合一佛为尊的思想 ;“世间万缘皆是假”之观念的提出 ,却又极其深刻地展示了封建社会鬼域成灾 ,到处冤狱的黑暗现实。艺术上 ,它以传奇阐佛理 ,采史料为戏曲 ,表现出极为特殊的创作思想与艺术风格 ,尽管有其艺术缺陷 ,却因有别于其他明清传奇而独具特色。     

授之以史实 树之以史德——谈在历史教学中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做法

历史教学的任务具有双重性。一方面,通过课堂教学,掌握系统的历史知识,培养基本技能;另一方面,对学生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在近代史教学中必须做到“授之以史实,传之以史观,导之以史法,树之以史德”。也就是既重视传授历史知识,又要有针对性地采取恰当的方法进行爱国主义教育。下面以《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狂潮》一节教学实践谈谈我的几点做法。     

《史记》述“天”与历史理性的萌生

《史记》的宗旨首在“究天人之际”，它在记述五帝三代之时就反复述及天、天命与上帝的观念，这些观念主要源自《大戴礼》、《尚书》与《诗经》等文献。但司马迁对“天”之观念的记述述并非唯“经”是从、全盘照录，而是从史料考辨与历史观念两个方面进行审慎的去取，显示出卓越的考信精神。在此基础上，《史记》所述的“天”之观念，在五帝时期呈现出明显的自然属性，夏商时期则又具有了浓厚的宗教性，而殷周之际，天的观念又以道德为主导。通过梳理五帝三代的天人关系的演变，可以看出历史理性在殷周之际的萌生是必然的。     

《文艺报》与“十七年”作家自我批评空间建构——以作家“成长”轨迹为中心

“十七年”文学批评进程中,《文艺报》以权威主导角色参与了作家自我批评空间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构。以《文艺报》为中心的考察,清晰地展现出“十七年”作家在自我批评中“成长”的大致脉络。作家生存方式与身份是重要影响因素,而《文艺报》上折射出的作家转型、调适与新生的心路历程为我们了解此“成长”轨迹提供了最好的参照。     

《你是一条河》的解读

当前,池莉的写作由都市场景中永恒的“现在时态”转向了历史场景。《你是一条河》显示了这种叙事话语的转向,即使小人物出现在历史场景的前台,以某种女性意识有力地解构“人民／英雄”的宏大叙事。它从城市普通市民角度出发,以庸常的生命逻辑解读历史,在重述“母亲”主题同时也消解了关于“母亲”的神话,把古典神圣的“爱情”放逐到社会的世俗人生中,使之呈现出原动的、生存的意义。     

《史记》心理描写探讨

《史记》在前代史书的基础上“参酌古今,发凡起例,创为全史”。“吾国之有史学,殆肇端于司马迁欤。”《史记》既是我国史学的发端,又是我国史传文学之滥觞。《左传》、《国语》、《战国策》尽管也写人,并取得了—定的成就,但这些书中的人还只是历史事件的附庸,在叙事过程中被顺带地描绘。人物多举动而少思想,描写多片断而不集中,所以这还算不上史传文学。史传文学的建立以《史记》为标志,是因为书中人物形象比较丰满了,也就是说它具备了一些初步的表现人物的条件。如人物外貌神态的勾勒,人物心理活动的描写,人物性格特征的刻划,作者感情意识的渗透等。而其中人物心理活     

汉代谶纬神学及其对道家宗教化的影响

谶纬是历史上久已有之的古老迷信,是一种“诡为隐语,预决吉凶”的隐言,主要是政治性的内容,以预示国家兴亡和君主祸福为主旨。《史记·赵世家》记曰:“在昔秦穆公尝如此,七日而寤。寤之日,告公孙支与子与曰:我之帝所甚乐。吾所以久者,适有学也。帝告我:‘晋国将大乱,五世不安;其后将霸,未老而死;霸者之子且令而国男女无别。’公孙支书而藏之,秦谶于是出矣。”秦以降,谶语大量出现。在反秦的浪潮中,谶语成为重要的精神武器。《史记·秦始皇末记》中所录有数条,诸如“亡秦者胡也”、“始皇帝死而地分”、“今年祖龙死”等,都是预言秦的灭亡的;而反秦首事的陈胜吴广起义更是借助了谶语的力量以威     

从《诗经·郑风》看新郑的文化空间建构及现实价值

《诗经·郑风》最明显的特质在于男女情感的丰富和个人主体性的彰显,溱洧流域傍水富庶的自然环境与人们热烈奔放的性格情趣天人合一、相得益彰,自然地理空间和主体性情感空间形成了具有张力的《郑风》美学体验.新郑著名景区郑风苑的成功正是以《郑风》和中原文化为根基,以“诗”入景,以“景”映文,呈现出历史、地理和心灵空间重合的体验效果,带动了新郑旅游文化产业的可持续发展;而带有主体性质的文化空间建构,又给中原文化的崛起提供了崭新活力和现实价值.     

