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有效治理的微观实现机制研究——基于乡村危房改造项目的案例分析

治理有效的实现前提是找到适合特定组织环境的治理结构安排。乡村治理有效性的发挥主要受制于相关主体间的资源互动关系、基层政府的差异化约束和村治当家人的动员积极性。其中,不同要素发挥作用的大小因不同的地方治理结构而有明显差异。为此,需要在城乡共治的治理结构下构建基层治理单元与村级治理单元在国家纵向治理体系中的“协同制衡”关系,通过改善城乡共治框架下的治理结构,协调多元主体的利益诉求,建构多元主体主动参与的激励机制,提升乡村内生发展能力。     

党政统合治理何以助推乡村治理有效性提升?——基于陕南Z县的实证考察

乡村治理有效是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和扎实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保障。乡村处于国家行政权力与基层自治权力的结合部,决定了乡村治理在实践中呈现为一种超越科层治理与运动式治理的超常规治理方式。基于陕南Z县党建引领“人盯人”+基层社会治理机制创新实践案例,本文从党政互动与组织协同、任务发包与压力下沉、力量动员与资源整合等维度构建党政统合治理的分析框架。通过强化党委和政府在乡村治理中的统合关系,运用领导小组机制、指挥部机制、中心工作机制等治理手段助推乡村治理有效性提升。研究发现,党政统合治理是提升乡村治理效能的一套行之有效的治理方式,具有高位推进下党政部门虚实结合与权威嵌入下组织机构条块统合的组织优化逻辑、“办组系统”结构下治理资源跨层级整合与联席会议制度下治理要素跨部门协同的资源协统逻辑、压力型体制下党政干部组织动员与政治激励机制下基层群众社会动员的激励约束逻辑。这为重新认识党委和政府在基层治理现代化中的功能角色与解释乡村治理机制创新的实践样态提供了一种新的诠释视角与研究理路。     

治理内部化: 基层区划撤并的效能及其限度

乡镇、 行政村和村民小组撤并的本质是治理内部化的实践, 即由彼此构成外部关系的多个区划单元转向内部关系的单一区划单元, 以期降低基层治理与发展过程中的交易费用。 基于四川省基层区划撤并的案例考察发现, 一方面, 改革直接导致区划单元减少, 数量过剩的行政和自治组织领导需要凭借竞争方式产生, 从而提高了组织的素质能力; 区划半径的扩大为基层赋权构设了条件; 区划制度壁垒的消解降低要素资源的配置成本。 这项改革总体上实现了降低各类交易费用的预期目标。 另一方面, 在既定的基层政治体制、 产权结构、 社会基础等条件约束下, 基层区划撤并在一定程度上抬升了外部约束薄弱的乡村组织权力, 助推了要素资源配置的行政化方式, 并诱致新区划空间内部制度建设和情感认同的非均衡性。 所以, 治理内部化实践降低了若干项治理与发展交易费用的同时, 在体制、 产权等结构未发生实质转型的情况下, 短期内实则追加了部分交易费用。 由此, 未来基层区划改革应兼顾拆分、 撤并等类型的技术原则以及拓深改革内容。     

平台型治理：筑牢城乡基层基础的有效实践机制

筑牢基层基础是“中国之治”的重要秘诀。平台型治理可推动基层社会治理技术变革与制度创新深度融合和良性互动。对陕西省安康市汉阴县“321”基层治理实践研究表明：作为一种新范式,平台型治理通过构建简约高效的治理平台能够驱动政府职能转型升级,推动政府回应社会能力与社会参与治理能力的双重提升。基于技术赋能普通民众并突破时空因素限制使民众更好表达诉求,促进自上而下行政推动与自下而上积极反馈的双向互动;以公共平台为依托积极动员社会力量参与并有效整合治理资源,进而提高治理效能;积极优化治理结构,推动治理重心下沉,促进基层社会秩序与活力的统一。总之要基于民心政治取向强化互动治理,创新政策执行机制以增强末梢治理的敏捷性和实效性,进而有效驱动新时代社会治理共同体的建构。     

结构功能主义视角下的县域治理

回溯县域治理的横向历史进程维度,结合当前的县政改革实践路径,使得结构功能主义对其具备了较强的解释力.面对急遽变革的现代转型社情,县域治理的构成要素趋向多元化,在聚合关联要素行动的同时,通过形塑诸多子系统的价值回归,为县域治理提供了稳定的文化生态支撑.在治理理念关照下的县域改革,通过耦合治理要素所形成的新平衡,正视各要素之间的结构张力,建构县域治理的一般理论分析框架,能够满足新发展理念下基层治理的理论和实践需要.     

