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儒家学说与中国传统文化

儒家学说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和重要组成部分,或曰中华主流文化,是凝成中国民族精神的主流,是东亚文明的精神内核。“察业识某如佛,观事变莫若道,而知性尽性,开价值之源,树价值之主体莫若儒。”儒学的这种地位是历史形成的,在两千五百多年前,孔子创立儒家学说,不是凭空创造的,而是在社会的大动乱中通过对三代流传下来的中国传统文化遗产进行反思,认真清理和重新加以诠释而形成的思想学说体系。     

儒家思想的现代阐释及“天下”传播

《天下》是20世纪上半叶由中国人所办的一份具有广泛国际影响的英文文化期刊,致力向英语世界自主传播儒家学说,摆脱西方传教士译介儒家经典的宗教性解读与理解的宗教色彩,多角度传播、阐释儒家学说,既有中国学者以20世纪心理学为基础对儒家圣人形象的"还原"努力,也有西方学者从中西思想比较入手,对中国儒家学说所做的比较研究,是20世纪下半期儒学研究之先声,推动多元化儒学思想阐释。     

康有为对传统儒家经典的新阐释

戊戌变法失败后,为了破除传播西学的舆论阻力争取中国知识界对新思想新文化的认同和支持,寻求中国文化和中国社会的出路,康有为以经邦济世为宗旨,借用西方近代的人道主义学说、政治理念以及经济思想重新诠释传统儒家经典,使传统经学充实了近代意义的新内容,在学术界和思想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四海”观念的历史演变与“大一统”文化精神的生成

“四海”与“九州”构成了中国古代认知世界的早期天下观,“四海”作为“九州”的边界,其观念的历史演变与中国“大一统”文化精神的生成密切相关。先秦时期中华民族之间的互动与交融促进了“四海会同”格局的形成,使“四海”一词同时具有“四方”“四夷”“天下”等多重地理含义。礼乐教化上的“四海”一统与中华民族的不断融合与凝聚,促进了“四海一统”天下观的演变,以及对“大一统”文化精神的认同。随着“四海”观念的历史演变,形成了以“四海一家”为代表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天下观与文化精神。     

毛泽东的天下观及其当代价值探析

毛泽东的天下观是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毛泽东在批判继承中国传统天下观、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理论的基础上,立足中国革命与建设实际的思想理论结晶。毛泽东的天下观既是毛泽东爱国主义、社会主义、国际主义情怀的有力体现,也是毛泽东宽广世界眼光、博大人类胸怀的生动诠释。改造中国与世界的理想追求、中国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的价值旨归、中国应当对于人类有较大的贡献的使命担当、团结一切愿意和平的力量的实践方略,内在地包含在毛泽东的天下观中。在新时代,赓续毛泽东的天下观,对于我们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更好地把握“两个大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具有重要的历史参考价值和现实指引作用。     

纬书《河图》世界观探微

在以前神话传说中昆仑位于西北部,而在纬书中昆仑则位于天下之中,因此纬书常以昆仑为参照物来记载四方异域。先秦时期天下模式主要有中国中心说和邹衍大九州说两种。纬书在继承的基础上对此二说作了一些发展。纬书记载海外各州时往往以中国为参照物,记载四方异域时往往以中国八极为参照物,体现出强烈的中国中心意识。     

五服与九州:建构天下观的两种视野

天下观的形成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进程,五服和九州两种思想皆是天下观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代表着两种截然不同的理论视野。相比之下,五服思想是对夷夏分布格局的理想化追求,欲在天下范围内建立严格明晰的夷夏秩序,隔绝夷夏,以保证华夏文化的血统的纯正性;九州思想从地理空间的角度来建构天下观理论,托于古义,通过行政区域的设定来实现对天下的区分管理。这两种思想代表了解读和构建天下的两种视野,其产生与发展,促进了天下观理论体系的完善成熟,并且在天下理论体系中以不同的形式长久地保留下来。     