城市书写视野下的乔伊斯小说解读——以《尤利西斯》为例

城市书写是空间批评下的文学批评范畴,文本中的城市被看作是蕴含丰富社会文化信息的指涉系统。乔伊斯在《尤利西斯》的城市书写中全部以都柏林为背景,将城市记忆、社会文化等要素巧妙地构成一个有机体,在景观选择和组织中赋予深刻的历史文化内涵,使之成为揭示主题的手段。《尤利西斯》巧妙地运用了漫游式叙述使城市空间中的支离破碎同人物精神世界的异化感融合在一起,共同展现出一个精神瘫痪的现代世界。     

1990年代以来乡土小说的逆时针 时序叙事及其文化透视 ——以《日光流年》《受活》等小说为例

在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乡土小说中,以阎连科《日光流年》《受活》等为代表的逆时针时序叙事引人注目。于此,在由死亡开启的逆流时间中,作家强调生命的终结,凸显童年的存在,站到童年与死亡的两端深刻反思时间、存在与死亡之关系;同时,其时间返源的旅行也昭示了乡土作家身处工业文明和农业文明之间的迷惘之态。以生命观与文学观视之,乡土小说之逆时针时序叙事蕴藏着“向死而生”的力量,只是由于宿命主导、人性劣根、权力文化痼疾等原因,其能否真的绝处逢生有待商榷。就逆时针时序叙事之社会学效应而言,乡土小说这种“不可靠叙述”方式,既为乡村现实及重大历史的探查敞开了多向度解读的可能,也为公共话语的打造和文学公共空间的建构提供了新的路径。     

经学、历史与历史书写——以郑玄论圆丘礼为例

中国的经史传统,有着极为复杂的内涵。以圆丘祭天之礼为例,在两汉经典中,只有《周官·大司乐》提及过一次“圆丘”,而无论是今文经典,还是两汉典礼,在祭天典礼上都只有南郊祭天,没有圆丘祭天。东汉末年经学大师郑玄统合今古文经学,平衡经典异义,并以《周礼》为基础构建了一套新的礼学体系。郑玄将《周官》的圆丘纳入祭天典礼,认为在南郊之外,还有更为重要的圆丘祭天。这是郑玄以经文为本,统合今古文经学的结果。经学的改变马上带来制度的革新。在政治层面,当“郑氏家法”被普遍接受之后,魏明帝开始以郑玄经学为基础构建祭天大礼,首次制定了圆丘祭天之礼,这表现出经学塑造历史、制度的特点。另外,郑玄把《周官》理解为周公制作的一代大典,周公又是一个历史人物,那么,周公制作的大典,便成为周代的历史,而且因其具有“经”的地位,而成为最可信的历史。因此,郑玄的经学在杜佑《通典》等史学著作中,成为构建周代史的材料。可以说,经学不断在塑造制度、塑造历史,同时,又不断在塑造三代的历史书写。从郑玄论圆丘礼中,便可以看出经史关系的多层面相。     

论范晔对东汉“党人”的编纂及评价

范晔在《后汉书》中增设《党锢列传》并以之为核心对东汉的“党人”群体进行了记载。对于“党人”的编纂，范晔在《党锢列传》传首用长序、采谣谚来交代“党锢”的起因与经过，并以之提携全传，又择“三君、八俊”等核心“党人”为传主，以此展现“党锢之祸”的全貌，对于其他“党人”,则以类(德性)相从进行合传。范晔对东汉“党人”的这种编纂方式使其在《后汉书》中形成了以《党锢》为核心的“党人传”记载结构，在这个结构中，“党事”始末之主次线索清晰，“党锢”人物之行事编排严密，东汉后期之历史发展面貌丰富。同时，在相关传记中范晔又以大量史论表达了他对东汉“党锢之祸”影响东汉历史走向，以及东汉“党人”出处进退及其精神的看法。范晔对东汉党锢事件及人物的记载，最能体现他的历史编纂水平。     

《离骚》与屈原之集——以《楚辞》成书研究为中心

《离骚》是《楚辞》中最瑰丽、最重要的一篇抒情长诗，被誉为《楚辞》之祖。而汉后诸籍，也常将《楚辞》径直称为“离骚”。历代研究者认为，此种现象为艺术上之假借。但笔者通过对《楚辞》的成书过程的考查和对有关历史资料的重新爬梳，认为“离骚”一词，不完全是用借代的手法以篇名来代指集名，而可能是一部真实存在之集名。且《楚辞》的形成，亦经历了一个复杂而漫长之过程，并在汉代逐步完成了由个人别集向地域流派总集的转变。极其可能的是，在汉初刘安时已经存在一部名日《离骚》的诗人别集，并一直沿用《离骚》之名，直至《楚辞》最后成形即刘向编辑《楚辞》。     

从“无性”到“性无” ——评日本新华侨华人母女作家及其小说

日本新华侨华人母女作家孟庆华与清美是战争遗孤的配偶及女儿,属于另类日本人。母女两代皆以华语写就长篇小说,从母亲“无性”的叙述《告别丰岛园》,到女儿遭遇的“性无”《你的世界我不懂》,试图从契入女性生命体验的、浸透记忆和想象的日常生活出发,对国家的“他者”、历史的女性、性爱之救赎等进行深入探讨,从而获得女性自述体小说的历史纵深与现实意义,也为世界华文文学提供了新的视界与空间。     

不能忘却的历史经验——论《呐喊》对辛亥革命的描写

在《呐喊·自序》的开头,鲁迅说过:“我在年青时候也曾经做过许多梦,后来大半忘却了,但自己也并不以为可惜。……而我偏苦于不能全忘却,这不能全忘却的一部分,到现在便成了《呐喊》的来由。”《呐喊》真实地深刻地反映了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社会的历史风貌,其中有一些作品,如《药》、《头发的故事》、《风波》,《阿Q正传》等,对以辛亥革命为历史标志的中国资产阶级领导的民主革命,作了直接的描写,把这场革命从胜利到失败的多方面的历史经验熔铸到血肉丰满的艺术形象和典型之中。鲁迅后来谈到《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这篇文章的时候说:“这虽然不是我的血所写,却是见了我的同辈和比我年幼的青年们的血而写的。”《呐喊》里的这些作品总结了同样是鲜血凝成的历史经验,这些正是作家不能忘却的最重要最宝贵的东西。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刚刚拉开序幕的时候,鲁迅以他的警动人心的“呐喊”,昭告新时期的革命者,不能忘却辛亥革命这前车之鉴!因此,《呐喊》对于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