基层党组织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的机制与路径——基于群众路线视角的探析

加强和创新基层治理关系到党执政的社会基础和国家政权根基的稳固。基于政党在基层治理中的领导地位以及基层治理中群众性缺乏的困境,运用群众路线的分析视角,剖析新时代基层党组织的政治优势和组织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的有效实现路径与机制。通过对陕西省石泉县“书记民情三本账”制度运行的研究表明:基层党组织为破解悬浮化的困境,聚焦和回应基层群众需求,构建了党组织统揽全局、跨部门协同、群众共治的治理结构,通过自下而上地收集与界定问题来启动治理流程,建立以有效回应和群众参与为导向的基层治理机制,实现了自上而下的治理资源供给与自下而上的治理需求的有效互动,推进了治理方式的深刻变革。推进基层治理现代化要坚持以回应和参与为导向,以群众路线制度为载体,充分将党的基层组织的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打造共建共治共享基层治理共同体。     

党建引领城乡社区发展治理的成都实践与思考

城乡社区是社会治理的基本单元。城乡社区治理事关党和国家大政方针的贯彻落实,事关社区居民的切身利益。提高社区治理效能,要创新社会治理体制,要有基层党组织的坚强领导。长期以来,成都市坚持将基层党建与社区治理相结合,坚持以党建为引领,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促进多元力量协同治理,持续创新社区治理方式。近年来,成都市更是把党建引领城乡社区发展治理作为城市转型升级的着力点,主动谋篇布局,积极探索实践路径,积累了宝贵的经验,丰富了特大城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实践路径。     

以“分类共建”治理精度 提升“昆社善治”品牌亮度

近年来,随着江苏省昆山市城镇化进程的不断推进,城乡社区居住形态逐步分化,人口结构更趋多元,居民利益诉求、社区服务需求、基层治理要求进一步分化复杂,单一的治理模式已难以有效回应和满足城乡社区多元发展和群众深层次的需求,基层治理面临很大挑战。     

区域化党建创新逻辑与行动策略——以引领县域内城乡融合发展为视角

以区域化党建的空间拓展和实践深化,在更大的空间和领域融合力量、整合社会,在县域内城乡融合发展中发挥引领作用,是城乡基层党组织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服务现代化建设大局的时代使命。区域化党建引领县域内城乡融合发展,要求城乡基层党组织积极回应社会生态环境变化、主动调适基层党建行动逻辑、系统重构基层党建体制机制。因此,需要采取一系列行动策略,通过结构引领、功能引领、能力引领、机制引领,促进县域内城乡之间要素流动、结构融通和功能互通,以保障县域内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有效运行。     

城镇化背景下的基层治理:中国的问题与出路

城镇化引起的社会发展和社会结构变化必然给基层社会的治理带来问题,从而引起基层治理的转型.过渡型社区的出现及城乡关系冲突的发生,使城镇化背景下的基层治理面临问题和挑战.以建设更具包容性的社区为目标,构建面向未来的基层治理新机制,是应对挑战、促进城镇化健康发展的重要路径.     

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

法律与道德是社会调整体系中紧密联系的两类社会规范 ,又是治理国家、规范行为的不同方法。只有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二者并重 ,才能营造安定团结、持续发展的社会氛围 ,把国家治理好。     

公司内部治理及其外部化

随着中国改革开放不断推进以及中国各经济领域逐步对外开放 ,中国公司治理结构的弊端日显突出 ,文章首先从上市公司治理结构的主体谈起 ,继而谈到公司内部治理 ,最后论述公司内部治理可以通过公司外部治理顺利完成而得到解决。     

论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的辩证关系

把法制建设与道德建设、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结合起来 ,需要从哲理上弄清二者的关系。我们应当从市场经济、思想路线、文化传统、政治优势、道德功能、依法行政等六个方面认识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的辩证关系。     

协商治理:农村自治转型之路

协商治理是一种以较低的成本实现较好治理效果的治理方式。乡村振兴背景下,村民多元化的利益偏好冲突很难整合,农村利益冲突更加复杂,农村治理陷入困境。搭建利益整合平台是农村治理转型的关键。充分利用协商机制对农村社会进行治理是影响农村发展的关键。新时代的协商治理呈现治理单元微小化、治理内容细碎化、治理手段灵活化等特点。作为一种治理手段,协商治理有自身的限度,需要在实践中加以优化,以促进协商治理在农村生根发芽。     

