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乐游原》解读

“向晚意不适 ,驱车登古原。夕阳无限好 ,只是近黄昏。”这是晚唐诗人李商隐在登高遣怀时写下的一首绝句。由于他汇聚了诗人对一生经历的深切感受和体验 ,表现了一种带有极大典型性和普遍性的心理情绪 ,因而引起了后世无数读者的共鸣。但在解读此诗时 ,由于忽视了对诗的内在情蕴的总体把握 ,在理解上就出现了挂一漏万 ,简单化、肤浅化的倾向。如人们往往把赏析的目光聚焦于“夕阳无限好 ,只是近黄昏”两句 ,把本来内蕴极其丰富复杂的诗意 ,简单地归结为诗人对“唐祚将沦”的深沉慨叹与无限惋惜。虽然这也是诗中应有之意 ,但此诗的丰富内涵又…     

诗的宏观把握与微观传导——关于诗表现时代的思考

时代造就诗人。诗人也大多有表现身临其境的时代的潜在向往。在这点上诗人之间并不存在根本的分歧。然而,在如何实现反映时代这一点上,却往往各执一端,争论激烈。究竟如何按照诗歌自身规律艺术地反映时代精神(或时代情绪)呢?本文试作一探讨。 一 综观诗歌发展史,诗(不包括史诗)反映时代情绪,不外两种情况。其一是篇幅较长的单篇诗。这些诗表现为宏观地观照某一     

论刘长卿诗歌创作中的“夕阳”情结

刘长卿诗歌创作有一种很深的“夕阳”情结 ,其诗中仅“夕阳”、“落日”等意象就反复出现达10 0多例。“夕阳”具有丰富的象征意义 ,或象征唐帝国的衰微 ,或象征时光易逝、青春不再、年迈衰朽 ,或象征生命无多、死亡将至 ,或象征怀乡念人等等。这既与其亲历安史之乱、感受到唐帝国由盛而衰的历史变迁有关 ,也与诗人迭遭贬谪的坎坷经历有关 ,更与唐代诗风的变化密切相联。     

诗人·马·驴——古代诗人创作心理蠡测

古代诗人的创作中有大量咏马写驴的作品，诗人借马以写壮怀，借驴以抒逸情。咏马写驴反映的是中国文人的两种价值追求和不同的审美心理。诗人借马展示的是一种英雄形象，借驴实现了一种诗人的造型，从而表现了古代知识分子对“侠”和“儒”两种角色意识的追求。     

浅说诗趣

花朵,只有它蕴含香味时,才逗人去闻;食物,只有它含蕴滋味时,才惹人品尝;诗篇.只有它含有趣味时,才耐人咀嚼.诗趣分意趣、情趣、理趣三种,兹引实例分别说明如下.陈叔宝有诗云:“午醉醒未晚,无人梦自惊.夕阳如有意,偏旁小窗明.”——诗的前两句说.中午喝酒醉了,醒来时天色还未入夜.室中虽除自己以外别无他人,但因醉入梦这么久,自己是感到吃惊的.诗的后两句将自己误了时光而痛悔之意外时给夕阳,说夕阳似有警人之意.傍着小窗,将刺人眼目的光线射入窗内,示人当早些觉醒,去做对人生有益之事,不要再“白日做梦”,糊里糊涂地过日子了.诗的后两句的意蕴,本是诗人主观所有;诗人不经直表述,却转换角度,将客观的夕阳“拟人化”,并使夕阳暗示出此意.这样写,不仅照应了诗的前两句所点的时间(“天未晚”),使诗意显得含蓄曲折,并描绘了自然景色,使这景色含有丰富的“意趣”了.使诗具有丰富的意趣,还可通过巧设贴切的比喻而获得,如朱庆余《近试上张水部》:     

诗人的“角色”与诗的个性

诗人创造了诗,诗人是整个创作过程具有决定意义的因素.诗人的体验和感受无论通过什么形式在诗歌作品中呈现,都必然以明显的情感特征反映出诗人主体精神的影象.从这个基点上看问题,诗人在创造的同时,他也必然体现为一种“角色”.所谓诗人的“角色”就是诗歌作品中表现出的由诗人主体精神形成的艺术“人”化形态,是诗意创造及传达的通道.诗人的“角色”是诗人个性的物化显现,对于诗的表现具有决定意义.认真地研究这个问题,对于强化创作和阅读中的“角色”意识、理解诗的个性特征都是很有益处的.     

“诗教”的兴起与宋代文人的两难处境

一种文学现象的出现,必然是时代心理、观念等因素作用。在北宋末年,有一股“诗教思潮”出现在当时的诗坛上。作为一种思潮。历来没有人注意到它的存在,即使有人注意这股思潮中的某些诗人、到批评家,也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更没有深究这股思潮产生的深刻背景。应该说,诗教在中国文学史上已不是新鲜货色,历代提倡的诗人、批评家不绝如缕,但不同时代的提倡者,其心理动机是迥然不同的,并且侧重点也不一样。那么宋人提倡诗教的心理动机如何,又有什么特点呢?     

