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铜簋

<正>济阳刘台子西周墓地出土。该簋侈口、束颈、鼓腹,平底、圈足。龙首形耳,下有钩状小垂珥,两耳间饰对称兽首。通高14.3厘米,口径18.5厘米,圈足径16.2厘米。器物造型规整、简洁庄重,为典型的西周早中期簋的器型。现藏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读簋札记

一、孟簋孟簋(8.4162-4164,此数字为《殷周金文集成》中的册数和器物序号,以下不再出注)“用宁①兹彝作氒子=孙=其永宝”(语译:因此铸造这件彝器,希望孟的后代子孙永远保有它),“宁”字在西周金文中大致有两种用法,一种与“休”相同,一种与“作”、“铸”相同。[1]孟簋此句张亚初[2]断为“用宁(铸)兹彝,作氒，子子孙孙其永宝”,不知他的“作氒”是什么意思。《铭文选(三)》191页断为“用宁兹彝,作氒子子孙孙其永宝”，[3]无释。其断句均不可索解,我们以为当断为“用宁(铸)兹彝作,氒子子孙孙其永宝”⒆饕褰?簋铭乃动词分用,这种分用最…     

史密簋释文考地

1986年,陕西安康县城东王井沟出土史密簋,铭文记述了周王朝与东夷、南夷的战争,对研究西周史、铜器断代以及山东半岛方国地理都有重大的意义。《文物》1989年7期发表了张懋镕、赵荣、邹东涛《安康出土的史密簋及其意义》,《考古与文物》1989年3期发表了李启良《陕西安康市出土西周史密簋》、吴镇烽《史密簋铭文考释》,《西北大学学报》     

卫簋与伯■诸器

新见卫簋二器,与此前从海外购回的伯(犭臣犬)诸器年代相近,约在西周穆共之际.卫簋与伯(犭臣犬)诸器,为同一宗族成员所铸祭祀祖神的礼器.伯(犭臣犬)与卫乃兄弟关系,其中(犭臣犬)为长兄,系大宗族长,卫为弟,乃分支首领,是为小宗.兄弟二人均任职于王朝,先后受到周王赏赐.卫簋与伯(犭臣犬)诸器在铭文格式、遣词造句上存在高度的一致性和重复性,表明大宗对宗族祭祀活动及相关祭祀礼器有主导权和决定权,而且同一宗族内部在祭祀礼器的制作与管理上有一套统一的制度.     

师■簋盖铭文辨伪

《文物》1964年第7期发表的陕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的《陕西省记寿县武功县出土西周铜器》一文,介绍了武功县南仁公社北坡村出土的三件西周青铜器。其中两件师簋盖,各有铭文一百另一字,铸造时代断定在共王初年。 从该文的介绍和所附的拓本图象看,两件簋盖的铭文内容虽然相同,但其形制和花纹却不同,特别是在铭文书体的风格上,两者之间存在着显著的差异。因此,我在初看到这篇介绍文章时,曾怀疑一号簋盖可能是一件赝品。鉴于它和另外两件     

利簋铭文句读管见

1976年3月在陕西省临潼县零口公社发现的利簋,是目前所知的西周青铜器中最早的一件。它记载了武王伐纣这一重大历史事件,是史籍有关武王伐纣记载的可靠的实物证据。铭文内容可同史籍记载相互补充印证。利簋出土后,引起考古界史学界的极大重视,很多专家学者相继发表文章,对铭文进行研究和训释,仁者见仁,均有各自的发见。但也从中看出,学者们对铭文的内容,看法并不一致。据我所接触到的文章看,对铭文的后半段见解无大差     

公簋(春秋)

<正>1977年山东沂水刘家店子出土,同出7件,形制相同。此件通高35.4厘米,盘径24厘米,圈足径17.7厘米。形似盖豆,簋身大口,方唇,折沿,浅盘,底略平,喇叭形圈足。器、盖饰鳞纹、蟠魑纹、三角鳞纹,圈足饰镂孔鳞纹。半球形盖,盖顶有八瓣镂孔莲状捉手,盖沿有四枚兽首小卡纽。盘内底有"公簋"二字铭文。现藏于山乐省文物考古研究院。     

铜簋(商代)

<正>山东青州苏埠屯墓地出土,现藏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通高11.7厘米,口径17厘米,圈足高3厘米,圈足径12厘米。方唇、侈口、微束颈、浅鼓腹、圜底、高圈足,足上部有两个相对的方形孔。腹部饰两道凸弦纹,两道弦纹之间有三组简化兽面纹,有短扉棱为鼻,仅有两凸目。     

高青陈庄引簋及其历史背景

山东高青陈庄墓葬群出土的引簋铭文,记载了周王任命引管理齐国军队,授权其作战,引奉命后聚合人众,取得战斗胜利,俘获兵器的内容。其时代在西周中期后段,其记事可与师■簋、师■簋、史密簋的铭文结合起来考察。对研究西周中期周王朝和齐国的关系,以及齐国历史具有重要价值。     