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问题研究--兼评学术界的几种观点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强调的重点是“现代化”,而不是“治理”和“管理”的区别。“管理”和“治理”不是对立的,在学术研究中是两种相近的范式。“国家治理”和“国家统治”是两个不同层次的概念,前者表现为工具理性,后者表现为价值理性。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就是为了适应社会发展现代化的要求,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从传统向现代转型和发展的过程与状态。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顺应我国现代化发展趋势的重大战略举措。     

从运动式治理到常态治理:基层社会治理转型的中国实践

运动式治理逐渐成为社会转型中社会治理实践的重要分析范式,转型中国秩序重建中的运动式治理的制度环境与实践机制体现为压力型体制下的层级协同机制、锦标赛体制下的政治动员机制、科层官僚制下的行政吸纳机制。社会转型语境中运动式治理困境体现为“运动式”治理与“科层制”实践的“内卷化”困境、运动式治理行动中的“政策变通”与“共谋行为”以及运动式治理中基于“治理政绩”取向的“治理剧场化”与“剧场政治”困境。中国基层社会治理变迁的中国经验逻辑及其现代转型体现了从运动式治理到常态治理、运动式治理到科层运作的双轨协同、多元主体共治下的参与式治理以及行动者互动场域中的基层网络治理转向。     

论道德治理

道德治理是一个哲学、政治学、公共管理学等多学科交叉的概念,有广义和狭义之分。道德治理具有阶级性、时代性、层次性和“柔性治理”属性等基本属性,其基本目的是化解社会道德问题、构建社会伦理生态、维护社会良性秩序,其最终目的是实现人的自由发展。道德治理现代化主要包括道德治理体系现代化和道德治理能力现代化。道德治理体系的现代化包括内容体系、技术保障体系和评价监督体系等的现代化。道德治理能力现代化的主要标志有：治理主体多元化、治理方式的制度化民主化、治理机制的协同性、道德治理与法律治理的圆融互动。道德治理具有限度。     

走向文化治理:乡村治理的新转向

伴随着市场因素的渗入,现代性的社会图景突破了传统村落社区的边界,乡村地域的社会结构、文化观念、价值准则均发生了巨大转型,解构了原本传统的乡土文化,亦间接地削弱了村民对乡村社会的文化理解力和价值认同感,乡村文化治理的必要性和紧迫性由此凸显。在乡村社会的现代性转型进程中,村民个体与村落社区的社会关联发生了根本性变革:村民个体参与社会互动的公共空间萎缩,私人生活领域扩展,社会成员对村落公共事件的关注大大削减。正确把握乡土文化对村落地域变迁的意义,重新整合乡土公共精神,对进一步深化乡村治理尤其是文化治理研究极富重大意蕴。     

走向文化治理：乡村治理的新转向

教育扶贫的作用机制是指教育扶贫作为制度规范或措施以及相应的制度体系或结构对相关客体(贫困群体、贫困群体的思想观念、行为方式)产生的影响及影响程度,并随着时间的变化产生互动关系。教育扶贫在逻辑趋向上是在其理论愿景和现实图景映射下政策逻辑与实践逻辑的统一,亦是围绕“教育属性”和“贫困属性”两条主线形成教育扶贫切实可行的逻辑合力。教育扶贫作用机制的发挥需以聚合地方性和全球性力量为核心载体,以重塑“知识资本”为预设目标,以注重“文化自觉”为指引方向,以运用“互联网+”“大数据”为技术支撑。在新的历史时期,教育扶贫需要从优化战略定位、识别扶贫对象、保障资本投入、提升文化能力和助力全球减贫五个维度构建教育扶贫作用机制的新路径。     

从“内生治理”到“事件治理”：土地调整逻辑的变迁

以一个传统农业型村庄为个案,从治理的视角,讨论土地调整逻辑的变迁。20世纪80—90年代的土地调整主要通过具有村社理性的土地共识和组织基础实现村庄土地的动态流动,是村庄内生性的治理。税费改革后,以个体化、市场化为取向的三农政策的落地使得村庄内部土地利益分化,村庄治理失效,因而形成难以克服的调整困境。由于村庄难以实现土地利益平衡,村民通过事件化的策略行动向基层政府施压,基层政府不得不以事件治理的方式实现土地调整。事件治理型土地调整是基层政府治理资源和治理原则双重缺乏的权宜结果。土地调整的变迁显示了当下农村政策的推行中,如果只注重国家力量,而不充分考虑村庄内生的治理逻辑,将会导致层出不穷的基层治理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