诗之新声与学之别体——论20世纪的中国学人之诗

学人发生的两个条件即“一种纯粹理性的思维方式”和“一种为学术而学术的生活方式”。学人之诗的第一重内涵可称之为“诗之新声”。学人之诗的远源在于宋代的“才学诗”或“议论诗” ,其近源则在于晚清民初的“不专宗盛唐”而以“宗宋”为主旨的同光体。同光体诗“喜用冷僻故实”和“寄托遥深”这两个特点 ,恰好分别从形式和内容两方面为学人之诗奠立了基本范式。学人之诗的第二重内涵可称之为“学之别体” ,即学人之诗是作为其学术之一有机整体而存在的。其表层结构即“诗中有学” ,其深层结构则为“诗中有人” ,由此出发可建构出一种以“学人之诗”为研究对象的微型中国现代思想史。学人之诗不仅从一个深层心理层面再现了中国现代学术的发生过程 ,同时也以一种十分曲折的方式构成了现代中国历史和文化的一部分。     

雪莱的诗学思想

雪莱的诗学思想体现在他对诗的性质、功用和诗人的地位以及诗的语言等方面的看法上。在诗的创作发生论上。雪莱继承了柏拉图的“灵感”说，认为诗是不受心灵的主动能力支配的，诗的灵感来无影去无踪。雪莱认为“诗本来是一种摹仿的艺术”，诗之创造是依靠融会与再现。同时，诗又是“想象的表现”。诗的社会功能在于促人向善，陶冶情操，扩大胸襟，进而推动人类社会的发展。对于超越宗教和魔法的世界来说，诗人就是牧师和先知；对于在没有法律限制情况下生活的未来社会来说，诗人就是未被承认的立法者，可首要的，他是解放者和探索者。雪莱认为语言是诗的工具和素材。诗是语言，尤其是韵律语言的特殊排列。声音和思想不但彼此之间有联系。而且和它们所表现的对象也紧密相关。     

论闻一多诗歌的民族风格

<正> 闻一多是源远流长的中国文化哺育成长起来的爱国诗人。在中国新诗史上,他是最早自觉地倡导和探讨新诗的民族风格,也是最先在创作中体现民族风格的诗人。何其芳曾说,闻一多“是一个道地的中国的诗人”。这个评价是符合其诗歌创作实际的。一民族风格,主要是指作家、艺术家运用富有民族特色的艺术形式和艺术手法来反映本民族的历史和生活而在作品中体现出来的气派。闻一多主张新诗人要“认识我们的环境与风俗”,就是要求在诗歌创作中,通过对现实生活的描摹和感情的抒发,反映出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面貌、时代气氛、风俗世态、山水人物,以及人们的心理和感情特色。显然,这是民族风格的主要内容。《死水》集第一首《口供》可以看出,诗人之所爱,是我们民族传统的美德(坚贞、高尚、爱国),是我国人民喜爱的花木(青松、菊花),是我国古代诗人经常歌咏的自然景色(大海、夕阳、高山),甚至喜爱喝一杯酽酽的苦茶的习惯,也是地道的中国特点。这首诗,可以说是闻一多追求新诗民族风格的一个开端。     

现代学人之诗的两种范式

借助西方哲学美学观念清除了传统诗学中过于浓郁的伦理政治气息,王国维不仅使近代学者诗人那种强烈的现实冲动在哲学分析中平静下来,同时他还在审美独立的基本原则之上为现代学人创造了一种新的情感表现方式。根据王氏旧体诗、词的二分现象,可将学人之诗细分出两种类型,其一即作者以学者身份书写的“学人之诗”,它的主要特点即建立在中国现代学术基础上的“学之别体”;其二即学者以诗人身份而写作的“诗人之诗”,其根本特征则是建立在现代美学基础上的“诗之新声”。这是王国维先生的学术研究与文学创作对学人之诗的最大之现代性贡献。     

“诗追李昌谷”——曹雪芹诗风探论

“诗追李昌谷”———曹雪芹诗风探论张之曹雪芹诗今存仅一联，无由论其全貌，便是其名著《红楼梦》中诗，也只能从某些方面间接窥探之。然其知友，诗人张宜泉和敦诚在其诗文中曾多次提及雪芹诗之某些特点，虽是只语片言，综观之也可识得曹诗之大体。兹笺释敦诚等人评论而...     

论唐代边塞诗人的汉代情结

唐代边塞诗人在诗中多次提到汉代及汉代军事英雄,语言学意义上的解释不能说明其本质,这是唐代边塞诗人浓郁的汉代情结,是他们对泱泱大汉精神的深情呼唤。作为一种时代文化心理,它反映了深刻的文化背景和厚重的历史意识。     

“诗佛”的诞生:一种诗歌美学境界的标举

中国古代诗史上拥有“诗佛”称号的诗人并非王维一人,然而只有王维成为现代研究视野中唯一的”诗佛”.王维被令人视为“诗佛”不是出于“诗中之佛”的宗教膜拜心理,而是由于其“诗中有佛”的独特审美境界.现代学者对王维诗歌艺术的体认建立在明清诗论的基础之上.古今论者共同参与了王维“诗佛”说的建构,当今的王维“诗佛”说进一步确立了王维诗歌的美学意义和诗学地位.     