周召二簋铭文综合研究

西周晚期,南淮夷不服王命,宜王遣召虎往征,大軍沿江汉东下,很顺利地得到平定。召虎因此开拓土宇,并用“彻法”疆理其地,实行厉王以来一貫的“革典”政策,立功甚大。王欲賞召虎土田,随由王后捐父业,琱生出私产,自动献納公家共三十方里来助成其事。但召虎不愿承受,又不敢逕辞,遂把土田收入捐給当时因家貧兴訟的青年男女以纾其困。此二銘——琱生批(皀殳)和召虎(皀殳)——卽叙述宣王五、六年間处理土田所經过的情况,也卽是古史上阶级社会所突出地別饒意趣的两次佳話,特引《詩經·风·雅》的事实作为綜合研究,提出一些淺見,請学者們指正。     

新见伐簋铭文考释

新见伐簋铭文涉及到西周的礼制和宗法等重要问题。铭文中的"遗"当训为"问",指存问、存省,为西周宾礼之一。鲁侯赐予伐的礼器"圭瓒、彝一肆,■尊"均为行祼礼之器,瓒、彝、尊在祼礼中配合使用。铭文中"伐"是鲁国的小宗,而鲁侯称"公子",为鲁国的大宗。因此"伐"虽为父辈,仍旧要向鲁侯行君臣之礼。这说明西周社会的宗法和政治是合一的。     

“宜侯矢簋”释文商榷

<正> 先周自古公亶父迁岐后,国家组织日趋完善,发展生产,大兴土木,设三司,立冢土(大社)。《鲁颂·閟宫》云:“后稷之孙,实维大王,居岐之阳,实始翦商……”大王即古公亶父,从此“实始翦商”,殷商不能安于枕席,周道大兴矣。     

《我簋》铭文新考

关于研究商史的原始资料,非常贫乏,除了《尚书》中的几篇文献之外,要想研究商代历史,直接的史料只有殷墟出土的甲骨刻辞和青铜器铭文。甲骨刻辞受其体裁的限制,仅记述与占卜有关的问题,不可能全面反映商人的活动,所以,商代青铜器铭文就更值得重视,因为其中反映了许多文献及甲骨刻辞中没有记载的史实,像本文所要论述的《我簋》铭文,就是其中较为重要的一例。     

从宜侯矢簋论周初吴的战略地位

1954年在江苏丹徒烟墩山出土的宜侯矢簋,有关周初封建,而且是迄今唯一的在这个问题上可与文献参照的实物,引起了学术界的重视。但除了由于原器残损而在铭文解释上的若干不同外,还存在一个根本分歧,即:一种意见说是吴器,一种意见说不是吴器。其实,这两种意见都对又都不对。为什么呢? 此器出土于吴地,铭文内容又涉及吴文化,说是吴器当然不错。但细察该器形制和铭文字体,毫无吴文化的“烙印”,相反,却如陈梦家指出的:“此器出土于丹徒,但其形制花     

《倗生簋》铭文新释

《生簋》旧称《格伯簋》,曾以三套传世:故宫博物院和中国历史博物馆各藏一件,皆有器无盖;上海博物馆亦藏一件,器盖皆全。此簋器盖同铭,拓本见于很多金文著录。其铭文涉及西周的土地买卖,这对于研究西周社会性质及土地制度至关重要,故有较高的史料价值。前人虽多有考证,但铭中一些字句的释读,从清季至今,未得其解。近来,笔者反复研读,偶有所得,试作新释,以就正于读者。     

对邢姜太宰簋的几点看法

邢姜太宰簋七十年代中出土于内蒙古哲里木盟扎鲁特旗巴雅尔吐胡硕。李殿福、张柏忠二位先生曾先后撰文,就有关问题进行考定。有的问题已经解决,有的问题接近解决,有的问题则尚未解决。布文拟就该器的制作年代、器物定名及有关问题谈谈个人的粗浅看法,以就教于学术界。 一、制作年代。李殿福先生认为该器是“西周末期的遗物”。张柏忠先生则认为是四周晚期至春秋早期的铜器,“而以春秋早期的可能性为大”。我认为当为春秋早期的铜器。     

论不其簋铭中的伯氏即南仲

关于不其簋铭中的伯氏具体指谁,学术界有不同的意见.其实不其簋铭与<诗经·小雅·出车>所记为一事,铭中的伯氏即诗中的南仲.     

从考史簋谈殷墟甲骨文“丂”的地望

将应国墓地M257所出考史簋的"考"与殷墟甲骨文的"丂"合观,从语言文字、文献及历史、地理等角度对有关出土和传世材料重加分析和反复推求,殷墟卜辞的"丂"即"考",与考史簋的"考"当系一地,其地望在今河南民权县东北。     

季鼎、扬簋与西周法制、官制研究中的相关问题

西周青铜器铭文是研究西周历史的最为重要的史料之一,但须以准确的分期与释读为前提.西周中期的(矢廾)季鼎、扬簋等金文资料中的"司寇"并非官称,有周一代始终有司法官吏"司寇"之设或与之类似的观点不能成立.周代"司寇"的设立时代甚晚,至多只能推导到西周末叶,且其职位不高,以缉捕寇盗、维护社会治安为主要职事.在西周官制复原研究中,应该分清职官与职事,且不能与《周礼》等文献强行比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