纬书《河图》世界观探微

在以前神话传说中昆仑位于西北部,而在纬书中昆仑则位于天下之中,因此纬书常以昆仑为参照物来记载四方异域。先秦时期天下模式主要有中国中心说和邹衍大九州说两种。纬书在继承的基础上对此二说作了一些发展。纬书记载海外各州时往往以中国为参照物,记载四方异域时往往以中国八极为参照物,体现出强烈的中国中心意识。     

儒家民族观思想基础探源

本文以儒家民族观为切入点,展开对传统民族观的相关研究.在中国古代社会,由于儒学长期居于主流意识形态的地位,因而儒家民族观也得以一脉相承地延续下来.儒家政治思想中的"天下观念"和"大一统"思想,以及儒家"仁"与"礼"的核心思想,不仅为儒家民族观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而且为儒家民族观得以世代传承提供了重要的内在动力.     

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视域下的儒学价值论

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主干的儒学集聚着中华民族几千年的思想智慧,重新审视其价值对于当前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具有重要意义。儒学的当代价值体现在三个方面:在认识世界、改造世界层面,以"尊仁""崇德""尚和"为价值取向的儒家哲学蕴含着化解现代社会人类自由发展难题的哲学价值;在道德建设层面,以"德行伦理"为形态的儒家伦理蕴含着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教化价值;在治国理政层面,儒家以"仁"为基点的"民本"观、"礼法"观、"天下"观蕴含着助益国家治理能力与治理体系现代化的治理价值。     

先秦时期多维“天下观”述论

先秦时期的“天下观”包含了自然地理、政治和文化层面的含义。自然地理视域下的“天下观”,主要体现在《山海经》对天下的解读、时人对“大九州”和狭义“九州”的阐释上,特点是虚实结合,尤其是“九州”天下观表达了天下的整体性和不可分割性;政治视域下的“天下观”,表现为以“天下”形容天子至高无上的地位,同时以畿服制的方式呈现天下秩序,体现了“天下观”是包含“多元性”的大一统;文化视域下的“天下观”,则要求通过“礼”文化将“中国”与“四夷”共同统一于天下,以“礼”拓展华夏的文化空间。先秦时期“天下观”是中华文明大一统思想的起点,从此,“天下观”成为中华文明的主要特征之一。     

论梁启超“善变”的孔教观

梁启超的思想以"善变"著称,他对孔教的态度充分体现了这一特点。早期,他师承康有为,力主"保教",提出了孔教的"六大主义"说;中期,他"尊孔而不保教",放弃了"保教"主张;而在欧游之后,他的儒家情结被激活,对孔子及其思想进行了重新解读。了解梁启超孔教观的"善变",有利于我们在当今多元文化的并立中重新定位和评估孔子及其所代表的儒家文化。     

马克思主义实践观视阈下孟子、荀子人性论评析

关于人性的善恶之辩自战国学术分天下裂始就有,贯穿于中华民族数千年的文明发展历程,成为中国哲学或思想界论争的基本命题。先秦是人性论的繁盛时期之一,儒、道、墨、法等皆提出了自己对人性问题的看法,在众多人性理论探讨中,以儒家人性学说对后世的影响最大,但同为儒家大师的孟子和荀子,在关于人性善和人性恶的观点上却不尽相同,二者均对人性作了较为系统的阐述,具有合理的成分,但是由于生活时代的局限性,其对人性的认识从根本上说是片面的,要正确的认识和科学的评价二者的人性学说,就应当以马克思主义实践观进行理性分析。     

“世界万国”中的国家定位与革命派认同困境——在历史现场认识革命派的中国观

辛亥革命最深远的历史意义在于其颠覆数千年封建王朝的政治循环,全面推动了王朝中国向主权国家转型的历史进程。王朝中国在社会变革过程开眼看世界,"天下"观向主权"中国"和"世界"观转型,在与拥有坚船利炮的西方主权国家对峙中,王朝国家自我形象不仅在思想家的思想中或模糊或迷失,还被西方主权国家以西方的镜像所模塑。王朝中国不得不在"世界万国"中重新定位自身,重新认识自身,重新定义"中国"。     