赏析爱德加&#183;爱伦&#183;坡的《安娜贝尔丽》

诗歌体现了爱德加·爱伦·坡的诗歌创作原则 :音乐感和忧郁美。坡在其著名文学评论《创作原理》中说 ,人世间最伤感的莫过于死亡 ,而美丽的年轻女子的死亡更让人痛彻心骨。诗中美丽的安娜贝尔丽正是诗人所钟爱的年轻的亡妻弗吉尼亚的化身。该诗淋漓尽致地体现了坡对诗歌音乐美的不懈追求以及对伤感主题的执著偏爱 ,诠释了他所主张的诗歌创作原则 ,即视觉和听觉、节奏和音韵、想象和情感间的和谐统一。诗人也采用了大量象征手法更突出了诗歌主题并渲染了气氛。诗是一场梦境 ,但读过良久之后仍意味隽永 ,令人回味无穷。     

“时尚胡闹”与诗意的丧失──第三代诗潮的得失回顾

“第三代”诗是“朦胧”诗后的一批青年诗人实验性诗潮的泛指。它已定格成为历史了；然而在它鼎盛时期的１９８６──１９８８年，却是风靡全国的“时尚”。首先要肯定的，第三代诗潮的涌现并非偶然，它是继朦胧诗后的又一次精神的解放。如果说朦胧诗人的历史功绩在于“把诗从政治工具中解放出来，恢复了诗的审美性质，显示了肯定自我的价值观。诗人将是有人道主义精神和忧患意识的自我引入诗中”①，那么更年轻的第三代诗人，则在反叛的道路上走向纵深，他们继续轰击原有新诗形成的意识形态硬壳，追求表现普通人的生存状态与生命体验，与之…     

诗，特殊的语言

凡以最精炼的形式，表现作者心灵感受，蕴含深厚，能弓发读者想象或能拔动读者心弦者，其语言即诗的语言。它与散文语言是有区别的。诗和其他文学体裁（抒情散文除外）内容之不同，在于它的心灵性，因而诗的语言是心灵的声音；诗人反映的世界是浸润了感情、“形质俱变”的意象，反映这些意象就不能不悖于表述实在事物常理的畸言规律，因而诗的语言不受语法约束，比较自由，“非规范性”；诗中的字、词组合为诗后，能创造神奇的氛围和境界，具有超越自身意义的功能，另外诗的语言还有一定程度的独立的审美价值，这是诗的语言功能的双重性。     

从象征主义到英美现代主义——论四十年代中国现代主义诗潮的英美现代主义转向

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严峻的现实以及诗歌自身发展的原因促成了中国现代主义诗潮的进一步成熟和深化。诗人们自觉反思象征主义诗歌的情绪感伤性和逃避现实人生的趋向,把视线投向更为注重经验和现实人生的后期象征主义及英美现代主义诗潮。从而完成了中国现代主义思潮从象征主义诗风到英美现代主义诗学的重要转向。这之中,卞之琳与冯至两位诗人,以他们出色的开风气之先的创作,率先架起了一座通向英美现代主义的桥梁。之后,围绕《诗创造》、《中国新诗》而集结的被称为“中国新诗”派诗人的创作实践,更为集中地体现这一现代主义诗潮之“转向”的重要成果。     

论李贺诗歌悖理的审美效应

针对杜牧等人对李贺诗歌“少理”的批评 ,指出李贺诗歌自有其独特的“事理”、“诗理”在 ,即有着表面上“欠理”、“反常”而实际上“合道”的所谓“悖理”现象 ,这是诗人创作上求新求变、求奇求险的反映与体现 ,是诗人审美感知时的知觉变异 ,是对艺术构思、表现的艺术变形 ,是形成其诗歌奇诡诞幻独特诗风的重要原因 ,具有一种“离形得似”、“无理而妙”的特殊而神奇的艺术审美效应。     

元杂剧的单向度叙述格局及其美学意义

“叙述者”，“叙述接收者”和“叙述格局”作为现代叙事学的几个术语，一般被用于说唱文学、史诗特别是小说等叙事文体的研究，将它们引入对戏剧的分析是否可行？柏拉图《理想国》在探讨文学的体裁即诗人“怎么说”的课题时，提出有两种“叙述”；一种是间接的“单纯叙述”，即“诗人永远不隐藏自己，不用分人名义说话”“，此时诗人外在于他描述的故事；另一种是直接的“摹仿叙述”，即诗人站在事件当事人的地位拟为其声、代其发言。戏剧（我们主要研究书面形态的戏剧文本）反映为若干个“摹仿叙述”的有序结合。这一结合能否有序的关键是…