天下主义与和谐说的内在关联

公元前200年的白登之围,见证了汉朝与匈奴由战争转向和平的重要际遇.在此之后的70余年里,汉匈关系相对"和洽",各得其所,促进了双边的社会政治与经济民生发展.历史学家汤因比从宏观历史角度对此事件评价甚高,认为是人类历史上首次践行天下观的成功范例,继而提出解决世界问题的天下主义学说.汤因比将天下主义归因于"同情感",也就是孟子所言的"恻隐之心".从历史现实情况和中国传统思想角度来看,当时汉匈两国之间的天下主义模式是不平衡的,天下主义背后的根本动因也不是"同情感",而是基于儒家贵和意识的和谐说.     

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文化比较——现代新儒家"体用观"内核之思考

现代新儒家是指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 ,为接续儒家学说道统、回应西方文化挑战而产生的东方文化意识流派。其代表人物在科学与民主强烈冲击中国传统文化的历史浪潮下 ,对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文化进行了比较研究 ,并做出了独特而又深邃的诠释 ,形成了自成体系的“体用观”。这种“体用观”因其明显失衡而多遭非难 ,但亦因其丰富而瑰丽的人文思致而倍受学界瞩目。     

“天下观”的寓意及其社会学阐释

中国“天下观”是举世唯一的社会观,为中国社会发展规约了方向。古代中国天下观的核心内容是中心文明与外围蛮夷的区分。中国的“天下观”实际上包涵了两个方面的含义:一是空间地理上的概念,即中国人如何确立着自己在世界范围内的空间位置;二是社会寓意方面的,即中国人如何看待自己独特的文明与传统。也即自然的天下观和人文的天下观的含义,实际上这两个方面的内容都源自一个社会基础,即中国的乡土习性。“天下”视域下的中国社会既是充满僵化与超稳定因素的社会,又是弥布活力与变革的社会,在这里,“自然”的天下观变化是主导中国总体性社会变革的直接根源,而扎根于中国文化精神的“人文”天下观是中国社会发展模式形成的思想基础,同时也是中国“经验”形成的理论前提。     

试论传统寡欲观的现代意义

儒释道理论是中国传统文化哲学的主体。在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政治学说中,修身被放在最基础最根本的位置。道家、佛家也力倡养心去欲之说。传统寡欲观不仅内涵丰富,体系完备,而且还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值得当代人学习和借鉴。     

康有为早期大同思想的形成及其与第一次上书的关系(续完)

康有为信奉的是“治国平天下”的圣人之道,以实现“治国平天下”作为圣人的事业,因此他对世界的看法不是近代的国家民族观念,而是中国传统的“天下观”。这一观念是康有为认识西学,接受西学的一个思想基础。康有为的天下观即世界的观念正象梁启超批评的那样:“中国儒者动日平天下,治天下,其尤高尚者如江都繁露之篇、横渠西铭之作,视国家为渺小一物不屑措意。”     

道德关怀与社会进步——严复对传统孝道的近代解读

作为中国近代启蒙思想家、中国西学第一人,严复一生都对传统孝道充满深刻的同情。概而言之,严复的孝道观经历了早期(1853-1894)的高度认同,到中期(1895-1911)既批判又保留,最终在晚期(1912-1921)又高调回归的历程。如何批判继承传统孝道文化?如何促进传统孝道的近代化进程?近代启蒙思想家严复给予我们一个独特而深刻的回答。严复对传统孝道的理解、批判和重新诠释的过程,充分显示出一代具有世界眼光、寻求富强、忧国忧民的知识分子的思想历程与心路历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